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9日上午，山东省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沂经开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向55岁的杨宝花宣读了一份撤销罚款决定书，决定撤销（2024）鲁1392号刑初140号所作出的对杨宝花的罚款决定，为持续三个月的“杨宝花案”画上了阶段性句点。
这场始于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质疑、终于法院自我纠错的争议，不仅暴露出基层司法实践中司法处罚权行使的随意性，更折射出司法权威与当事人权利保障之间的深层张力。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我们有必要以个案为镜，重新审视司法处罚权的法律依据、适用边界与程序规范。
一、法律适用错误：从“法庭审判过程”到“执行阶段”的错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1款的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被处罚人对罚款、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司法处罚权的行使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时间场域限定于“法庭审判过程中”，行为性质属于“违反法庭秩序”且情节严重。
这一规定的立法原意，是将司法强制措施的适用严格限制在庭审程序的封闭场域内，防止权力不当扩张至诉讼程序外的场域。也就是说，司法处罚权的行使需严格限定于“法庭审判过程中”，针对的是“违反法庭秩序”的行为。
而杨宝花的行为发生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大厅，属于司法程序的后续环节，与庭审的封闭性、对抗性存在本质区别。
法院将执行阶段的争执强行套用审判阶段的条款，属于典型的法律适用错位。这种错位不仅违背了立法原意，更将司法处罚权扩张至非审判场景，模糊了权力边界。
更值得警惕的是，法院在处罚决定中同时适用罚款与拘留两种措施。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罚款与拘留为“择一适用”关系，且罚款上限为1000元。而临沂经开区法院对杨宝花处以10万元罚款（法定上限的100倍）并拘留15日，直接违反了处罚方式的法定限制。
这种“过罚失衡”的操作，暴露出部分司法人员对法律条款的机械理解与权力滥用的倾向。
二、程序正义的消解：证据规则与救济保障的缺失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石。
本案中，杨宝花于6月23日申请复议，却被以“超期3日”为由驳回。
表面上看，法院严格遵循了《刑事诉讼法》的复议期限规定，但杨宝花作为普通民众，对法律程序的了解有限，法院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直接导致杨宝花丧失救济权利。这种程序上的疏漏，进一步加剧了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并且“以程序瑕疵否定实体权利”的做法，实质上是司法权对程序正义的自我消解。
此外，证据规则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争议。
法院认定杨宝花“侮辱谩骂”的依据仅为“态度恶劣”的主观判断，未提供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客观证据。
在杨宝花仅承认“嗓门大”“说了一句‘谁没良心’”的情况下，法院的定性缺乏事实支撑。这种“重结论轻证据”的思维模式，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背道而驰。
三、司法处罚权的比例原则：“10万元罚款”与“司法拘留”同时适用的非法性
比例原则要求处罚手段与行为危害性成比例。
在杨宝花案中，法院的处罚存在三重失衡：
（一）横向对比失衡：杨宝花丈夫王永来被孙运省持羊角锤打成轻伤二级，仅获拘役3个月、赔偿2.54万元；而杨宝花因情绪激动质问法官，却承受远超侵权行为危害性的处罚（罚款10万元为赔偿额的近4倍）。
（二）纵向裁量失衡：根据《行政处罚法》第5条，处罚需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法院作出的司法处罚也应当遵循上述原则。
杨宝花的行为虽不当，但未造成实质阻碍诉讼的后果，且其作为案件利害关系人情绪激动可以理解，10万元罚款明显过重。
（三）措施并罚失衡：法院同时适用罚款与拘留，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的“择一适用”原则，属于超越法定权限的处罚。
这种失衡暴露出部分司法人员对“权责罚相一致”原则的漠视，将司法权威异化为单向度的权力压制，而非通过说理与程序赢得公信。
四、司法纠错机制的完善：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审查
杨宝花案的转折点在于法院的自我纠错。尽管撤销决定姗姗来迟，但其释放的信号值得肯定：司法系统需建立常态化纠错机制，而非依赖舆论倒逼。
完善司法纠错机制，具体而言应当：
第一，强化判后答疑机制
在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时，通过判后答疑窗口或专职调解员疏导情绪，避免矛盾激化为对抗性行为。
第二，完善复议程序保障
延长复议申请期至解除强制措施后合理期限（如30日），避免因羁押状态或复议时间过短导致权利行使出现障碍。
五、司法公信力的重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范式转型
杨宝花案的深层危机在于司法公信力的受损。
当法院用顶格处罚回应质疑时，实际上是以司法手段回应判决质疑，以权力威压替代说理义务。这种“以罚代管”的思维模式，不仅无法解决争议，反而会加剧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本案的核心矛盾，并非当事人与法院的“对抗”，而是司法权威与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失衡。长期以来，部分司法机关存在“重权力行使、轻权利保障”的倾向，将当事人的合理质疑视为“妨害诉讼”，将程序正义视为“可有可无”的形式。这种理念不仅与现代司法文明相悖，更会消解司法的公信力。
司法权威的真正来源，不是强制力的威慑，而是程序正义的坚守与实体公正的实现。
本案中，杨宝花对判决结果的质疑，本质上是对实体公正的期待。法院若能通过释法说理回应其关切（如解释量刑标准、赔偿计算依据），而非以“妨害诉讼”为由施以处罚，反而能增强当事人对判决的认同。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刘加良教授所言：“法官有人格尊严，当事人或其家属的不当言行应受否定评价，但法院更应通过规范程序化解矛盾，而非简单粗暴地行使处罚权。”
结语：让司法权回归“保障权利”的本质
临沂经开区法院的自我纠错，虽迟但到，这种做法也为司法改革提供了反思契机。
司法处罚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循法定要件（时空场域、行为性质、处罚比例），恪守程序正义（告知义务、复议权利、证据规则），并回归“保障诉讼秩序”的本质功能。
唯有当司法权真正成为“权利保障的盾牌”而非“权力任性的利剑”，才能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
杨宝花案的终章，不应止于个案纠偏，更应成为推动司法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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