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爆出的湘雅二医院发表在国际医学学术期刊《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转化医学期刊)的研究论文被指出造假,网友指出论文中出现多处图片、数据和作者单位信息错误,甚至出现了“虾滑当肿瘤”“1厘米=12毫米”等离谱错误,被称为“史诗级全AI论文”。
湘雅二院作为国内顶尖的三甲医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低级的学术造假?原因并不复杂,论文已经成了医生职称晋升的重要筹码。一个医生即使临床能力再出色,如果拿不出足够的论文成果,职业发展也会处处受限。
在许多医院,论文几乎是职称晋升的决定性条件。职称评审时,发表数量、期刊级别和影响因子常被放在显著位置,一篇高水平论文的分量,有时竟超过几十台手术和无数次成功的抢救。
更现实的压力在于时间与精力的极度挤压。三甲医院的临床医生,白天连轴转地看门诊、查房、做手术,下班后还要写病历、应对突发急诊,留给科研的时间少得可怜。可真正的医学基础研究,却需要漫长的实验周期、昂贵的经费和试错成本,这与临床医生碎片化的作息天然冲突。
当刚性的考核指标遇上极度稀缺的科研时间,供需失衡便催生了灰色产业链。找第三方机构买数据、拼凑图像,甚至伪造研究结果。医生们不知道这是造假吗?当然知道,但是在不发表就出局的生存焦虑下,哪怕顶着顶尖医院的光环,也有人甘愿铤而走险。这不是某个医生的个人选择,而是整个晋升机制使然。
事实上,国家早在2021年就出台了《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纠正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倾向,不再将论文篇数和SCI指标作为职称申报的前置条件,并推行成果代表作制度。临床病案、手术视频、流行病学报告等,都可以纳入职称评审材料。
政策的方向已经很清楚,但到了高校附属三甲医院,实际执行却没有那么简单。
湘雅二院是中南大学直属附属医院,同时承担医疗、教学和科研任务。科研成绩既影响医院排名和学科评估,也关系到科室发展和个人资源分配。在这样的考核环境下,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依然具有很强的分量。年轻医生想评副高、正高,申请科研基金,甚至争取研究生导师资格,缺少论文成果往往连参评资格都难以获得。
可基础研究从课题立项到形成成果,往往需要两三年,中间还可能经历实验失败、数据不理想等情况。
对一个有晋升时限的医生来说,这种周期几乎等于不可控的赌注。当正常路径的成功率低、耗时长,而替代路径又便宜又快,选择后者就不完全是道德选择,更像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这正是制度设计需要正视的问题:如果合规路径本身就不可行,那么对造假的谴责再严厉,也只是在治标。
于是,购买论文便成了一些人眼中的捷径。生成式AI的普及,又进一步降低了学术造假的成本。过去的论文工厂还需要组织专业人员做实验、编造数据,整个流程花费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耗时数月。如今借助AI,选题、正文、实验图片和统计数据都可以批量生成,造假成本和时间大幅下降。
有公开研究对1999年至2024年全球肿瘤学论文进行分析,估计约有10%的论文可能与论文工厂有关,相关比例从2000年前后的约1%上升到2020年后的15%以上。AI工具大规模普及后,这类问题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更荒唐的是科研基金形成的循环。申请基金时,需要拿出已有论文证明研究基础。项目获批之后,又要发表论文才能完成结题。部分人先通过购买论文包装科研履历、争取基金,拿到经费后再寻找新的论文代写渠道。如此反复,科研资金没有真正用于实验研究,反而可能流向论文工厂和相关出版环节。
我并不认为医生愿意主动造假,但当论文成为晋升、评奖和争取资源的重要依据,踏实做临床的人就可能在竞争中吃亏。别人通过购买论文获得职称、拿到项目,自己花几年时间积累临床经验却得不到相应认可。这样的环境持续下去,守规矩的人承担了更高的时间成本,投机取巧的人反而获得更多机会。
从网上的反应来看,不少人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调侃论文中的低级错误。但医学论文造假绝不是学术圈内部的事情,它造成的损失最终会落到公共资源和普通患者身上。
最直接的损失就是科研经费被浪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都来自财政拨款,本质上是纳税人的钱。涉事论文挂靠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两项省级自然科学基金,仅两项国自然项目的资助金额就超过百万元。这些资金原本可以用于真正的临床研究、诊疗技术开发和疾病治疗,最后却可能被虚假研究成果消耗,变成期刊版面费和论文工厂的利润。
每年究竟有多少科研经费被类似造假行为浪费,目前很难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笔被虚假研究消耗的资金,都意味着真正需要科研支持的项目少了一份资源,也让那些认真做研究的人承受了不公平的竞争。
更严重的是科研环境受到破坏。
真正做研究的人,可能花三五年时间才能完成一项有价值的成果,还要面对实验失败和论文被拒的风险。而购买AI论文的人,一年就可能拿出几篇SCI成果,在职称评定和项目申请中抢占优势。
时间长了,谁还愿意花几年时间做基础研究?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精力放在制造论文、包装成果上,真正的医学研究就会受到挤压。更危险的是,虚假数据一旦进入学术文献,后续研究者还可能以此为依据开展实验,投入更多时间和经费,最后得到的仍然是错误结论。
医学研究最终是要服务临床的,论文造假看起来发生在实验室和期刊上,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患者的治疗选择和切身利益。如果一个领域里掺了水的数据越来越多,后来的研究者会基于错误的前提继续推进,资源被系统性地错配。医学尤其如此,基础研究的偏差最终会传导到诊疗方案和药物研发,患者才是最终的承受者。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湘雅系统作为国内知名医疗品牌,积累了数十年的声誉,无数患者不远千里前往就医,正是因为相信这里拥有专业的医生和严谨的医疗体系。
但近些年,从医疗行风问题到学术造假争议,接连出现的负面事件不断消耗公众信任。患者难免产生疑问,连科研数据都可以编造,医生的专业判断还能不能相信?一家连学术规范都难以维护的医院,又如何让公众相信它能够严格把控医疗质量?一次次负面事件带来的损耗,最终会影响整个医疗行业的形象。
再看这篇论文,它之所以被曝光,靠的是网友从细节中发现问题,而不是期刊主动审核、医院及时自查,更不是监管部门提前发现,这正说明现有的学术监督机制还存在明显漏洞。
总不能要求每一篇造假论文都留下如此明显的破绽,再等网友逐篇检查吧?更何况,AI造假技术还在不断发展,过去那些容易识别的低级错误,今后智慧变得越来越隐蔽。
所以要真正遏制这类现象,光靠网友监督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以说,哪怕监督机制执行得再严格都未必管用。只要论文仍然是职称晋升和资源分配中的重要筹码,而造假者又能从中获得实际利益,此类现象就很难完全避免。
这正是制度设计需要正视的问题:如果合规路径本身就不可行,那么对造假的谴责再严厉,也只是在治标。
那么办法是什么?我想,不用长篇大论,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只有真正落实医疗人才评价改革,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