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篮缺少关键时刻能拿球的人，这场CBA揭幕战暴露的一个问题是：外援23投7中仍承担大量出手，本土球员却很少拥有带着失误继续处理进攻的机会。
上海102比68击败深圳，34分的差距很大。我更在意拉塞尔的23次出手。赢得这么轻松的一场球，恰好让“谁来承担进攻、谁能在低效中继续尝试”这个问题变得扎眼。
拉塞尔全场23投7中，得到21分；深圳外援史密斯22投5中，得到18分。两人的运动战命中率分别约为30%和23%。手感不好，大量出手仍然落在他们身上。
先别急着把这叫作乱打。
这份全场统计没有交代每次出手前的防守压力，也不能把23次投篮全部算成个人强攻。它能确认的是，两名效率不高的外援，依然承担了不少进攻终结任务。
我会在这两组数字上多停一下，是因为讨论本土球员培养时，大家常数“给了多少机会”，很少追问机会能保留多久。投进以后继续打，和投不进时还能接着处理球，训练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
揭幕战开打前，杜锋在解说席上谈到中国男篮成绩时，把问题指向联赛中的角色分工：关键时刻球在外援手里，本土球员习惯跑位、拉开、接球再传，到了国家队却要承担最后几分钟的得分。
这段话值得拆开听。“接球再传回去”，听着只是一次很普通的传递，里面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比赛任务。
一种是接球前已经有答案：把球交还给主要持球人。另一种要自己判断防守：面前的人扑上来了，能否往里走；有人补过来，球该送到哪里。球都经过手，承担的判断并不一样。
像学开车，坐在副驾驶上熟悉路线，和自己握着方向盘过路口，是两回事。国家队比赛到了最后几分钟，缺的往往就是那个当场作决定、还要把决定执行出来的人。
联赛里的角色不会自动变成国家队的能力。
两队这场合计得到170分，外援拿走85分，正好一半。这个比例容易让人直接得出“外援得分太多”的结论。我更倾向于把批评落在机会分配上：得分份额只能看结果，培养还得看谁负责把机会做出来。
本土球员接到外援吸引防守后的传球，完成一次空位投篮，当然有价值。可这样的得分，与自己面对防守、制造突破口后的得分，不能当成同一种持球训练。
上海三名外援运动战合计出手44次，占全队一半以上；深圳三名外援合计出手36次，占全队47%。这组数字支持外援承担大量终结，却不能据此认定本土球员整场都没有参与组织。
判断要收在这里。出手数无法替代持球记录，更无法证明每一个本土球员都受到了同样程度的挤压。
它与杜锋描述的分工放在一起，提出的疑问已经足够具体：本土球员得到的参与，有多少需要自己读防守，有多少只需执行别人已经作出的选择？
杨鸣赛前说，大部分球员都是功能型，“球一断档就很难往下延续”。这句话对应的麻烦，就出在第一次安排没有打成以后。
一次进攻的起手可以提前布置。主要持球人遭到阻拦，接应者拿到球，原定路线走不通了，此时必须有人临时续上。再传回原处看着稳妥，也可能把更难的任务留给队友，时间却已经少了。
这是对角色分工的推演，不能冒充这场某个具体回合。它解释了杜锋与杨鸣的话为什么能接在一起：平时主要练完成指定动作，到了国家队，临时解决问题的责任突然变重。
当然，另一种解释很有道理：外援持球能力更强，教练把球交给他们，能减少进攻停顿，也更符合俱乐部争胜的要求。上海取得大胜，至少不能把这种分配一概判成无效。
这也是问题难改的地方。俱乐部有理由选择眼前更可靠的办法，本土球员却需要经历一段不够可靠的学习期。投丢、失误、判断慢半拍，都可能让球队付出比分上的代价。
我的质疑集中在这笔代价由谁承担：如果本土球员只有表现好才能继续尝试，外援则可以在低命中率下持续处理进攻，两类球员积累的纠错经验就容易拉开。
仅凭这场比赛，还不能确认两队对本土球员采用了怎样的容错标准。拉塞尔23投7中、史密斯22投5中，至少提醒我们，评价培养机会时，不能只问有没有上场、有没有出手。
还得问，第一次处理错了，下一次球来不来。
关键球能力也很难等到最后两分钟才开始培养。接球前观察队友，突破时判断补防，路线被堵后及时改变主意，这些决定需要在普通回合里反复练。平时少承担，临到决胜再要求果断，要求就跳得太快了。
把外援全部拿掉，同样不能保证本土球员立刻学会这些。对抗质量、协作要求都可能改变。外援可以提供更强的压力，也可以带着队友打出更好的进攻，问题在于本土球员是否始终停留在辅助位置。
看后面的联赛，可以换一个观察办法：当本土球员接到传球、原先的机会已经消失时，教练是否允许他继续处理这次进攻？再看他处理失败以后，同类任务还会不会交给他。
这个办法比单数得分更接近培养。一次主动突破即使没进，也可能暴露需要修正的判断；一次轻松得分，也可能完全依赖外援把防守拉走。两者都计入比赛，却给球员留下不同的经验。
这场揭幕战无法包办中国男篮成绩不佳的全部解释，却把一个培养环节摆了出来：联赛需要本土球员完成配合，国家队还需要他们在配合失效后接管进攻。
下一次本土球员把这样的进攻处理砸了，球队愿意把下一回合的决定权继续交给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