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的历史十分短暂，不过18年；可这18年却是相当精彩。南明开始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清军入关，此时大明还有南方的半壁江山，淮河以南全部的苏、浙、皖、赣、闽、粤、桂、湘、鄂九省，再加上云贵、川南、部分江北州县，面积约251万平方公里。

失去北方的南明，拥有着整个大明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江南地区。而南宋最鼎盛时期，只有约20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致范围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含川东、河南南部，不含云贵。

直到南明后期，即永历皇帝在位期间，还有近200万平方公里土地，接近南宋的疆域规模。

但为什么南宋能守住半壁江山享国152年，南明却如昙花一现般迅速覆灭。

关于南明，顾诚曾在《南明史》中评价道：“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讨论南明，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南明不是像南宋那样的一个统一政权，而是清军入关后尚未攻占的一大片地区。这片地区内有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残部，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军阀，还有高高在上被养废的福、鲁、唐、桂四大明朝王族派系。

南明的局势不像春秋，而像是战国：内部动辄自相残杀，诛人九族。南明其实相比南宋，更有存续优势：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南京还有陪都的身份。

崇祯一自杀、北京一沦陷，南京的行政班子就自动取代北京。当时的南京跟已沦陷的北京中枢相比，就差一个皇帝了。皇帝的事情其实很好解决，从地方藩王里挑一个嘛，反正明朝又不是没干过这事。

有个人选特别合适：福王朱由崧。不仅合适，还合法、合理。更何况当年的老福王朱常洵，还是万历朝太子的强力竞争人选。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之争。

北平沦陷对东林党的影响甚小，如果说明末北京朝廷是东林党的“众正盈朝”，那南明朝廷就是东林党的根据地、大本营。东林党因害怕福王朱由崧继位为帝后，会算当年老福王朱常洵没当太子和皇帝那笔账，坚决反对福王朱由崧继承大统。

最后东林党选定明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继位。放着明神宗的孙子不立，立明神宗的侄子，这说得过去吗？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四处奔走，希望各方支持福王朱由崧继位。凤阳总督马士英则选择了一种十分粗暴的手段解决问题：直接宣布福王朱由崧监国，后拥立其为帝。

南明的党争在这时，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史可法和马士英都支持福王，但两者的手段、立场都不同。前者是南京朝廷派，后者是地方实权派。马士英从龙有功，带着一大批党羽鸡犬升天，史可法等原南京六部高官则失势，东林党遭到疯狂打压，阉党也开始抬头了。

如果说其中有哪一个派别能彻底压倒任何一方，并开始思考接下来大明该何去何从、是否北伐、该如何稳固江南局势，那再造一个新大明不是不可能。但是整个南明朝廷，从中央到地方，全都忙着争权夺利、贪污内斗，好像觉得无论李自成还是清军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其实南明的权贵和官吏们，不是不知道李自成和清军的威胁，但是他们始终认为：捞到的钱、保住的命、抢到的官永远是自己的，换个新王朝照样吃香喝辣，歌照唱、舞照跳。

南明朝廷种种不靠谱的作为，既为清军留足了迁都北京和打败李自成的时间，也加速了整个新中枢朝廷的腐化。整个南明朝廷的中枢大臣，对清军毫无抵抗可言，基本选择投降。

南明朝廷刚立的第二年，弘光帝被俘，南明进入一个内斗新阶段——六龙同朝：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应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崇祯假太子）、抚州的益王朱慈炲、福州的唐王朱聿键、绍兴的鲁王朱以海、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同一年宣布监国。

为什么明末的君臣都这么无能堕落？历朝历代王朝末年，都极少出现这般乱象。这可以怪朱棣把藩王宗室当猪养，也可归咎于酿成土木堡之变、冤杀于谦的朱祁镇，还可以怪万历皇帝不理政的懒惰，及对张居正的无情清算。

而造成明朝灭亡和南明乱象的最大责任人，当属崇祯。遍观古今中外，没有哪个王朝或政权末期的君主，有崇祯这么大的权力。可是崇祯折腾了十七年，最后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崇祯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认为自己很勤勉，只是大臣无能且背叛了大明，明朝才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