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耿精忠被押赴菜市口凌迟处死。

等到最后一刀割完，人群中一个年轻人冲上前去，将丢弃一地的碎肉打包带到了父亲的坟前祭奠。

这个年轻人名叫范时崇，当年三藩之乱时，耿精忠囚禁他的父亲范承谟，并于两年后将其杀人灭口。

康熙帝以严法惩治耿精忠，固然与他谋反有关，但其中也有替范承谟报仇雪恨之意。

说起范承谟，无愧于名臣之后，也是康熙朝公认的模范督抚。

范承谟，字觐公，号螺山，生于明崇祯八年，辽东都司沈阳中卫(今辽宁沈阳市)人，开国元勋范文程第二子，隶汉军镶黄旗。

顺治八年，17岁的范承谟以元勋子弟选充侍卫，原本凭借父辈的恩荫，他完全不用像贫苦子弟那样去挤科举的独木桥。

白给的终究不如自己努力得来的。

顺治九年，范承谟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这一天开始，他选择了一条文人士大夫该走的仕途之路。

此后范承谟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任职，长达十六年之久。康熙五年，范承谟选任秘书院学士（即后来的内阁学士），跻身二品大员序列。

康熙七年，范承谟特简浙江巡抚。

当时的浙江频遭水旱灾害，官场上更是贪墨成风，范承谟抵达浙江，首先整饬吏治，严惩贪官。

范承谟刚正廉明，勤政爱民，日以继夜亲自审理公移呈牒，极力革除衙门受贿徇情恶习，堵塞蠹吏钻营舞弊之门。

按当时惯例，督抚接印视事三个月后，需劾奏不法官吏，名曰“弊吏之典”。

范承谟抚浙三个月，对地方利弊，民情向背，已渐渐洞悉，便举行“弊吏之典”，一时墨吏几乎都被弹劾，宿蠹老吏被相继解职，诸僚吏因此相顾失色，不敢恣逞肆虐，扰害百姓。

短短半年时间，浙江吏治为之一变。

逃人法是清初一大弊政，在民间的危害极大。

浙江豪强巨猾与八旗兵丁相互勾结，准备讹诈某家时，便串通八旗驻防处所新买之人，先至其家，随后率领党羽蜂拥擒捉，即指称某家“窝逃”，诬陷无辜。

历任浙江巡抚畏惧八旗，敢怒不敢言，反而对受害者施以严刑，百姓苦不堪言，成为浙省一大灾难。

对此，范承谟一面申饬营卒，严禁伙同制造“窝逃”冤案，一面坚决打击巨猾，就在他考核和弹劾官吏的“弊吏之典”后刚两个月，他又疏请更定逃人法，为民根除祸害。

康熙帝准其所请，浙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浙江的宁波、金华、台州、温州、处州、衢州等府，历年荒歉，因而欠赋日久，当地百姓纷纷逃亡。

原总督赵廷臣也是爱民如子的好官，他曾多次上疏请除额赋，但遭户部拒绝。

赵廷臣心系百姓，却死于任所，他死后留下遗折交于范承谟，希望他继承他的遗愿，再次向康熙帝奏请免赋。

范承谟说话比赵廷臣管用，康熙帝令他实地踏勘，统计准确数字，以备朝廷降恩。

康熙九年三月，范承谟单车简从，仅带随行步卒数入，直奔宁波、金华、台州、温州、处州、衢州等六府，所到之处，他亲自查勘并面询民间疾苦。

七月，范承谟据实奏请豁免荒田地二十九万四千六百余亩，水冲缺额地二万一千九百余亩。

当年，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诸府自春受旱蝗之害以后，至夏秋又遭特大水灾。

范承谟轻舟裹粮，奔赴灾区勘察，筹划救援、赈济，并奏请借贷布政使司库银八万两，选派官员至湖广买米。

仅两个月，外省粮船首尾相接，源源而至，各受灾府州县设粥厂接济。同时，他上奏康熙帝，将受灾地区应征漕米，每石折银一两，并免除耗米。

然而，嘉兴、湖州二府冬季又遭雪灾，漕粮虽经改折，百姓钱米俱乏，仍无从措办。

康熙十年春，范承谟再次疏请缓征二府漕折银两，康熙帝揽奏准行。

湖州府属例有额办南北丝斤，在明代因南京有陵有庙，南解南京以供神帛丝斤，北解户部以供京师之需。

到了清代，南解丝斤已改为杭州织造织所用，但解运办法仍沿袭明代旧制，未作相应改定，水船陆车及食用之费多于原额数倍，若增给必加派于民，否则解费不敷。

因此，范承谟疏请改解南北丝斤，统由增设的杭州织造衙门采办，每年随例有二季北上之船附解京师，此举利国利民。

此外，从二月至七月，范承谟除治理嘉兴南湖外，还先后亲自勘议复丈海盐、平湖等处卫田，厘定粮赋。

范承谟身体不太好素有旧疾，莅任后又思劳过度，加上长年勘水勘荒，奔驰于淫雨酷日之中，穷谷瘴气之地，以致旧病复发。

他按照当时巡抚患病总督代行职权之制，曾四次移咨总督刘兆麒，以病恳求代题解任。刘兆麒始终苦相劝勉，不肯代题。

当范承谟在平湖复丈卫田时，病情恶化，疏请罢任。

康熙让他先乘驿回京调理，而总督刘兆麒、提督塞白理以及朝臣姜希辙、柯耸、何元英等都以“浙人爱戴”恳请“特敕勉留”。

于是康熙顺乎民情，特颁谕旨，劝范承谟留任。

范承谟带病上岗，一面兴修水利，治理湖塘，疏浚河道以通漕运，一面招集流民，给垦荒地，使他们安居复业。

康熙十一年秋，两浙又遭灾荒。

范承谟除请留浙援例捐纳银两赈饥外，又疏请将嘉兴、湖州二府白粮分三年缓征。

他还以温州、台州、嘉兴、湖州诸府连年凶荒，受灾最重，疏请豁免温州、台州二卫康熙九年以前荒欠地丁钱粮，以及嘉兴石门(今桐乡石门镇及其周围地区)、湖州乌程(今湖州市)、温州平阳等县未完月粮。

范承谟并疏请将两浙未完折征银两，以及盐课、关税、赃罚杂项银两暂缓解部，量留数十万两，一半抵本省兵饷，一半协济别省。

以上疏请各款，均下部议行。这一系列措施使灾荒既赈，官免催科追欠，而军饷也得以筹措。

范承谟抚浙四年，由于深入实际，接近下僚，对浙江利弊得失与轻重缓急之事，无不周详。

一些他认为关系国家命运、人民生活的大事，他经常放在心上。经过他的苦心治理，浙江政治清廉，社会稳定，社会经济开始得到逐步恢复。

康熙深知范承谟勤劳卓著,廉洁爱民，当时每有封疆大吏陛辞时，必说：

“正色饬之曰：尔欲作好官耶，当如范承谟。”

在康熙心中，范承谟已经成了全国督抚的榜样和模范。

康熙十一年，范承谟升任福建总督。当他启程赴京陛见时，浙省百姓号泣挽留，一路不绝。

四月，范承谟抵都觐见，极力引疾辞谢新任。康熙让他在家静养调理，并遣御医至府诊治，赏赐人参药物。

七月，范承谟病体初痊，康熙就特赐冠服鞍马，要求他速赴新任。十月，范承谟抵闽视事，耿精忠因他廉威素著,害怕他妨碍自己。

在他动身赴闽前，靖南王府曾派一使者去拉拢他，说：

“范公来督七闽，计车马所需，犒军所费，非数万不可。无劳筹画，王谨储蓄以待。”

这个诱人的建议被范承谟一口拒绝，抵闽后，范承谟见闽省官吏依仗耿精忠势力，无恶不作，贪赃枉法，军饷欠至半年，库银缺额百余万，军政废弛，兵穷民困，形势异常险恶。

面对严峻形势，范承谟镇静自若，精心筹划，首上《条陈闽省利害疏》请宽展界，许渔户照木筏取鱼之例采捕，取其十一充课，用以接济军饷及借民助垦，有余则存贮备修船只，以为安民之计。

因欠发军饷过多，范承谟遣使到浙江告急，要求预拨六十万两以济燃眉之急。

随后，范承谟复请兴兵屯，认为首先可以解决军饷问题，安定兵心。

兴兵屯的方法是，令受饷士卒垦荒，照民垦六年起科例，俟六年后开始裁饷，遇有旱涝仍倍加赈恤。范承谟准备亲行勘查，因地制宜，逐步推广施行。

早在范承谟抵闽任前，耿精忠已疏请撤藩，以试探康熙的意图。

范承谟到任后，即奉旨办理靖藩撤离事务，准备将藩下左、右翼官兵划归督标，筹措藩属人口十一万余所需搬迁费用、物资、夫役等项，拟定启程地点、路线、日期各事。

范承谟为此反复谋划，一切就绪。此外，三藩数十万人北撤，他还要未雨绸缪，防止变乱。

当时，吴三桂已据云贵叛乱，传檄天下，人心惶惶。

康熙十三年正月，朝廷诏书抵福建，停止撤藩，谕耿精忠固守地方。

范承谟闻讯，立即密折详陈天下利弊。他认为当今因钱粮考成太严，盗案处分太重，他建议宽钱粮盗案处分，复夏税秋粮，以收拾天下人心。

如此，吴三桂以一隅之地而抗天下全势，其灭亡必指日可待。至于闽省情形，他表示将竭力抚绥。

然而，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在加紧谋划叛乱，阴附吴三桂。

范承谟察觉耿精忠言行反常，心存异志，深知萧墙之祸迫在眉睫。但他镇静自如，不露声色，积极采取有力对策，努力争取挽回局势。

僚属劝他不要轻出，以防不测。他回答说，时势至此，共处同城，即便闭门不出也不可免。

他手下的幕僚献计，让他以戒备吴三桂为辞，逃出福建至湖北躲避。

范承谟作为封疆大吏，岂能临阵脱逃？

用他的话说就是“既冒轻出失守之名，兼招激变殒灭之祸，身名俱丧，耻莫甚焉。”

范承谟积极筹划防备，但是，他的措施还没有来得及一一实行，耿精忠却已经发难。

三月十五日，耿精忠派人到总督署，诈称海寇将至，邀他前往会商。时任巡抚刘秉政暗中已党附耿精忠，他也来敦促同行。

下属极力劝他带着亲兵护卫前往，范承谟知道事起非常，区区亲兵也非耿精忠对手。

范承谟临危不惧，坦然启行，当他到达靖南王邸后，他看见廊庑杀气腾腾，知道陷落虎口，大义凛然，挺身而前，抗辞痛骂耿精忠，声言只求一死。

耿精忠历来畏惮范承谟的威望，恐怕杀害他会引起朝野震动和民怨沸腾，便将他囚禁幽室，派兵昼夜看守。

范承谟怒骂和痛斥耿精忠的反叛行为，数日之后，他被迁拘深房密室，禁锢更严。

在二年半的监禁中，范承谟备受折磨，坚贞不屈，每日作七言绝句，后集成《百苦吟》，对耿精忠进行讥刺。

他又以炭画壁成文，自述生平大概，倾吐孤忠血泪，是为《画壁遗稿》。因辫发被断，囚居隘室，他自号“髡翁”，别号“蒙谷”。

康熙十五年九月，清兵入福建，破仙霞，直捣福州。

耿精忠见大势已去乞降，又恐释放范承谟会带来后患，便杀人灭口，范承谟死得时候才四十二岁。

同时被害的还有幕友至隶卒凡五十三人，他们都被焚尸弃野。

守卒许鼎历来感佩范承谟的品格，寻得他一些残骸剩骨，潜行万里，竟达京师报闻。

康熙深为震悼，予祭葬，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颁赐御书碑文，谥忠贞。福建省立专祠奉祀，御赐忠贞炳日扁额。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耿精忠被押至京师问罪。

康熙帝下诏将耿精忠及其心腹死党白显忠、徐文耀、王世瑜等凌迟处死，范承谟之子范时崇（时为国子监监生）分割其肉祭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