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8年，我藏起的双胞胎女儿在钢琴比赛上大放异彩。
当主持人激动宣布特邀嘉宾时，我如遭雷击。
顾承屿，我那个早已是陌路人的前夫。
如今，他已是跨国集团的掌舵人。
在全场的注视与掌声中，他宣布赞助1亿元建造演奏厅。
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浑身一震。
市音乐学院演奏厅里，灯光璀璨，空气里弥漫着松香和紧张交织的气息。
七岁半的双胞胎姐妹苏念和苏笙穿着一模一样的珍珠白纱裙，并肩坐在那架黑色的施坦威钢琴前，纤细的手指在琴键上灵巧地跳跃，奏出莫扎特轻快的四手联弹旋律。
台下，我几乎要将手里的塑料水瓶捏碎，手心里的汗冰凉一片，仿佛握着的是我过去八年里每一个提心吊胆的日夜。
这是她们迄今为止登上过的最重要的舞台，我省吃俭用，扛过无数个疲惫的黎明和深夜，就是为了这一刻，让她们的光能被看见。
就在最后一个音符即将收束的瞬间，演奏厅厚重的后门无声地打开了。
一队身着深色西装、步履沉稳的人鱼贯而入，为首的那个男人身形颀长挺拔，剪裁合体的西装勾勒出宽肩窄腰，他一出现，整个空间的气场都仿佛为之一凝，连空气的流动都慢了半拍。
主持人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声音通过音响响彻全场：“女士们先生们，请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次比赛的特邀嘉宾、晨熹跨国集团首席执行官——顾承屿先生！”
掌声如潮水般轰然响起，几乎要掀翻演奏厅的穹顶。
我却像被一道惊雷劈中，猛地从座位上弹起来，手里的水瓶脱手掉落，“咕噜噜”地滚到了前排座椅底下，发出空洞的声响。
八年。
整整八年未曾谋面的前夫，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他应该对孩子的事一无所知才对！当年离婚时，我亲口告诉他，孩子已经处理掉了！
顾承屿步履从容地走上主席台，目光如同精准的扫描仪，缓缓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最终，那视线牢牢地锁定了我，穿透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隙，直直钉在我身上。
他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弯起一个弧度，那不是礼节性的微笑，而是混合了了然、审视，甚至一丝冰冷嘲弄的、意味深长的笑意。
我的呼吸骤然停滞，肺部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邻座的一位家长侧过身，担忧地压低声音：“苏念妈妈，你没事吧？你的脸色……白得吓人。”
我的嘴唇哆嗦着，想挤出一个“没事”的口型，喉咙却像是被滚烫的砂石堵死了，连一丝气音都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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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让我永生难忘的夜晚，烙印在2016年深秋。
客厅里传来刺耳的“砰嚓”一声巨响，那只我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细心养护了好几年的仿古瓷瓶，被狠狠掼在地上，粉身碎骨，碎片像锋利的冰碴子般四处飞溅。
我蜷缩在卧室门后，双手死死捂住耳朵，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如同秋风里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枯叶。
那时我怀孕刚满三个月，每一次门外传来的怒吼和碰撞声，都会让我感到小腹一阵阵发紧、下坠，那是生命受到威胁时最本能的恐慌。
“顾承屿！今天不把五十万拍在这儿，哥几个还真就不走了！”门外传来粗嘎的吼叫，带着浓重的烟酒气。
“王哥，再宽限一周，就一周！我一定能想到办法……”那是顾承屿的声音，里面浸满了疲惫和近乎卑微的哀求，刺得我耳膜生疼。
“一周？你上个月他妈也是这么糊弄老子的！”话音未落，拳脚落在肉体上的闷响便密集地响起，间或夹杂着顾承屿压抑的痛哼。
这已经是那个月第五次了。
顾承屿的第三次创业宣告惨败，这次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实实在在背上了两百万元的巨额债务。
那些追债的人一个比一个面目狰狞，有两次甚至明目张胆地别着刀子来，寒光晃得人心里发毛。
我颤抖着，将卧室门推开一条细缝，胆战心惊地向外窥视。
五个粗壮的男人像铁塔一样围成半圈，堵住了所有去路，为首被称作王哥的秃顶男人，满脸横肉，抬脚就狠狠踹在顾承屿的腰侧。
顾承屿闷哼一声，整个人踉跄着向后跌倒，后脑勺磕在冰冷的瓷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嘴角立刻渗出了一缕猩红。
“别打了！”积蓄的恐惧在那一刻被母性的本能冲垮，我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张开双臂挡在倒在地上的顾承屿身前。
王哥看见我，凶恶的眼神里飞快地掠过一丝顾忌，但很快又被更深的蛮横取代：“哟，老板娘舍得出来了？行啊，那你替你男人说说，这钱，到底他妈还不还？”
“还，我们一定还！”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却努力想站得更直些。
“什么时候？给个准话！”
“再……再给我们一个月时间……”
“放你妈的屁！”王哥突然毫无预兆地伸手，用力推搡我的肩膀，“一个月？我看你们是想卷铺盖跑路！”
我猝不及防，被他推得向后猛退了好几步，后背脊椎骨“咚”地一声狠狠撞在了坚硬的门框棱角上。
剧烈的疼痛像电流一样从撞击点炸开，瞬间蔓延到整个后腰，然后汇聚到小腹，化作一阵尖锐的、让人窒息的绞痛。
“晚晚！”顾承屿挣扎着爬起来扑向我。
我的脸在刹那间褪尽血色，腿间有一股温热的液体不受控制地涌出，顺着大腿内侧缓缓流下。
我低下头，看见自己浅灰色的家居裤上，迅速泅开了一片刺目惊心的、不断扩大的暗红。
“血……”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忽得像一缕烟。
王哥也愣住了，视线落在我的腹部，粗声粗气地问：“你怀上了？”
顾承屿脸色煞白，一把将我打横抱起，像头发疯的困兽般朝着门口挤去：“滚开！我老婆出血了！都给我滚开！”
那个夜晚的急诊室，被惨白的灯光浸泡着，冷得像一座没有尽头的冰窖。
医生做完检查，摘下口罩，脸色凝重得能滴出水来：“先兆流产，胎盘有部分剥离迹象，必须立刻住院保胎，绝对卧床，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医生，孩子……孩子能保住吗？”顾承屿死死抓着医生的白大褂袖口，指节捏得发白。
“现在不好说，未来七十二小时是关键。孕妇的情绪必须保持绝对平稳，像今天这样的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第二次了。”
我躺在移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惨白的光管，眼泪无声无息地顺着太阳穴流进鬓角，很快浸湿了一小片枕头。
顾承屿跪在床边，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声音沙哑哽咽：“晚晚，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用……”
我慢慢地将手从他的掌心抽了回来，翻过身，背对着他，一个字也不想说。
住院三天，账单上的数字是八千三百元。
那是我东拼西凑，藏在旧钱包夹层里最后的私房钱，是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家仅存的、可怜巴巴的积蓄。
出院回到家那天傍晚，太阳还没完全落山，那群人又来了。
这次他们没砸东西，而是直接开始搬。
电视机、冰箱、滚筒洗衣机、微波炉，甚至厨房里那套还没拆封的崭新刀具，凡是能搬动、能值点钱的物件，全被他们像蝗虫过境一样抬了出去。
原本拥挤温馨的客厅，转眼间变得家徒四壁，空旷得能听见回声。
“顾承屿，这些破烂，抵三万块。”王哥叉着腰，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皮鞋踩在灰尘上，“还欠着一百九十七万，下礼拜哥几个再来。”
他啐了一口唾沫，带着人扬长而去。
我坐在客厅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布面已经磨损起球的旧沙发上，看着顾承屿蹲在光秃秃的墙角，指间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烟。
灰白色的烟雾缭绕上升，模糊了他低垂的侧脸，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背影，此刻缩成一团，写满了落魄和绝望。
寂静在空旷的房间里弥漫，压得人喘不过气。
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在冰冷的空气里清晰地响起：“顾承屿，我们离婚吧。”
他夹着烟的手指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一截长长的烟灰簌簌落下，掉在积了灰的地板上。
他猛地转过头，眼睛里布满血丝，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晚晚，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不行！”他像是被烫到一样跳起来，烟头掉在地上也顾不上了，“晚晚，我知道这段日子让你受尽了委屈，吃了太多苦，但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我发誓……”
“顾承屿，”我打断他，抬起眼，直视着他慌乱的眼睛，“这已经是你说的第三次‘最后一次机会’了。第一次创业失败，你说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二次惨败，你又说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第三次，你告诉我，我还要怎么给你机会？”
“可是晚晚，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啊……”他的声音里带着哀求，试图用这根最后的纽带挽留我。
“孩子？”我听见自己发出了一声近乎冷酷的轻笑，“我不要了。”
顾承屿彻底僵住了，整个人像被瞬间抽走了魂魄，直愣愣地站在那里，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清晨，民政局门口，深秋的阳光带着一种虚伪的暖意，金灿灿地洒下来。
我们并排坐在冰凉的石质长椅上，等待叫号，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却宽阔无比的鸿沟。
顾承屿手里捏着那份离婚协议，翻来覆去地看，手指一直在微微发抖，纸张发出轻微的、令人烦躁的哗啦声。
“晚晚，”这是他第五次开口，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吗？”
“没有。”我的回答简短而坚硬。
“那孩子呢？”他转过头，眼睛通红，死死地盯着我的侧脸。
我深吸了一口带着凉意的空气，强迫自己转回头，迎上他的目光，一字一句，清晰地说：“孩子已经没了。”
顾承屿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你……你说什么？”
“我说，孩子已经打掉了。”我编织着谎言，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疼得抽搐，语气却平稳得可怕。
“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猛地站起来，声音拔高，变了调，引得旁边几对等候的情侣纷纷侧目。
“就在你被债主打的那天晚上。”我避开他几乎要崩裂的眼神，望向远处光秃秃的枝桠，“医院说，先兆流产太严重，保住的希望渺茫，就算勉强保下来，孩子也可能不健康。所以，我就让医生……直接处理了。”
“苏向晚！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骨肉啊！”顾承屿的声音彻底撕裂了，巨大的痛苦让他整个面孔都扭曲起来，眼眶瞬间蓄满了泪水，滚烫地砸下来。
“不，那是我的孩子。”我硬起心肠，别过脸，不再看他的表情，“而我选择了放弃。顾承屿，你连两百万的债都还不上，连让我安心养胎都做不到，你还想要孩子？你告诉我，你拿什么来养？让他跟着你一起东躲西藏，被人指着鼻子骂欠债鬼的崽子吗？”
顾承屿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高大的身躯晃了晃，颓然蹲了下去，双手深深插进浓密的黑发里，用力揪扯着。
他的肩膀剧烈地耸动，喉咙里发出压抑的、野兽受伤般的呜咽。
我知道他在哭，哭得撕心裂肺。
但我不能心软，一丝一毫都不能。
那份离婚协议上，我坚持用最清晰的字迹写下了附加条款：双方确认婚姻存续期间无子女，离婚后各自独立生活，财产债务已分割清晰，互不干涉，永无瓜葛。
顾承屿最后还是签了字。
他握着那支廉价的黑色水笔，手抖得不成样子，每一笔画都写得歪歪扭扭，力透纸背，仿佛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用刀刻自己的骨头。
走出民政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外面阳光刺眼，我低着头，加快脚步，几乎是逃离般往前走。
“晚晚！”他的喊声从身后传来，带着绝望的嘶哑。
我没有停下，甚至没有回头。
“晚晚！你等我！”他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破碎，却执拗地追上来，“我一定会站起来！等我东山再起，我一定回来找你！你等我！”
我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随即用更快的速度，汇入了街上匆匆的人流。
眼泪终于汹涌而出，模糊了眼前所有的景象，我用手背胡乱地抹着脸，咸涩的液体流进嘴角。
对不起，顾承屿。
但我真的不能，让我的孩子，赌上一个看不到未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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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那本墨绿色封皮、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离婚证，我在当天深夜，拖着两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旧行李箱，踏上了凌晨两点从省城开往老家那座三线小城的绿皮火车。
火车站里灯火昏黄，人影寥落，我一手护着还在隐隐作痛的小腹，一手费力地拖着行李，轮子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咕噜”声。
医生叮嘱需要静养，但我一分钟都不敢在省城多待。
顾承屿的那些债主都是亡命之徒，万一他们查出我不仅没流产，还打算生下孩子，天知道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来。
我必须走，必须逃，必须把我的孩子，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哪怕从此以后，所有的风雨和艰难，都要我一个人来扛。
火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人体混合的浑浊气味，冷气开得很足。
我裹紧身上单薄的外套，一只手始终轻轻覆在小腹上，那里孕育着我未来全部的希望和恐惧。
“宝宝，”我对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浓得化不开的夜色，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气音喃喃道，“别怕，妈妈会保护你，用尽一切办法保护你。”
清晨七点，火车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缓缓停靠在熟悉又陌生的小站站台。
父亲开着那辆漆面斑驳、年纪比我还大的暗红色桑塔纳来接我。
看到我独自一人拖着两个大箱子走下火车，他明显愣了一下，手里夹着的香烟差点掉在地上：“晚晚？怎么突然回来了？承屿呢？他没送你？”
“爸，”我放下箱子，站直身体，看着父亲鬓角新添的白发，平静地说，“我离婚了。”
父亲手里的烟终于还是掉了，落在积着污水的水泥地上，发出“嗤”的一声轻响：“什么？！你说什么胡话！”
“我没说胡话。我离婚了，手续都办完了。以后，就我一个人了。”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
“那……那孩子呢？”父亲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在我被宽松毛衣遮盖的腹部，声音压得更低，带着惊疑，“你不是……怀上了吗？”
我抬手，轻轻抚上小腹，那里已经有了微不可察的弧度：“还在。我要把她生下来，自己养。”
父亲的脸色在初冬清冷的晨光里变了又变，震惊、困惑、心疼、无奈……最终，所有这些情绪都化作一声沉沉的叹息，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先回家吧。”他弯腰，沉默地提起我最重的那个箱子，“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家里，母亲正在厨房煮粥，小米的香气温暖地飘出来。
看到我进门，她手里盛粥的勺子“哐当”一声掉在了灶台上。
“晚晚？！”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快步走过来，眼神里全是担忧，“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承屿呢？吵架了？”
我把离婚的经过，用尽可能平缓的语气，删减掉那些最血腥暴力的细节，简单说了一遍。
母亲听完，眼圈瞬间就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啊……一个人带孩子，你知道那有多难吗？那简直是在刀尖上走路啊！”
“妈，我知道难。”我坐在餐桌旁老旧的木头椅子上，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但我更不能让孩子跟着顾承屿受苦。他欠了两百万，那些要债的天天堵门，像饿狼一样。我怀着孩子，被他们推倒，差点就……妈，我不能拿我孩子的命去赌，我赌不起。”
“可是晚晚……”母亲还想说什么，被父亲抬手拦住了。
“行了，孩子都已经离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父亲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眉头紧锁，“现在最要紧的，是让晚晚把身体养好，把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在父母家勉强休养了一周，我就再也坐不住了。
银行卡里的数字每天都在减少，我不能指望年迈的父母养我，更不能坐吃山空。
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赚到钱，养活我自己，和我肚子里正在一天天长大的小生命。
在网上投了不下二十份简历后，终于有一家本地的小型广告公司给了我面试机会，职位是文案策划，月薪三千五百元。
人事经理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她翻看着我的简历，又抬眼看了看我虽宽松但仍能看出轮廓的腹部，脸上露出明显的犹豫。
“苏小姐，你的学历和工作经验都还不错，不过……坦白说，你现在怀孕三个多月了，公司这边有些顾虑……”
“我保证不会影响工作！”我立刻挺直背脊，急切地保证，“我可以签协议，如果因为个人原因耽误工作，您随时可以辞退我。而且，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薪水方面……我可以接受试用期再低一些。”
人事经理推了推眼镜，沉吟了片刻：“那……好吧。试用期三个月，月薪三千。如果表现合格，转正后可以给你加到四千。”
“谢谢您！真的太感谢了！”我连忙站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心里那块沉甸甸的大石头，总算松动了一点点。
走出那栋略显陈旧的办公楼，初冬午后稀薄的阳光照在身上，我长长地、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工作，暂时有了。
虽然薪水微薄，前路迷茫，但至少，我迈出了第一步。
怀孕快五个月的时候，我在母亲的陪同下，去市妇幼保健院做例行产检。
做B超的是一位面容和蔼的中年女医生，她盯着显示屏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转过头，对我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恭喜你啊，姑娘。”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是双胞胎。”医生用探头顶了顶我的肚皮，指着屏幕上两个模糊的小小影像，“看，这里一个，那里还有一个。心跳都很有力，发育得也挺好。”
我接过那张小小的、热乎乎的B超单，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
双胞胎？
两个？
我一个人，要养……两个孩子？
走出医院，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公交站台冰凉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午后的阳光有气无力地照着，我低着头，反复看着那张黑白影像，看着上面那两个依偎在一起的、豆芽般的小小生命。
养一个孩子已经让我如临深渊，惶恐不安，现在突然告诉我，我要面对的是双倍的负担，双倍的艰辛，双倍的责任……
巨大的压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几乎要将我淹没。
我打开手机浏览器，手指悬在搜索框上，停顿了很久。
最终，我颤抖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双胞胎送养流程”。
页面瞬间跳出一大堆信息，有各地福利院的官方联系方式，也有一些看似条件优渥的领养家庭在论坛发布的“诚心求子”帖子，配着温馨的全家福照片。
我的手指冰冷，悬在屏幕上方，一遍遍划过那些链接，却始终没有勇气点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手机屏幕自动暗了下去，映出我苍白而茫然的脸。
我用力闭了闭眼，再睁开时，里面只剩下一片孤注一掷的决绝。
不。
我不能。
她们是我的骨血，是我在这世上最深的羁绊。
无论多难，我要自己养。
我要让她们，都留在我的身边。
2017年春天的一个凌晨，我在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中惊醒。
“妈——！”我喊出的声音因为疼痛而完全变了调。
母亲披着外套冲进来，看到我满头冷汗、蜷缩在床上的样子，脸色一变：“是要生了！老苏！快！开车！去医院！”
父亲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发动那辆老桑塔纳，一路狂飙。
平时需要二十分钟的车程，他闯了两个红灯，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冲到了医院急诊门口。
急诊室的灯光亮得刺眼，医生快速检查后，语气急促：“宫口已经开了三指了，双胞胎，马上进产房！通知手术室待命，做好顺转剖的准备！”
产房的门在我面前沉重地关上，将母亲含泪的脸隔绝在外面。
疼。
那是语言无法形容的、仿佛要将人从中间硬生生劈开的疼痛。
一波强过一波的宫缩如同最残酷的刑罚，榨干我最后一丝力气。
“用力！吸气！再用力！看到头了！”助产士的声音在耳边，又仿佛隔得很远。
我死死咬着嘴唇，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双手抓住产床边缘，指甲几乎要嵌进金属里。
不知在生死边缘挣扎了多久，终于，一声嘹亮得几乎刺破耳膜的啼哭，如同天籁般响起。
“出来了！是个女孩！五斤一两！”护士熟练地托起那个沾满血污、皱巴巴的小身体。
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另一波更猛烈的阵痛排山倒海般袭来。
“还有一个！继续！用力！”
又是仿佛一个世纪般漫长的煎熬。
“第二个！也是女孩！四斤九两！”
两个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产房里交织回荡，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我瘫在产床上，浑身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望着天花板上那片模糊的光晕，眼泪汹涌而出，混着汗水流进头发里。
我的孩子。
我的女儿们。
你们终于，来到这个世界了。
产房外，护士拿着登记表找到焦急等待的父母。
“产妇苏向晚的家属？来登记一下新生儿信息。”
母亲接过笔，手有些抖，一项项填写。
“孩子父亲叫什么名字？”护士按流程询问。
母亲的手顿住了，抬头看向产房紧闭的门，又看向我父亲，最后，她垂下眼，低声却清晰地说：“就写母亲一个人的名字。”
护士愣了一下，确认道：“父亲这一栏……”
“空着吧。”母亲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护士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沉默的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在表格的“父亲姓名”一栏，画下了一道长长的、空荡荡的横线。
那张崭新的出生证明上，母亲：苏向晚；父亲：。
我给两个在保温箱里待了三天才回到我身边的小家伙取了名字。
姐姐叫苏念，妹妹叫苏笙。
念和笙，都带着“今”字，提醒我珍惜当下；也带着美好的寓意，愿她们一生有念想，生活有笙歌。
坐月子的那三十天，是我记忆里最黯淡、也最坚韧的时光。
两个小家伙像设定好程序的精密闹钟，轮流醒来，轮流哭闹，轮流要吃奶。
我一天的睡眠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加起来不到四个小时，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眼窝深陷，脸颊失去了所有光彩。
“晚晚，这样下去不行，你身子要垮的。”母亲看着我憔悴的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妈去打听过了，请个月嫂吧，专业的，能帮你分担不少。”
“妈，月嫂太贵了，”我靠在床头，怀里抱着刚刚喂完奶、终于睡着的苏笙，声音沙哑，“一个月要一万多呢。我能行的，再坚持坚持就好了。”
“可你这……”
“真的没事，我还年轻，扛得住。”我打断母亲的话，努力挤出一个让她安心的笑容。
其实我知道，我的身体就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但请月嫂的钱，我必须省下来。
那是我计划中，带着孩子重返省城、寻找新生活的启动资金，是我给孩子们未来的第一笔，也是最重要的投资。
孩子满月那天，我郑重地向父母宣布了我的决定：我要带着苏念和苏笙，回省城去。
“晚晚！你疯了吗？！”母亲听到这句话，手里的奶瓶差点摔在地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你一个人！带着两个还没断奶的娃娃！回省城去干什么？那里举目无亲，房租贵得吓人，你怎么办啊！”
“妈，老家的工资太低了。”我抱着苏念，轻轻拍着她的背，语气平静却坚定，“我在这里，累死累活一个月才三千五，连好一点的奶粉都买不起。省城不一样，机会多，我能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教育起点。”
“可是你一个人带两个……”
“妈，我必须回去。”我看着母亲通红的眼睛，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但我不能退缩，“为了念念和笙笙，我没有退路。我不能让她们输在起跑线上。”
父亲一直沉默地抽着烟，这时才重重地叹了口气，将烟蒂按灭：“你真想好了？不后悔？”
“嗯。”我点头，没有任何犹豫。
“那好。”父亲站起身，走到里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张有些磨损的银行卡走出来，塞进我手里，“这里面有五万块钱，是我和你妈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本来是给你……算了，你拿去用，别省着，孩子要紧。”
我看着手里那张沉甸甸的卡片，再看看父母苍老而担忧的脸，泪水终于决堤。
“爸，妈……对不起……”
“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母亲也走过来，抱住我和怀里的苏念，声音哽咽，“到了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别总熬夜。有什么事，不管多晚，给家里打电话，知道吗？”
带着两个刚刚满月的、柔软得像云朵一样的婴儿，拖着两个塞满母婴用品的大号行李箱，我再次踏上了开往省城的列车。
这一次，我不敢再回到以前熟悉的区域，害怕遇到任何可能认识顾承屿或者我的人。
我在城市最边缘、发展滞后的老城区，租下了一套不到五十平米的老旧两居室。
墙壁泛黄，地板翘起，水管偶尔会发出奇怪的呜咽声，但月租只要两千一百元，这在我当时的经济能力范围内。
房东是个姓赵的阿姨，五十多岁，看起来很面善。
她看到我一个人抱着两个孩子，还拖着大包小包，犹豫了很久，才拿出租房合同。
“姑娘，不是阿姨不近人情，”赵阿姨看着在婴儿提篮里咿呀出声的双胞胎，眉头蹙着，“你一个人，带两个这么小的孩子，能行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辛苦得很呐。”
“赵阿姨，您放心，我一定按时交房租，也会尽量保持房子整洁。”我连忙保证，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恳求，“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地方。”
“唉，我不是担心房租……”赵阿姨又叹了口气，“我是看你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太难了。行吧，合同你先看看，押一付三。”
签完合同，我划走了银行卡里的一部分钱。
看着余额瞬间减少，变成四万出头，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
这些钱，必须撑到我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撑到我能靠自己的双手，重新站稳脚跟。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疯狂地在各大招聘网站投递简历。
省城的就业机会确实比老家多得多，但“离异”、“单亲妈妈”、“育有双胞胎婴儿”这些标签，就像一道道无形的屏障，将我挡在门外。
“苏小姐，您的作品集和过往案例都很出色，但是……”面试的HR总监目光扫过我放在脚边的、装有尿布和奶瓶的妈咪包，语气委婉而疏离。
“我保证不会因为孩子影响工作！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保证书！”我总是急切地打断对方，试图抓住最后一丝希望。
“我们理解您的难处，但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和考量，特别是您孩子还这么小，突发状况会很多……抱歉，这个职位可能不太适合您。”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第十七次面试，是一家规模中等的广告设计公司，应聘的岗位是平面设计师。
面试我的是设计部总监，姓梁，一位四十岁左右、气质利落干练的女性。
她仔细翻看着我带来的作品集——那是我熬夜重新整理、精心排版打印的，里面每一个案例都倾注了我的心血。
“创意和执行力都不错，视觉把控也有自己的风格。”梁总监合上作品集，抬头看我，目光锐利而直接，“不过，苏小姐，你的个人情况……我们公司项目急、加班多是常态，你确定能适应吗？”
“梁总监，请给我一个机会。”我迎着她的目光，没有躲闪，“试用期一个月，您只需要付我百分之八十的薪水。一个月后，如果您觉得我不行，我立刻走人，绝无怨言。”
梁总监似乎有些意外，她靠在椅背上，审视了我几秒钟。
那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行。”她终于点了头，拿起笔在简历上做了个记号，“月薪八千，试用期一个月，按百分之八十发。但我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团队不养闲人，也不接受频繁的请假。能做到吗？”
“能！一定能！谢谢梁总监！谢谢！”巨大的喜悦和解脱感瞬间冲垮了我的防线，我激动得声音都在发颤，连连鞠躬。
走出那栋现代化的写字楼，春日午后的阳光温暖地笼罩下来。
我站在人行道上，怀里抱着沉睡的苏笙，婴儿车里躺着吮吸手指的苏念，第一次感觉那阳光，真的有了一丝暖意。
工作，终于有了着落。
可是，紧随而来的，是更现实、更棘手的难题：我上班的时候，孩子怎么办？
在小区门口一间小小的家政服务介绍所里，我遇到了李姐。
李姐四十五六岁，面容朴实，说话带着点乡音，看起来是个踏实人。
“李姐，就是这两个孩子，刚满月不久，白天需要人照顾。”我指着婴儿车里的苏念和苏笙，心里有些打鼓。
“双胞胎啊，我带过的。”李姐笑了笑，蹲下身看了看两个孩子，“带过好几对呢，有经验，你放心。”
“那……工资方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带两个孩子，包一顿午饭，不住家的话，一个月四千五。”李姐报了个价。
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月薪八千，去掉保姆费四千五，房租两千一，剩下的一千四要负担奶粉、尿不湿、辅食、水电煤、交通费……
根本就是入不敷出。
可我别无选择。
“好，就四千五。”我咬咬牙，“李姐，两个孩子就拜托您了，我六点半之前一定到家。”
李姐点点头：“行，那我明天早上七点过来。”
工作的第一天，我凌晨五点半就睁开了眼睛。
给苏念和苏笙喂奶、换尿布、洗脸，准备好一天要用的奶粉和衣物，再把房间简单收拾一下。
七点整，李姐准时敲门。
我把还带着奶香、睡眼惺忪的孩子交到她怀里，仔细叮嘱了各种注意事项，然后抓起背包，匆匆冲出家门。
公司离住处很远，需要换乘两趟地铁，穿越几乎半个城市。
当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办公室时，墙上的时钟正好指向八点二十九分。
“苏向晚，公司是八点半上班。”梁总监正好从独立办公室出来接水，看了眼时间，语气平淡却带着压力，“以后尽量早点。”
“对不起梁总监！我明天一定更早出门！”我连忙道歉，额头上还有没擦干的汗。
那段日子，我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日夜不停地旋转。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七点才能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家。
而回到家，往往迎接我的是两个孩子因为饥饿或不适而哭得嘶哑的嗓音。
“苏小姐，不是我说，你这俩孩子太能哭了。”李姐有时会略带抱怨，“一个哭，另一个也跟着嚎，我一个人真是有点招架不住，午饭都经常吃不上。”
“李姐，辛苦您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一边道歉，一边接过孩子，一手抱一个，轻轻摇晃着安抚。
晚上哄睡更是漫长的拉锯战，经常要折腾到十一点以后。
等她们终于沉入梦乡，我还要强打精神洗衣服、刷奶瓶、准备第二天的辅食，等我自己躺下时，窗外常常已是夜深人静。
三个月后，现实给了我沉重一击——我银行卡里的存款，即将见底。
保姆费是最大的开销。我算了又算，如果继续请李姐，剩下的钱，最多只够支撑两个月，而这还不包括任何意外的支出。
“李姐，”某个周末的下午，我艰难地开口，声音干涩，“我……我可能，不能再请您了。”
李姐正在给苏笙换尿布，闻言愣了一下：“苏小姐，那孩子怎么办？”
“我……我再想想别的办法。”我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可能找个便宜点的日托班。”
李姐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行吧。苏小姐，你也……多保重。”
送走李姐，我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呆坐了很久。
最后，我在小区附近找到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小型家庭式日托所，主要接收三岁以下的婴幼儿。
一个孩子一个月一千二百元，两个孩子就是两千四。
虽然比保姆费便宜，但日托所下午六点准时关门，雷打不动。
“苏女士，我们这里最晚到六点。”日托所的负责人，一位姓王的阿姨，语气很坚决，“如果您晚了，我们最多等十分钟，之后我们会按分钟收取额外的看护费，而且次数多了，我们有权不再接收您的孩子。”
“我明白，我一定、一定会准时来接！”我握着苏念的小手，郑重地承诺。
从那以后，“准时下班”成了我工作中最高优先级的事项。
每天下午五点二十分，我就开始心神不宁地收拾桌面。
五点五十分，关电脑，拎起早已准备好的背包。
六点整，准时冲出公司大门，向着地铁站一路狂奔。
时间就是金钱，在这里得到了最残酷的体现。
有一次因为地铁故障临时停车，我急得差点哭出来，最后不得不花六十块钱打车，才在六点零五分赶到了日托所。
王阿姨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苏女士，这是第二次了。我们这里的规矩，事不过三。”
“对不起！真的非常抱歉！是地铁出问题了！”我连连鞠躬道歉，怀里紧紧抱着因为等待而哭得小脸通红的苏笙。
回家的路上，苏笙还在小声地抽噎，苏念也紧紧抓着我的衣角，显得很不安。
我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抱着苏笙，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疲惫和心酸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几乎要将我吞没。
生活像一根不断绷紧的弦，而我，已经能听到那令人心悸的“嘎吱”声。
直到那个下午，我在公司修改一份紧急的设计方案时，眼前突然一黑，毫无预兆地向前栽倒。
“苏向晚！苏向晚！”同事小周的惊呼声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急诊室的观察床上，头顶是惨白的光管。
“苏小姐，你这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和长期精神压力导致的昏厥。”医生拿着化验单，眉头紧锁，“你的血常规多项指标异常，电解质紊乱，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医生，我没事，开点药或者营养液就行。”我挣扎着想坐起来，脑子里想的却是日托所六点关门的规矩。
“你现在不是‘没事’的问题！”医生的声音严厉起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随时可能再次晕倒，如果发生在马路上，在地铁站里，你想过后果吗？你家里还有孩子吧？”
“可是医生，我还要去接孩子……”我看了眼手机，已经五点四十了，绝望感瞬间攫住了我。
医生愣了一下，语气缓和了一些，却更沉重了：“你先好好休息，我给你开点营养补充剂。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好好吃饭，保证基本睡眠，不能再这样透支自己了。”
“医生，”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砸在雪白的被单上，“我不能倒。我倒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她们才那么小……”
从医院出来，我几乎是跑着冲向地铁站。
赶到日托所时，指针已经无情地越过了六点二十。
日托所的门关着，里面透出温暖的灯光。
我用力拍打着门板，声音带着哭腔：“王阿姨！开开门！我来接孩子了！”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打开一条缝。王阿姨的脸出现在后面，没有任何表情。
“苏女士，这是第几次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她的声音很冷，“我们这里的规定很清楚，超过三次严重迟到，就不再接收了。从明天开始，请您另寻他处吧。”
我如遭雷击，僵在原地：“王阿姨，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今天是在医院，我晕倒了，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王阿姨打断我，语气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规定就是规定，对所有人都一样。请体谅我们的工作。”
她转身进去，很快抱着已经哭累睡着的苏念和苏笙出来，塞进我怀里，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抱着两个熟睡的孩子，站在紧闭的门外，初春的晚风吹在身上，冷得刺骨。
明天。
明天我该把她们送去哪里？
那个夜晚，我给母亲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听到母亲“喂”的那一声，我所有的坚强瞬间土崩瓦解。
“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