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提到深圳，脑子里先冒出来的常常是“特区”“奇迹”“高楼”和“速度”，可真把时间往前拨到1979年，深圳还远不是后来那座城市的样子。那一年，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城市刚刚起步，底子很薄，放眼望去，多数地方还是农田和村落，工业谈不上成规模，基础设施也很欠缺，靠近香港带来的区位优势还没有真正变成发展动力，逃港问题倒是已经摆在眼前了。也就是在这样的局面里，张勋甫走上了深圳首任市委书记的位置，开始了这座城市最早一段颇为艰难的开局。
张勋甫出生在1921年的山东莱芜，1939年参加革命，并且在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又长期在广东做地方行政和计划管理工作。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只会讲口号的人，而是长期在实际事务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干部，对广东地方情况很熟，尤其了解基层怎么运转、问题会卡在什么地方。深圳建市之初，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能落到地面上的治理经验。
1979年1月，广东省委作出决定，宝安县改设深圳市，张勋甫随即被任命为市委书记。这个节点看上去像一次正常的人事安排，放到当时的情境里看，其实分量很重，因为这不只是给一座新设城市配一名主官，更像是把一副很重的担子交到一个人手里。深圳那时面临的压力是连在一起的：经济基础弱，城市形态散，产业几乎空白，人口流动问题突出，干部思想也要跟着转过弯来。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答案，稍微走快一点，压力就上来了，走得太慢，又会错过机会。
张勋甫接手后，没有绕开最棘手的问题。逃港现象在当时很敏感，也很现实，单靠简单堵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更看重的是把矛盾放到发展里去消化。这个思路听起来并不复杂，真正难的是在当时敢不敢这样想、能不能这样推。深圳后来的经验反复证明，发展本身就是稳定的重要条件，放回到建市初期看，张勋甫已经在按这个方向处理问题了。
在农村改革上，他的动作也不算保守。深圳虽然要走向城市化，可那时很大一部分基础还在农村，农业和基层生产状态直接影响全局。张勋甫支持包干到户试点，推动农村改革先行，目的是把生产积极性先调动起来。今天回头看，这类探索像是时代潮流里的一个环节，可在当时，每往前走一步都要承受观念上的阻力。也正因为有人肯先试，很多后来的事情才有了继续展开的空间。
更能体现张勋甫眼光的一件事，是特区范围和城市规划问题。深圳刚起步时，最初设想的范围并不大，只有6平方公里，如果真按这个尺度来做，后来的深圳很可能会被早早框死。张勋甫主张把特区范围扩大，最后划定为327.5平方公里，这不是单纯把地图画大一点，而是在城市还没真正长开的时候，先给未来留出位置。一个城市最怕短视，尤其在起步阶段，眼前什么都缺，最容易只顾当前、不管以后。张勋甫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想得更远。
他还兼任市城建规划委员会主任，对城市骨架也抓得很紧。深南大道的规划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细节。当年道路宽度预留到60米，放在基础薄弱、百业待兴的阶段，这样的设计看起来甚至有些“超前”。可正是这种超前，让深圳后来城市扩展时少走了很多回头路。很多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早年没留够空间，后面只能拆了重来，代价很高。张勋甫在深圳起步时留下的这类规划意识，后来被证明非常关键，也很有象征意味，一个还没真正成形的城市，已经开始按照更大的格局来谋划自己了。
在对外开放这条线上，张勋甫同样没有停留在观望层面。深圳紧邻香港，这是非常特别的条件，用不好就是压力，用得好就是机会。他积极和港商接触，引进港资，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落地，让深圳开始摸索外向型经济该怎么起步。那时候的“开放”不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大场面，更像是一点点试、一点点接、一点点把通道打通。可城市的转向，往往就是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早期动作里悄悄发生的。
城市一旦动起来，新问题也会跟着冒头。建设热情上来了，违章建筑的苗头也开始出现。张勋甫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要管控违建、规范建设秩序。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治理方式，他不是只想着“快建起来”，也在意“建成什么样”。城市发展当然要速度，可如果完全没有秩序，后续成本会越来越大。深圳后来的高密度发展能保持一定的组织性，离不开建市初期就开始建立起来的管理意识。
从结果上看，张勋甫任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推动深圳完成了从县到市的体制转换。这个变化听上去偏行政，实际上影响很深，因为很多后续改革、规划和招商动作，都得建立在新的城市管理框架之上。他做的事情，不一定都轰轰烈烈，却像在给一座新城搭骨架：先把框架撑起来，再让内容慢慢填进去。没有这个阶段的打底，后面“特区腾飞”就很难那么顺畅地展开。
1982年，张勋甫调离深圳，回到广东省计委继续工作。他在深圳停留的时间不算特别长，可留下的印记并不轻。首任市委书记这个身份，本身就带着特殊性，因为第一任要面对的不是成熟城市里的管理优化，而是近乎从零开始的判断、取舍和落子。张勋甫赶上的，正是深圳最不确定、也最需要定方向的一段时间。
今天再看深圳，人们更容易记住后来那些更耀眼的阶段，可如果把城市发展看成一条连续的线，张勋甫所处的位置很靠前，也很关键。他面对的是一个县改市后的空白起点，处理的是逃港、改革、规划、开放和秩序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现实难题，他留下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传奇瞬间”，而是一种更早的铺垫：先把路看远一点，把盘子放大一点，把城市的基本架子立起来。至于这份开局的分量，放到今天的深圳身上，或许还能继续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