面子不是表面的那份虚荣，而是实实在在的“里子”。很多时候的帝国秩序的维持，全依赖这份不入流的面子。不行三跪九叩？便是“不臣”；不称“天朝”，便是“无礼”。在权力精心编织的秩序，跪，得赏；不跪，得逐。当“跪与不跪”的礼仪成为一套表达臣服的机制，“里子”是否空虚已不重要，只要面子光鲜，这帝国便有了撑下去的能量。

为“跪不跪”，天朝上国与英夷展开持续数月争论

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受英王派遣，借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试图打开中国市场。马戛尔尼一行携带了大量的科学仪器与工业产品作为礼物，意图向乾隆展示英国的国力并请求开放通商口岸。

然而，使团在华期间，围绕觐见礼仪问题与清廷发生了激烈争执。

先是在广州，两广总督长麟按照乾隆帝谕旨，向马戛尔尼暗示“贡使需向皇帝行‘三拜九叩’礼”，并将英国国书称为 “贡表”。马戛尔尼当即澄清，自己是 “英国国王派往中国皇帝的使节”，而非 “贡使”，国书是 “平等君主间的通信”，而非 “贡表”。不过，为完成使命，马戛尔尼也做出妥协：“可向中国皇帝行英国王室礼仪（单膝跪地），但绝不行三跪九叩”。长麟深知乾隆对 “礼仪” 的重视，但又不敢强迫使团，于是在奏折中 “模糊表述”：“贡使虽初有异议，但已渐知天朝体制，似可劝其遵行”，同时加快护送使团北上。

1793 年 7 月，马戛尔尼的使团沿运河北上。并于当年8月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双方围绕“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 继续僵持。乾隆最初态度坚决，在谕旨中强调 “若不遵天朝礼仪，即令其回国，不必觐见”，甚至准备以 “贡使无礼” 为由终止接待。而负责接待的和珅清楚，若直接拒绝，恐 “有损天朝颜面”，且他早听闻英吉利“船坚炮利”，不宜轻易决裂。于是，和珅不得不向皇帝提出，西洋人因为进化未完全不能屈膝。虽然，这实在是一个荒缪至极的谎言，但乾隆似乎也找到了一个台阶，只得批示：“若其国俗向不行此礼，亦可从权办理。”

1793年9月，在热河行宫的正式觐见中，马戛尔尼仅行单膝跪地礼礼。当他向乾隆呈递国书时，乾隆坐在高座，马戛尔尼站立递交。而清廷的官方记录仍称此次拜见“恭行三跪九叩礼”，试图以此维护“天朝体面”。

马戛尔尼虽完成觐见，但其通商请求，遭到乾隆的拒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意识到通商谈判已无可能的马戛尔尼在 9 月底决定结束访华，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经广州离华。

但马戛尔尼此行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借此深入地观察了清廷。在其回国后的报告中，他向英王称：“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不堪的巨舰……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即可使其崩溃”。

这一判断，为英国武力打开清廷大门埋下伏笔。

1873年各国公使觐见中的“天朝颜面”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俄、美等国公使陆续进驻北京。但清廷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不便接见外男”为由，长期拒绝公使觐见。各国公使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违背条约精神，损害其国家尊严。

1872年同治帝大婚，1873年2月正式亲政。各国公使（英使威妥玛、法使热福理、俄使布策、美使镂斐迪等）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按国际惯例，以“鞠躬礼”或“脱帽礼”平等觐见新君，不行跪拜之礼。

清廷内部就此问题爆发严重分歧。以倭仁、徐桐等理学大臣为代表的保守派，坚持“祖制不可违”，认为皇帝乃“天子”，外夷觐见必须行跪拜礼。担忧若开此先例，“华夷之辨”将荡然无存，动摇国本。倭仁甚至上奏称：“若许夷使不跪，是自毁纲常，何以示天下？”

而另一方面，以恭亲王奕䜣、文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时势已变，列强武力强大，不可再以“天朝”旧梦自欺。指出《万国公法》已通行，平等外交为国际通例。李鸿章甚至致函总理衙门：“今与各国通商立约，实与往昔藩属不同，若强令跪拜，恐启衅端”。

对此，慈禧太后态度微妙：她既不愿破坏“祖制”，又惧怕列强借机生事，故默许奕䜣等人寻求折中方案。

经过数月争论，清廷于1873年6月在用来接见蒙古、回部等藩属的紫光阁举行首次外国公使集体觐见。各国公使行“三鞠躬礼”，未行跪拜。清廷在《实录》中刻意模糊处理，称“各国使臣觐见，礼成”，未提具体礼仪细节，以维护“体统”。日本公使副岛种臣在日记中写道：“清人自欺欺人，以文字游戏维持虚妄尊严，实可悲也。”

不过，这一“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保留天朝颜面”的折中方案，让西方公使虽未完全满意，但承认这是重大突破。

由礼而至的面子：“臣服”

“四夷宾服，乃祖宗积德所致，朕何敢不敬？”自西周以降，“礼”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天道”在人间的投射。《周礼》规定：诸侯见天子“执玉帛”，跪拜叩头，否则视为“不臣”。礼制实际上成为“臣服”的象征，对礼仪的任何僭越都是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清朝虽为满族政权，却似乎比汉族王朝更强调“礼制正统”。无论是康熙标榜的“继道统而新治统”，还是乾隆视“万国来朝”为盛世标志的自欺欺人，清廷在礼仪统制上从不含糊。《大清会典》甚至做出明确规定：凡外国使臣入觐，必须“习仪三日”，由礼部官员监督演练跪拜之礼。对清廷而言，外国使臣行跪拜礼，不是外交礼仪，更像是对其“天命所归”统治合法性的公开承认，也是向臣民展示“天命在兹”的政治剧场。

因此，维护“天朝面子”实际上，就是维护“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维护政权合法性，而这是实打实的“里子”。

只是这样的“里子”，其实早已早已千疮百孔。乾隆后期，帝国财政收入 80% 依赖 “地丁银”，而人口的增长早使其增长潜力耗尽。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记录：“沿途所见的农民，衣衫褴褛，面色蜡黄，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耕作，土地贫瘠却赋税沉重”。1796 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后，仅 3 年就耗空国库存银。

而至同治年间，经历鸦片战争失败的清廷早已见识洋人的“船坚炮利”，但仍然难以转向。 “中兴幻象” 之下，满族贵族仍然可以不纳粮、不当差，地方官员仍然可以通过 “火耗”盘剥百姓，而科举制选出的官员仍然缺乏近代常识，“人力资源”错配继续恶行循环。1873 年新科状元陆润庠，对 “蒸汽机原理”“国际公法” 一无所知，却能任翰林院修撰，参与朝政决策。

也因此，当清廷仍在纠结 “鞠躬还是跪拜”，西方已通过工业与军事优势，牢牢掌握了世界格局的话语权。而清廷在积贫积弱中，无论面子，还是“里子”，早就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