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把相机装进背包的时候，李秀芬正在厨房里下面条。挂面是超市快关门时打折买的，一把两块八，够吃三顿。沸水翻着白泡，她把面条散开丢进去，又抓了一把昨天剩的青菜叶子，菜叶边儿有点发黄，她摘掉扔进垃圾桶，剩下的丢进锅里。灶台上的油烟机嗡嗡响着，这声音她听了十二年，从搬进这个六十平米的老两居那天起就没变过。抽不干净那股子油烟味，混着隔壁邻居家熬中药的气味，从纱窗缝里钻进来。隔壁老太太有风湿，每天早晚两顿药，药味顺着楼道往上爬，整栋楼都闻得见。楼下有人在遛狗，狗链子拖在地上哗啦哗啦响，偶尔吠两声，很快又被主人喝住。
“又出去？”她没回头，声音被油烟机盖住一半。她问这话的时候手里还攥着筷子，筷子上沾着面汤，滴了一滴在灶台上。她其实不想问。她知道汉斯每天这个点出去。她只是觉得屋里太静了，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地响，那声音像一个人在叹气。
“嗯，今天天气好，想试试凌晨的光线。”汉斯的中文带着巴伐利亚口音的粗粝，像砂纸磨过木头。有些字他咬不准，比如“光”他总说成“逛”，但李秀芬已经听习惯了，能自动翻译。他站在门口系鞋带，先系左脚，再系右脚，每次都这样，顺序从来不错。鞋带是黑色的，磨得起毛，他舍不得换，说新鞋带硌手。“他们说这个季节的雾，只有凌晨四点有。过了五点就散了，太阳一出来，什么都没了。”
李秀芬把面条捞进碗里，汤水溅了几滴在灶台上。她拿抹布擦掉，动作很慢，慢到汉斯已经穿好了那双磨得发白的运动鞋，站在门口等她说话。她其实想说“带件外套，早上凉”，但话到嘴边变成了：“面坨了。”
“回来吃。”他说。
门关上了。锁舌咔嗒一声落进锁孔，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越来越轻。李秀芬端着那碗面坐到餐桌前，筷子挑起来又放下。面确实要坨了，面条吸饱了汤，涨成软塌塌的一团。她扒了两口，没什么味道，又加了点酱油，还是没味道。她索性不吃了，把碗推到一边，拿起手机看时间。三点四十七分。窗外黑得像一口井，路灯的光落在楼下的垃圾桶上，照出几片没扔进去的菜叶子。有一只野猫在翻垃圾桶，动作很轻，耳朵竖着，听见动静就跑了。李秀芬认得那只猫，黑白花的，尾巴断了一截。她有时候会把剩饭放在垃圾桶旁边的石台上，第二天早上就没了。她不确认是不是那只猫吃的，但她愿意这么想。
汉斯是去年春天搬来的。德国人，在城南的职业技术学院教德语，租了李秀芬楼上那间一居室。这栋楼是九十年代初建的，墙皮一块块往下掉，楼道里的扶手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楼上那间空了半年，之前住的是个跑外卖的小伙子，半夜回来总把电动车推进楼道，充电线从窗户吊下来，物业管了几次管不住，后来小伙子搬走了，房东把房子挂到网上，汉斯是第一个来看房的。他上楼的时候李秀芬正好开门倒垃圾，两个人打了个照面。汉斯朝她点了点头，用生硬的中文说了句“你好”。李秀芬也点了点头，没说话。她那时候对这个外国人没什么印象，只觉得他个子高，头发有点卷，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他第一次敲门是来借扳手，说水龙头漏水，物业要等到周一。那天是周六傍晚，李秀芬刚下班，围裙还没来得及解。她翻出工具箱，那是陈默他爸留下的，里面什么都有，生锈的扳手、半卷生料带、几颗不同型号的螺丝钉。她把工具箱递给汉斯，汉斯蹲在楼道里翻了半天，找出一把活动扳手，说“这个就行”。后来他蹲在楼上厨房地上修了半天，李秀芬在楼下听见水管子先是哗哗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了。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汉斯来还工具箱，脸上挂着水珠，袖子也湿了半截，说“好了”。他说话的时候用手背抹了一下脸，结果把水珠抹成了几道灰印子。李秀芬差点笑出来，但忍住了。她转身回屋拿了条干毛巾递给他，汉斯愣了一下才接过去，说了声谢谢。他的中文发音很奇怪，“谢”字发成“些”，李秀芬这次真笑了。
后来他常来借东西，有时候是酱油，有时候是创可贴。有一回他来借针线，说要缝背包的带子，李秀芬看着他笨手笨脚地穿针，线头在针眼里戳了半天没进去，最后她接过来帮他穿好了。汉斯把背包放在膝盖上，一针一针缝，针脚歪歪扭扭的，但结实。他缝完了举起来给她看，像个等着表扬的小孩。李秀芬说“还行”，他说“你教得好”。其实她根本没教，就是帮他穿了个针。再后来，他把自己的相机包放在了李秀芬家的鞋柜上。那是个黑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一台旧相机，机身有磨痕，镜头边上贴着一圈胶布。他说放在楼上怕潮，楼下有烟火气，对相机好。李秀芬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借口，但她没让他拿走。
“你前夫呢？”有一次汉斯问她。那时候他刚搬来两个月，两个人坐在李秀芬家的餐桌前吃她做的西红柿鸡蛋面。汉斯吃面的时候声音很大，吸溜吸溜的，但他自己没意识到。李秀芬看着他吃，自己碗里的面还没动几口。
“死了。”李秀芬说。
其实没死，只是跟一个做直销的女人去了南方，走的时候连儿子的抚养费都没留。那是陈默六岁那年的事。李秀芬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她下班回家，发现衣柜空了一半，他的衣服没了，抽屉里的存折也没了。存折上有八千块钱，是她攒了两年准备给陈默上学用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就写了一句话：我走了，别找我。她没找。她坐在床边坐了一整夜，陈默在隔壁房间睡觉，偶尔翻个身，嘟囔几句梦话。第二天她照常去上班，跟谁也没说。厂里有人问起来，她说他出差了。后来时间长了，人家也就不问了。她也没哭。她觉得自己可能哪里坏掉了，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后来她妈去世的时候她也没哭，站在殡仪馆里，看着炉子冒出来的烟，心里空荡荡的。陈默倒是哭了，那时候他十二岁，趴在她肩膀上哭得直抽，她拍着他的背说“没事，没事”。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安慰儿子还是在安慰自己。
儿子陈默今年大二，每个月生活费都是李秀芬在超市理货挣出来的。她一个月挣两千四，房租八百，水电煤两百，给陈默一千二，剩下两百是自己吃饭和坐公交的钱。她很少买衣服，穿的还是前几年厂里发的工装，蓝色卡其布，洗得发白。她不化妆，一支口红用了三年还没用完。同事喊她去逛街，她总说家里有事。其实没什么事，就是舍不得花钱。她算过账，如果每个月能省下五十块，一年就是六百，够给陈默买双好点的鞋。陈默脚长得快，半年就要换一双。
这些她没跟汉斯说，也没跟任何人说。她觉得说了也没用，日子还是得自己过。
汉斯凌晨出门拍照的习惯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他说柏林的夜里也安静，但那种安静不一样。柏林的安静是冷的，街上一个人没有，路灯照着雪，连只猫都看不见。在中国的老小区里，他发现了某种他形容不出来的东西。他说那种东西跟“活着”有关。凌晨四点的街头，有环卫工在扫落叶，竹扫帚一下一下划在地上，声音很规律，像有人在打拍子。有早餐摊主支起棚子，铁皮棚子吱呀一声撑开，灯一亮，热气就冒出来了。有喝醉的年轻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哭，哭完了站起来拍拍裤子，摇摇晃晃地走了。他把这些拍下来，洗成照片，贴在客厅墙上。李秀芬第一次去他屋里，看见那面墙，愣住了。整整一面墙，贴了几十张照片，有黑白的，有彩色的，有的大有的小。她在这个小区住了十二年，从来没注意过这些。她每天从这些人身边走过，但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
“你不怕吗？”她问。一个外国人，半夜在街上晃。
“怕什么？”
“怕被抢。”
汉斯笑了，说他在汉堡被抢过两次，一次是手机，一次是钱包。在这儿连个白眼都没收到过。他说有一回他在巷子里拍照，有个老太太以为他迷路了，硬是要带他出去，他说不用不用，老太太拉着他的袖子走了半条街，最后他只好跟着走。李秀芬听着，嘴角动了一下。她知道那个老太太，是隔壁单元的刘奶奶，耳背，说话嗓门特别大，总怕别人听不见。
“你为什么拍这些人？”她问。
汉斯想了一会儿，说：“因为他们不装。”
李秀芬没接话。她把汉斯桌上的照片一张一张看过去。有一张拍的是卖早点的王姐，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笑得露出牙花子，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李秀芬认得王姐，她的摊子在小区门口摆了七八年，豆浆一块五一碗，茶叶蛋一块钱一个。李秀芬有时候早上来不及做饭就去她那儿买两个包子，王姐总多给她一个，说“你太瘦了”。李秀芬每次都推辞，推辞不过就收下，下回多买一个茶叶蛋。还有一张拍的是收废品的老赵，骑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堆满了纸箱和塑料瓶，他坐在车座上，手里捧着一本翻烂了的武侠小说，看得入迷。李秀芬认得那本书，是《射雕英雄传》，她小时候也看过，书页泛黄，封面都快掉了。老赵每天下午来小区收废品，喇叭里放着“收废品喽——收废品喽——”，声音拖得很长。李秀芬卖过几次纸箱给他，他称秤的时候总把秤杆压得低低的，算钱的时候又抹掉零头，多给她五毛一块。李秀芬知道他不容易，老伴瘫在床上，儿子在工地上摔断了腿，一家人的开销都靠他收废品。
李秀芬把面碗放进水池，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水哗哗地响，她把碗里的面汤倒进下水道，面条用筷子夹出来扔进垃圾桶。她想起陈默小时候，她上夜班回来，也是这个点。那时候她骑自行车，从纺织厂到家要四十分钟，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拉菜的农用车从身边开过。她骑得飞快，心里只想着陈默一个人在家会不会踢被子。那时候陈默才七八岁，她上夜班的时候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邻居张婶帮忙照看，每天晚上过去看一眼，给他热口饭。有一回她下班回来，看见陈默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睡着了，怀里抱着她的枕头。张婶说他半夜醒了找不到妈妈，抱着枕头坐在门口等，怎么劝都不进去。李秀芬把陈默抱回屋里，他醒了，迷迷糊糊地叫了声妈，又睡着了。那天晚上她坐在床边看了他很久，心里想，再熬几年，等他大了就好了。后来陈默长大了，不再踢被子，也不再抱着她的枕头坐在门口等她。他有了自己的手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世界。他不再需要她了。有时候她给他打电话，他说“妈我忙着呢，一会儿给你回”，那个“一会儿”往往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手机响了一声。是汉斯发来的照片。第一张是环卫工老周靠在路灯杆上吃馒头，蒸汽从塑料袋里冒出来，糊了他的镜头，照片边缘有一团白雾。第二张是路口卖豆浆的王姐，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笑得露出牙花子，和墙上那张一样，只是角度不同，王姐身边多了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她儿子，低着头在看手机。第三张，是李秀芬自己。
她愣了。照片里她站在超市的货架前，侧着身子，手里拿着一瓶酱油，眉毛微微皱着。那是前天下午的事，她不知道汉斯什么时候去的超市，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按的快门。她穿着那件蓝色的工装，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有几缕掉下来搭在脸上。她从来没觉得自己好看过，这张照片里更不好看，眉头皱着，嘴角往下撇，像是在跟谁生气。但她认得照片里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她，每天站在货架前理货，算着钱过日子，把酱油瓶子擦了一遍又一遍。那个人活得很累，但她认得出那是自己。
“这张删了。”她打字。她的手指粗，按在屏幕上总按不准，打这几个字用了半天。
“不删。”
“难看。”
“不丑。”
李秀芬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她四十三岁了，头发白了一半，染过几次，后来懒得染了。染发剂一盒三十多块，够买三斤排骨了。她把白头发拢到耳朵后面，用皮筋扎紧，看不出来就行。体重比离婚那会儿重了十五斤，腰粗了，穿什么衣服都显壮。她已经很多年没人说过她“不丑”了。陈默没说过，她妈活着的时候也没说过。她妈只会说“你太瘦了，多吃点”或者“你又瘦了，别光顾着省钱”。她妈走了以后，连这样的话也没人说了。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起身去关厨房的灯。窗帘没拉严，外面有一道橘黄色的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汉斯的相机包上。她走过去，把窗帘拉好，指尖碰到相机包的拉链，金属的，凉凉的。她顺着拉链摸下去，碰到一个鼓包，是相机的外壳。她没打开，只是摸了摸，然后把手收回来。
她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那道裂纹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她刚搬进来那年就有了，补过两次，每次都重新裂开。第一次是陈默还小的时候，她买了一袋腻子粉，自己和了水，拿铲子抹上去，抹得坑坑洼洼的，但好歹盖住了。过了两个月，又裂开了。第二次是陈默上初中的时候，她找了个师傅来修，花了八十块钱，师傅说这次保证不会再裂。结果入冬暖气一供，又裂了。后来她不管了，就当那是房子的一部分。那裂纹其实一直在变，她有时候觉得它变长了，有时候又觉得它变宽了。她每天晚上躺在这里，闭眼之前看它一眼，睁眼之后又看它一眼。看得久了，觉得那裂纹像一棵树，从天花板上长下来，长进她的日子里。
陈默是周六下午回来的。他进门就躺在沙发上，鞋子也不脱，一只脚搭在扶手上。李秀芬在厨房切土豆丝，听见动静探出头，看见他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头发也长了，遮住半个耳朵。他穿着的那件外套还是去年过年她给他买的，灰色夹克，拉链坏了一半，用别针别着。
“钱不够用了？”她问。
“不是。”陈默翻了个身，脸冲着沙发靠背。沙发是旧的，布面磨得起球，靠背上有几道口子，露出里面的海绵。他小时候在这张沙发上蹦来蹦去，把弹簧蹦坏了一根，后来一坐上去就往下陷。李秀芬一直想换，但一直没换。“学校要交培训费，三千。”
李秀芬手里的刀停了。三千块，她得在超市站半个月。超市理货，一天站八个小时，一个小时八块钱，一天六十四块。半个月不吃不喝才九百多，剩下的还得从别的地方挤。但她没有犹豫，只说：“周一给你转。”
“我爸联系我了。”陈默的声音闷在沙发里，像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李秀芬继续切土豆丝，刀落在砧板上，一下一下，很均匀。土豆丝切得细细的，她练了十几年，切出来的丝能穿过针眼。以前纺织厂的食堂师傅教她的，说刀要快，手要稳，心要静。她那时候年轻，切得乱七八糟，师傅骂她“心里有事就别拿刀”。后来她心里真有事了，切得反倒越来越好了。
“他说想见我。”
“你去啊。”
“他说想让你也去。”
刀停了。李秀芬看着切了一半的土豆，上面有一道褐色的疤，她拿刀尖剜掉，扔进垃圾桶。她的手很稳，一点没抖。但她知道自己心跳快了，咚咚咚的，像有人在胸口敲鼓。她把刀放下，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转过身来。陈默还是趴在沙发上，脸埋着，看不见表情。
“我不去。”
“妈——”
“他走的时候你才六岁。”李秀芬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段别人的话。“他连你生日都记不住，现在想起来见你，你不觉得可笑吗？”
陈默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脚上的运动鞋在沙发垫上蹭出两道灰印。他低着头，两只手搓着膝盖。李秀芬看着他的头顶，发现他的头发里也长了白头发，几根，藏在黑发里面，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他才二十岁，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她想问问他学校里的事，问问他的朋友，问问有没有谈对象。但她张不开嘴。她和陈默之间隔着一道什么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就是过不去。每次她想往前走一步，那道东西就往前挪一步，永远挡在中间。
“他说他病了。”
李秀芬转过身。厨房的灯光从她背后打过来，脸上的表情看不清。
“什么病？”
“肝上的。他没细说。只说挺严重的，想见见我。”
李秀芬没说话。她把切好的土豆丝装进盘子里，用保鲜膜盖上，放进冰箱。然后她把案板洗了，刀擦了，灶台抹了一遍。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仔细，每个动作都做到了位。陈默在客厅里坐着，偶尔看一眼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那天晚上李秀芬没吃饭。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听见陈默在客厅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她听不清说什么，只听见他偶尔笑一声。那笑声很陌生，像是从另一个地方长出来的。她认识的那个陈默不会这样笑，他小时候笑起来咯咯咯的，像母鸡下蛋。后来长大了一点，笑起来捂着嘴，不好意思。再后来，他就不怎么笑了。李秀芬躺在床上，听着客厅里的动静。陈默打完了电话，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她听见门响，是汉斯来了。两个人在客厅说话，汉斯的声音低低的，陈默偶尔答一句。她听不清说什么，但她听得出汉斯说话的节奏，慢悠悠的，不着急。他说话总是这样，好像日子还很长，不用赶。李秀芬有时候觉得他太慢了，急得慌；有时候又羡慕他，觉得慢点好。
第二天早上，李秀芬在超市上班的时候，手机响了三次。她没接。第四次，是汉斯打来的。她正在给方便面货架补货，手里抱着一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箱子上落了灰，蹭了她一袖子。她把箱子放在地上，直起身来接电话。
“陈默走了。”
“嗯。”
“他留了一封信。”
李秀芬把货架上的方便面一袋一袋码整齐，手很稳。旁边的大姐问她中午吃什么，她说随便。大姐说“食堂今天有红烧肉”，她说“那我去看看”。她把电话挂了，继续码方便面。五袋一排，整整齐齐，标签朝外。她码到第三排的时候手停了一下，然后接着码。那天上午她一共补了六箱方便面，擦了三个货架，帮两个老太太找了酱油。中午她去食堂打了一份红烧肉，吃了两口就放下了，肉太肥，她吃不下。
晚上李秀芬回到家，在门口的脚垫下面摸到了那封信。信封是白色的，超市买的那种最便宜的信封，上面印着红色的“xx超市”字样，是她去年给陈默寄生活费时用的。信封上陈默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他写字一直这样，手腕没劲，横不平竖不直。李秀芬说过他多少次，他改不了。她把信拿在手里，没马上拆。她先换了鞋，洗了手，把早上剩的粥热了热，坐在餐桌前喝了两口。粥有点馊了，她没尝出来。她喝了两口放下，才把信拆开。
信很短。陈默说他想去看看他爸，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爸。他说他知道李秀芬这些年不容易，但他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他想自己去看看，不想以后后悔。最后一行写的是：妈，你也要过自己的日子。
李秀芬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她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信封上除了她的名字，还贴了一张邮票，是学校门口小卖部卖的那种八毛钱的邮票，图案是一朵牡丹花。她不知道陈默是什么时候写的这封信，也许是他来之前就写好了，放在口袋里，等走的时候才掏出来。她也不知道汉斯是怎么拿到这封信的，也许是陈默走的时候塞给他的。她没问。
她抬头看见汉斯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咖啡是速溶的，雀巢三合一，超市里卖十九块八一盒，她给汉斯买过两盒。他总说中国的速溶咖啡比德国的甜，但他喝得挺来劲。
“我能进来吗？”
她点了点头。
汉斯坐在她对面，咖啡放在桌上没喝。他说他小时候，父母离婚，他跟了母亲。母亲是小学老师，每天早出晚归，他一个人在家，自己热饭，自己写作业，自己上床睡觉。他恨过他父亲，恨了十年。那十年里他每次想到父亲就牙疼，是真疼，左边最里面的那颗磨牙，一疼疼好几天。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他收到一封信，是父亲临终前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他几乎认不出来。信里说对不起，说想见他一面，说知道他不愿意来，所以不勉强。他站在墓前，把信看了一遍，发现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那种空，比恨还难受。
“我不是劝你去见他。”汉斯说，“我只是觉得，你有权利恨他，也有权利不恨。”
李秀芬看着那杯咖啡，热气一点点散开，在空气里消失。她想起陈默六岁那年，腊月二十三，她下班回来发现衣柜空了一半。那天晚上她坐在床边坐了一整夜，陈默在隔壁睡觉。第二天她送他去幼儿园，他背着那个蓝色的小书包，回过头冲她挥了挥手，说“妈妈再见”。她站在幼儿园门口，看着他跑进去，消失在一群孩子中间。她那时候想，她这辈子就这样了，把陈默养大，等他结婚生子，她就完成任务了。她没想过自己还能有什么日子。她的日子就是陈默的日子。
“我想跟你去拍一次。”她说。
“什么？”
“凌晨四点。我想去看看。”
汉斯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好。”
那天晚上李秀芬没睡。她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她想起很多事。她想起第一次见到陈默他爸是在纺织厂的食堂里，他排在她前面打饭，回头问她借饭票。她借了，两块五。他第二天还给她，多还了五毛，说“利息”。她没要那五毛，他也没坚持。后来他们处对象，他带她去看电影，路上买了一包瓜子，她没嗑，揣在口袋里，揣了好几天。再后来他们结婚，在纺织厂的礼堂办的，摆了六桌，他喝多了，拉着她的手说“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她信了。她那时候真信了。后来陈默出生，他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说“像我，鼻子像我”。她躺在产床上，看见他那个样子，觉得这辈子值了。再后来，他走了。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她把他的东西收进一个纸箱，放在楼道里。第二天纸箱不见了，不知道是被人收走了还是他自己回来拿的。她也没问。
三点半，她穿好外套，站在门口等汉斯。她穿了那件蓝色的工装，又脱了，换了一件灰色的夹克，是陈默上高中时穿剩下的。夹克的拉链坏了，她用别针别着。她对着镜子看了看，觉得自己老了很多。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扇子骨。她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扎紧了一点，然后开门下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汉斯下来的时候背着两个相机包，看见她，愣了一下。
“你真要去？”
“嗯。”
他们从小区后门出去，先经过菜市场。菜市场白天热闹，卖菜的卖肉的卖鱼的挤在一起，吆喝声此起彼伏。晚上摊子都收了，地上湿漉漉的，踩上去黏脚。卖鱼的摊位上盖着塑料布，血水从缝隙里渗出来，在路灯下泛着暗红的光。有一股腥味，混着烂菜叶子的味道，从地沟里泛上来。扫地的老周正在往三轮车里倒垃圾，看见汉斯，招了招手。
“又来了？”
“嗯。今天带了个朋友。”
老周看了李秀芬一眼，笑了。“这不是超市的小李吗？”
李秀芬也笑了。“周叔。”
“你跟他一块儿拍？”
“来看看。”
老周点了点头，把扫帚靠在车帮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暗的，照出他脸上的褶子。他今年六十七了，扫了二十年的街，每天凌晨三点起，四点开工，扫到早上七点。李秀芬在超市上班的时候总能看见他，他推着那辆绿色的大垃圾桶，上面插着扫帚和铁锹。她有时候给他带一瓶水，他接了，说声谢谢，然后继续扫。
他们继续往前走。过了两个路口，人渐渐多起来。早餐摊冒着白烟，油条在锅里翻滚，发出细碎的滋滋声。炸油条的是个中年女人，头发用头巾包着，脸上油光光的。她男人在旁边揉面，两只手插在面团里，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李秀芬认得他们，他们在这个路口摆了六年摊，风雨无阻。有一回下大雨，棚子塌了，他们第二天照样出摊，棚子用塑料布重新搭的，歪歪扭扭的，但还在。油条还是一样炸，豆浆还是一样卖。
有个年轻人坐在路边的石墩上，手里握着一瓶啤酒，脚边已经摆了三个空罐子。他穿着西装，但领带松了，衬衫领子也歪了。他抬头看见汉斯的相机，没躲，反而咧嘴笑了。汉斯按了快门。
李秀芬站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年轻的时候，刚嫁给陈默他爸那会儿，有一次也是凌晨四点。他们吵架了，为什么吵她忘了，反正是鸡毛蒜皮的事。她赌气出门，在街上走。那时候的街跟现在不一样，没有路灯，也没有早餐摊。路是土路，两边是平房，偶尔有狗叫。她走了很久，最后在河边坐下来，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河面上有雾，薄薄的一层，像纱。她坐在河边哭了一场，哭完了觉得心里好受了点。后来陈默他爸找到了她，手里拎着一袋包子，什么也没说，递给她就走了。她拿着那袋包子，哭了。包子还是热的，肉馅的，咬一口直冒油。她吃完了，回家了。后来他们再吵架，她再也没半夜跑出去过。她学会了忍着。忍到陈默他爸走了，她还在忍。
“想什么呢？”汉斯问。
“没什么。”李秀芬接过他递来的相机，沉甸甸的，比想象中重。她透过取景器看出去，看见环卫工老周正弯着腰扫最后几片落叶，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像雨。她按了一下快门。声音很轻，咔嗒。她吓了一跳，怕把老周惊动了。但老周没回头，继续扫他的地。
“这张怎么样？”她把相机递回去给汉斯看。
汉斯看了很久。“很好。”他说，“你拍的是他，但也是你自己。”
李秀芬没说话。她看着老周把扫帚扛在肩上，慢慢走远。天边开始泛白了，从深蓝变成浅蓝，再变成一抹淡红。她从来没在这个时间看过日出。以前上夜班的时候，她只想着赶紧回家，赶紧睡觉，赶紧开始第二天的日子。她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她总是在赶路，赶回家给陈默做饭，赶去上班挣钱，赶着把日子一天天过完。她从来没想过，天是怎么亮的。
“汉斯。”
“嗯。”
“你为什么要留在中国？”
汉斯想了想。“因为我在这里可以半夜拍照，没人管我。”他顿了一下，“还因为，这里的人让我觉得，活着可以不用那么用力。”
李秀芬低下头。她的鞋尖沾了一点泥，是刚才路过菜市场的时候踩到的。她想起陈默小时候，她每天送他去幼儿园，路上经过一个水坑。陈默每次都跳过去，溅起水花，然后回头冲她笑。他的门牙掉了一颗，笑起来漏风。后来陈默长大了，不再跳了，也不再回头了。有一天她发现陈默走路的时候跟她并排，不再牵着她的手。她把手伸过去，他躲开了，说“妈，我大了”。她把手收回来，插进自己兜里，没说话。
“我想去见他。”她说。
“谁？”
“陈默他爸。”
汉斯没接话。他把相机装回包里，动作很轻。
“但我不原谅他。”李秀芬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他现在什么样。”
“那陈默呢？”
“陈默有他自己的路。”李秀芬抬起头，天已经亮了，阳光从楼缝里漏下来，落在她的脸上。她眯了眯眼。“我不能替他走。”
他们走回小区的时候，已经六点多了。早餐摊的香味飘过来，混着豆浆和油条的味道。李秀芬在楼道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街道。老周的三轮车停在路边，车斗里的落叶堆得冒了尖。王姐的豆浆摊前排着三四个人，都是熟面孔。那个喝啤酒的年轻人已经走了，石墩上只剩下一个空罐子，被风吹得滚来滚去。李秀芬看了那个罐子一会儿，忽然觉得它有点孤独。她走过去，把罐子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
“明天还去吗？”汉斯问。
“去。”李秀芬说，“但是明天我想拍那个卖豆浆的。她笑起来好看。”
汉斯笑了。他们一前一后上楼，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李秀芬打开门，看见餐桌上那碗馊了的粥还在。她端起来倒掉，把碗洗了，放在沥水架上。然后她走进卧室，拉开窗帘。
阳光一下子涌进来，照在那道裂纹上。她看了很久，最后伸出手，顺着那道纹路摸了一遍。指腹下是粗糙的墙皮，还有一点点暖意。那裂纹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再从墙角拐个弯，一路往下，一直延伸到床头的位置。她以前觉得它碍眼，现在看着，觉得它像一棵树，枝枝杈杈的，长在天花板上。她想，也许该找个人来修修，也许不修也行。
手机响了。是陈默发来的消息：妈，我到了。他状态还行，就是瘦了。你照顾好自己。
李秀芬打字：知道了。你也是。
她想了想，又发了一条：有空回来吃饭。我给你做排骨。
陈默回了一个笑脸。
她把手机放下，走到窗前。楼下，汉斯正把相机装进背包，准备去学校。他抬头看见她，挥了挥手。李秀芬点了点头，没笑，但眼睛里有光。
那天下午，李秀芬去了超市。她跟经理请了两天假，经理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看个人。经理没多问，说“那你把排班表重新贴一下”。她把排班表重新贴了，然后去更衣室换了衣服。更衣室的镜子有一道裂缝，从中间斜着裂到边上。她站在镜子前面，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扎完了又松开，再扎一遍。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口红，是去年超市搞活动送的，她一直没用过。她拧开口红，对着镜子涂了一点。颜色太红了，她拿纸巾擦掉一半，看着自然了一点。她把口红装回口袋，拎起包，出了超市的门。
她不知道陈默他爸住在哪个医院，也不知道他病成了什么样。但她知道她要去。她不打算原谅他，也不打算骂他。她就是去看看。看看那个二十年前拎着一袋包子找到她的人，现在什么样了。看看那个说“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人，现在躺在哪张床上。她想看看。
李秀芬坐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车。车上人不多，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街景。这条路她走了十几年，从纺织厂到超市，从超市到家，从家到陈默的学校。她从来没觉得这条路长，但今天她觉得它很长。她看着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叶子落了，树枝光秃秃的。她想，等陈默回来的时候，树该发芽了。
公交车拐了个弯，火车站的大钟楼出现在前面。钟楼上的钟停了，指针停在四点零三分。李秀芬看了一眼，觉得那个时间挺好的。凌晨四点零三分，天还没亮，但快了。
她下了车，走进候车厅。厅里人不多，几个农民工蹲在地上吃泡面，一个年轻妈妈在哄孩子睡觉，还有一个老头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李秀芬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把包放在膝盖上。她从包里摸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陈默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这次她觉得没那么难看了。
她掏出手机，给汉斯发了条消息：我走了。
汉斯很快回了：路上小心。
她又打了一行字：谢谢你。
汉斯回了一个笑脸，跟陈默发的一模一样。
李秀芬把手机收起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她听见广播里在报站，一个女声，普通话很标准，说“开往广州的K1234次列车开始检票”。她睁开眼睛，站起来，拎着包往检票口走。检票口排了几个人，她站在最后面，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一个过去。轮到她的时候，她把票递过去，检票员看了一眼，咔嚓剪了个口，还给她。
她走过检票口，上了天桥。天桥下面停着那辆绿皮火车，车身上有一道道锈痕。她沿着天桥往下走，找到了自己的车厢。上车的时候列车员扶了她一把，她说了声谢谢。她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的，把包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她坐下来，看着窗外。站台上有人在挥手，有人在跑，有人在喊。她看见一个女孩追着火车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蹲在地上哭。火车开了，慢慢动了，站台往后退，房子往后退，城市往后退。李秀芬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她熟悉的东西一样一样消失。
火车出了城，两边变成田野。田里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偶尔有几个人在烧秸秆，烟升起来，被风吹散。李秀芬把脸贴在窗户上，玻璃冰凉冰凉的。她想起陈默六岁那年，她带他坐火车去她妈家。陈默第一次坐火车，兴奋得不行，趴在窗户上看了一路，问这问那。她那时候烦他吵，让他安静点。现在她想让他吵，他也不吵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照片，是汉斯洗出来塞在她门缝里的，就是她在超市货架前的那张。她把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照片里的她皱着眉，嘴角往下撇，像个怨妇。但她觉得那个人挺真实的。那个人就是她，每天站在货架前，把酱油瓶子擦了一遍又一遍，把方便面码了一排又一排。那个人活得很累，但她认得出那是自己。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汉斯写的，用铅笔：你拍的是他，但也是你自己。
李秀芬把照片收好，放进包里。她靠着窗户，闭上眼睛。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一下一下，很规律。她觉得自己像是坐在一条船上，摇摇晃晃的，往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去。但她不害怕。她不知道前面等着她的是什么，也许是陈默他爸躺在床上插着管子的样子，也许是陈默坐在走廊里低头玩手机的样子，也许什么都没有。但她知道她要去。她活了四十三年，第一次自己决定要去哪里。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村庄后面是一片麦田，麦田尽头是天边。天边有一道淡红色的光，太阳快出来了。李秀芬睁开眼睛，看着那道红光一点一点扩大，把云染成粉的、金的、紫的。她想起汉斯说过的话，说凌晨四点的雾只有这个季节有，过了五点就散了，太阳一出来，什么都没了。她想，她赶上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给汉斯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我看到日出了。
汉斯回：拍下来了吗？
李秀芬看了看窗外，那道光越来越亮，照在田野上，照在村庄上，照在火车上。她笑了笑，打字：没有。但记住了。
她把手机收起来，重新靠在椅背上。火车继续往前开，哐当哐当的，像在说话。她听着那个声音，觉得它在说：往前，往前，一直往前。
李秀芬闭上眼睛，嘴角带着一点笑意。她不知道这趟车要开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但她觉得挺好的。她就这么坐着，看着窗外，听着火车的声音，往前面去。前面有什么，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天亮了。
火车驶过一片水塘，水面映着朝霞，红彤彤的。李秀芬睁开眼，看见水塘边站着一个人，穿着环卫工的衣服，手里拿着扫帚，正在看日出。她想起老周，想起王姐，想起那个喝啤酒的年轻人。她想，等回去了，她要跟汉斯再去拍一次。拍王姐的豆浆摊，拍老周的扫帚，拍菜市场的血水，拍楼下的野猫。她要把这些都拍下来。她要把自己拍下来。四十三年了，她还没有好好看过自己。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站台上很空，只有几个卖东西的小贩，推着车卖茶叶蛋和矿泉水。李秀芬从窗户看出去，看见一个老头蹲在站台边上，手里捧着一碗面。那碗面冒着热气，他用筷子挑起来，吹了吹，放进嘴里。他的动作很慢，一口一口吃，像是在品什么好东西。李秀芬想起自己早上那碗馊了的粥，想起汉斯那碗回来吃的面。她想，等她回去，她要给自己好好做一碗面。不放青菜叶子，放两个荷包蛋。
火车又开了。李秀芬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见对面座位上坐着一个女人。女人四十来岁，穿着打扮跟她差不多，脸上也带着倦意。女人也在看窗外，手里攥着一袋饼干，没拆开。李秀芬看了她一眼，女人也看了她一眼，两个人点了点头，没说话。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李秀芬闭上眼睛，听着那声音，觉得心里很静。她想，这就是她的日子。不好，也不坏。她过了四十三年，前二十年为父母活，中间十年为丈夫活，后面十几年为陈默活。现在，她想为自己活。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每天凌晨四点，拿着一台相机，在街上走一走。
火车驶过一片树林，树枝上挂着霜，白茫茫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霜上，亮晶晶的。李秀芬看着窗外，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年轻的时候，大概二十岁出头，在纺织厂的食堂里，有个师傅说她手巧，切菜切得好。师傅说“你这双手，要是学点别的，能成事”。她那时候没当回事，笑笑就过去了。现在她想起来，觉得师傅说得对。她的手确实巧。她能把土豆丝切得穿针，能把货架理得整整齐齐，能把日子过得滴水不漏。她只是没把这些当回事。
火车继续往前开。李秀芬从包里摸出那支口红，又涂了一点。她对着窗户玻璃照了照，玻璃上映出她的脸，模糊的，但看得出轮廓。她觉得自己还行。她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也许见到陈默他爸，她会哭，会骂，会转身就走。也许她什么都不会做，就是站在门口看一眼，然后回来。但她要去。她要去把这件事做完。做完了，她就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
火车驶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驶过一片麦田又一片麦田，驶过一座桥又一座桥。李秀芬靠着窗户，看着外面，心里想着一碗面。面里要放两个荷包蛋，蛋黄要溏心的，一咬就流出来。她想着那碗面，觉得饿了。
天亮了，火车继续往前开。李秀芬坐在车上，看着窗外，嘴角带着一点笑意。她活了四十三年，第一次觉得，日子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