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贸易顺差,可能会再创历史新高。
八月底,美国阿什维尔,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美方财长贝森特抛出一个数字:中国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他把这个数字和“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过度依赖出口增长”这些措辞放在同一段文本里,试图把全球失衡的原因归结到我国这一边。
中方代表对相关段落提出异议。会议最终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美方以“除中方外其余成员同意”为由发布了主席声明,外界把它简化成“19:1”。
需要说明的是,二十国集团奉行协商一致原则,并不存在“19票对1票”的表决。这更多是美方单方面的叙事包装。但那份主席声明能发出来,本身已经说明一件事:巨额顺差正在从一个值得炫耀的成绩,变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十个月后,这个问题又变大了一圈。
海关总署11月10日的数据:今年前10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44.81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出口25.99万亿元,增长17.6%;进口18.82万亿元,增长23.6%。
顺差7.16万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出口37827亿美元,进口27401亿美元,顺差10426亿美元,同比增长8.1%。
10月单月更夸张:进出口4.87万亿元,增长31.2%;出口2.79万亿元,增长28.7%;进口2.08万亿元,增长34.7%。单月顺差1052.8亿美元。
按这个趋势,全年商品贸易顺差大概率落在1.28万亿美元上下,创历史新高。
去年是什么水平?2025年出口26.99万亿元、进口18.48万亿元,顺差8.51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1%。作为对比,欧盟净出口占GDP约0.7%,美国是-3%。
一个国家的顺差占到GDP的6%,另一个经济体是0.7%,第三个是负数。
这三个数字摆在一起,不需要任何解读,问题自己就站出来了。
顺差不是一天长成的,它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规模。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十四五”期间始终保持在28%以上,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34.7万亿元,约占GDP的四分之一。这么大体量的产能,天然需要巨大的外部市场来消化。
第二是链条完整。从螺丝到芯片,从模具到整机,一家企业能在两小时车程内找到几乎全部配套。这种效率全球没有第二个地方能给。
第三是结构升级,这也是今年最值得看的变化。前10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6.81万亿元,增长25.2%,占出口总值的64.7%,比去年同期提升3.9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出口增长101.9%,存储部件增长132.5%,3D打印机增长104.8%,工业机器人增长17.8%,“新三样”增长46.5%。
而劳动密集型产品3.45万亿元,只增长2.4%。
顺差的主要来源变了。过去是衬衫换飞机,现在是存储部件换原油。
这个转变是真实的,也是这几年产业升级最直接的证据。
但顺差的性质没有变。它依然指向同一件事:生产出来的东西,国内消化不掉那么多。
海关统计的是货物贸易。国际收支统计的是另一套账。
去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3.63万亿元,进口4.46万亿元,逆差8287亿元。也就是说,货物贸易赚回来的顺差里,有接近一成又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这些渠道付出去了。
今年9月的数据更清楚: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006亿美元,其中货物顺差1235亿美元,服务逆差229亿美元。服务这一项,单月就减掉了货物顺差的近两成。通过
去年全年,海关口径的货物顺差是8.51万亿元,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经常账户顺差是73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24万亿元。两个数字差了3万多亿元。
这个差额来自哪里?来自国人出境旅游花的钱,来自进口的运输和保险,来自付给海外的专利费,来自外资企业在国内赚走并汇出的利润。
一个国家真实的对外净收益,不是海关那张表上的顺差,而是经常账户上的余额。
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看不见的支出”。
前10个月,我国对东盟进出口7.68万亿元,增长24.2%;对拉美增长14.4%;对非洲增长17.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22.88万亿元,增长18.5%。
对欧盟5.29万亿元,增长8.5%。对美国3.59万亿元,增长6.3%。
新兴市场涨两成多,传统市场涨个位数。这个差距不是巧合。
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市场本身需求弱。另一部分原因是,顺差在转移形态——不再是成品直接从中国卖到欧美,而是中间品先去东盟、去墨西哥,在当地完成组装后再出口。原产地规则因此变得模糊,反倾销调查越来越难做,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这两年频繁喊“绕道出口”“转口贸易”。
但账面上的结果是一样的:谁的逆差在扩大,谁就有压力。前10个月对美顺差依然庞大,对欧盟顺差也在扩大,这些数字到了对方国内,会变成听证会上的证词、关税清单上的编号、反补贴调查里的第一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各国外部失衡时,过大的经常账户顺差会被归入“全球失衡”一类。这不会直接产生什么后果,但它会持续消耗国际舆论场上的空间。
顺差越大,解释成本越高。而这个成本,最终要由出口企业来承担。
宏观经济学里有一句几乎绕不开的话:经常账户顺差,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内投资。
翻译成日常语言:一个国家生产出来的东西,扣掉自己消费的和自己投资的,剩下那部分只能卖到国外去。这部分就变成了顺差。
反过来说,顺差越大,意味着有一批东西生产出来了,但国内没人买。
为什么没人买?不是因为不想买。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跟不上生产能力的扩张,是因为养老、医疗、教育这三笔长期支出压在家庭账本上,让人不敢把钱花出去,是因为房地产调整让一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还在修复。
于是这些产能只能转向海外。
而换回来的外汇去了哪里?变成外汇储备(10月末34052亿美元),变成企业海外投资,变成持有的海外债券。这些资产收益率普遍不高,还要承担地缘政治、利率、汇率三重风险。
国内辛辛苦苦生产,把资源送出去,换回一批低回报的外币资产。
与此同时,内需、产业升级、居民福利本来可以用这些资源。
这笔账,不太划算。
还有一笔账,不在海关的统计表里。
今年我国制造业综合用工成本(含社保)约8.2美元/小时,基础时薪3.1到4美元。2024年欧盟制造业平均用工成本是33.9欧元/小时,约37.3美元/小时。差四倍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6年最新的时间利用数据库里还有一组数字:挪威国民日均休闲时间5.9小时,全球第一;德国、比利时紧随其后;韩国4.3小时,日本4.48小时;中国约3.8小时。
顺差的一部分,是用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时换来的。
这句话不是道德批判,是成本核算。当出口竞争力建立在劳动成本被极致压缩的基础上,顺差就不再是纯粹的“效率优势”,它同时是一部分人让渡了休息时间和消费能力的结果。
这也解释了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什么生产能力全球第一,消费占比却始终上不去。因为生产的人,同时也是消费的人。他们没时间花,也没多少可花。
面对万亿顺差,最直觉的反应是“压出口”。这个方向是错的。
压出口的结果,是产能闲置、就业流失、企业利润下滑,而国内消费不会因此多一分钱。
真正的方向,是让储蓄转成内需。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多个场合讲过,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各国同步推进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削减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顺差国提振消费和投资。这话的潜台词是,失衡不是一方的问题,也不该由一方单独调整。
具体到我们能做的,有三条。
一是扩大进口,尤其是优质消费品和服务进口。前10个月进口机电产品8.17万亿元,增长35%,占进口总值超四成;但原油进口4亿吨,减少15.1%——这说明进口结构还在跟着生产走,而不是跟着消费走。进博会一年意向成交854.5亿美元,规模不小,但相对于18.82万亿元的进口总额,还只是个零头。
二是提升出口的附加值。机电占比64.7%、集成电路翻倍增长,这条路已经走对了,继续走下去的意义在于:同样的顺差金额,背后是更少的资源消耗和更高的劳动回报。
三是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短板补上。这一条最慢,也最根本。居民敢不敢花钱,不取决于口号,取决于他知道自己生病要花多少、老了能拿多少、孩子上学要准备多少。这三件事没有确定性,储蓄率就降不下来,顺差就压不下去。
二十年前,贸易顺差还是荣耀。那时候我国刚刚加入世贸,外汇储备每一美元的增加都意味着抵御风险的能力多一分。
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厚,制造业占全球28%的份额已经足够大,出口结构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已经足够高。在这个位置上,顺差继续扩大,边际收益在递减,边际成本在上升。
它带来汇率压力,压缩货币政策空间;它把资源导向海外低回报资产,而不是国内的有效需求;它给贸易伙伴提供口实,让出口企业面对越来越多的调查和关税;它的背后,还有一批人用更长的工时换来了这些数字。
判断一个国家富不富,不看它卖出去多少,而是看它自己的人过得怎么样。
1.04万亿美元是一个很强的数字。但真正值得关心的,是这1.04万亿美元背后,有多少能变成国内工厂里的加薪、餐馆里的生意、医院里的报销比例,和普通人账本上多出来的那一点确定性。
顺差只是结果,不是目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