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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离婚时,妃子文绣的一纸状书轰动全国?

1931年秋天,天津。一条消息从律师事务所传出来,当天就传遍了整个京城,淑妃文绣要和末代皇帝溥仪打离婚官司。
但是放在今天听,可能觉得也就是个名人离婚。但是放到1931年的中国,这几乎是一颗原子弹级别的社会新闻。为什么呢?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制度中,只有皇帝休妃子的,从来没有妃子休皇帝的。即使溥仪这时已经退位,失去了紫禁城,住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里当寓公,但是他头上仍然戴着“大清逊帝”的帽子。一个妃子主动向皇帝提出离婚的要求,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简直是天翻地覆的事情。
先把文绣这个人的来历交代清楚。
文绣全名尔德特·文绣,满洲鄂尔德特氏,镶黄旗。听着好像是大族出身,但是到她这一代家道已经败落了。她父亲早逝,母亲蒋氏带着几个女儿过日子,生活十分困难。文绣小时候上过私塾,读过几年花市的一所小学,在那个年代的满族女孩子中算是有文化底子的。

1922年溥仪举行大婚选秀。这次选秀就是一场闹剧。溥仪当时十六岁,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按照老规矩给溥仪选,最后给溥仪选了四张照片。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自己写过,他看到照片觉得文绣长得不错,用铅笔在照片上画了一个圈,但是王公大臣们觉得文绣家世不够格当皇后,硬是把她压到了淑妃的位置,皇后给了另一个人婉容。
这件事埋下了后来所有悲剧的种子。
文绣进宫的时候才十三岁。在紫禁城里面,她和婉容住的是两个宫,名义上是并列的一后一妃,但是实际上的待遇不能比。婉容家里很富有,有势,嫁妆很丰厚,在宫里前呼后拥。文绣这边冷冷清清,用度十分拮据,太监宫女也都只认得自己的份量。溥仪对于这两个女人的态度也很清楚,一开始比较平衡,后来明显偏向婉容。原因并不复杂,婉容更会来事,长得也更符合溥仪的审美,社交能力强,英文也很好,可以陪溥仪一起看英文书、打网球。文绣性格比较内向、安静,不太会讨好别人,时间一长就被冷落了。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迫溥仪离开紫禁城。一下就把小朝廷最后的那点架子给拆了。溥仪先是住进北府(载沣的醇亲王府),后来又躲进日本公使馆,最后又辗转到了天津。到天津之后,溥仪先住在张园,后来又搬到了静园,虽然失去了皇宫,但是排场并没有缩小。婉容继续过阔太太的生活,在社交场合中穿洋装,做交际花一样的事情。文绣也一样,被晾在一边,没有人理会。

在天津的那些年,文绣的处境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熬。她和溥仪之间并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一点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有所隐晦的承认。文绣常年独居,连最基本的零花钱都要看人的脸色,吃穿用度都被压到很低的标准。更难受的是精神上的孤立。她想读书,周围人嫌她多事。她想出去走走,得层层请示。她就住在那个院子里,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甚至比透明人还要透明,透明人至少还有自由,而她连自由都没有。
文绣并不是没有反抗过的。后来的律师档案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显示,她曾经多次向溥仪提出不满,并且也曾经通过身边的人来传达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结果要么被忽略,要么得到更加严厉的约束。文绣最后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决定,那就是找律师,告溥仪,要离婚。
帮文绣打这场官司的律师有三位,为首的是张绍曾的族人张士骏,另外两位是李洪岳和张颐。这三位律师敢接这个案子,本身就说明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对手虽然退了位成了一个皇帝,但是溥仪背后是满清遗老集团和日本势力。经过律师们的商议之后,决定用民国法律来解决,因为大清已经灭亡了,溥仪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文绣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公民之间的婚姻纠纷按照民国民法来处理。
1931年10月,文绣向天津地方法院递交诉状,要求与溥仪解除婚姻关系。
诉状的内容现在还可以查到大概的内容。文绣方面列出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溥仪对她长期冷落、精神虐待,使她身心俱疲,二是她在溥仪处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经济保障,三是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夫妻感情,婚姻名存实亡。措辞不卑不亢,条理清楚,一看就是律师精心润色过的。
这条消息一出来,全国所有的报纸都乱了。《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接连几天头版头条,标题越来越大。淑妃革命、妃子休皇帝、皇帝吃官司,各种说法满天飞。社会舆论很快就分成了两派。支持文绣的一派认为这是女性觉醒、婚姻自由的标志性的事件,民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一个女人有权利从不幸的婚姻中走出来,不管对面坐着的是皇帝还是乞丐。反对文绣的一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妃子告皇帝,成何体统?尤其是满清遗老圈子,文绣的行为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文绣是在"辱没皇室"。
溥仪这边的反应也挺有意思的。他一开始并不相信文绣敢做这种事情,直到确认消息是真的之后,他才气急败坏的。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用了“震怒”这个词,但是紧接着就说了一句很微妙的话,大意是他当时最担心的并不是婚姻本身,而是面子问题。一个皇帝被妃子告上法庭,外国人会怎么解释呢?在日本人面前怎么解释呢?在遗老遗少面前怎样交代呢?

他所担心的都是面子。文绣这个人过得怎么样,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过。
最终这场官司并没有真的闹上法庭开审。溥仪那边派人和文绣方面进行谈判,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谈判,双方在庭外达成了一致。和解条件大致是:溥仪同意离婚,给文绣五万五千元作为赡养费,但是文绣必须终身不得再嫁。
五万五千块钱,在1931年不算少,普通人家十几年的收入。但是对于一个做了九年皇后的女人来说,用这点钱来换取后半辈子的孤独,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划算。更不用说“终身不得再嫁”这一条,溥仪已经不再需要她了,但是还要管她以后是不是可以再嫁,放到今天恐怕也会被骂上热搜。但是文绣方面是被接受了的。能脱身已经算是最大的胜利了,其他的就不去想了。
文绣离婚之后的生活很不好过。五万五千块钱听起来不少,但是她要养母亲和家里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很快就会捉襟见肘。后来她做过教员,做过糊纸盒的手工活,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抗战时期她在北平生活,据说曾经靠卖旧物过活。
对于"终身不得再嫁"这个条件,文绣后来没有遵守。1947年以前,她嫁给了一位叫刘振东的国民党军官,后来他们过着平淡的生活。1953年文绣在北京因心肌梗塞去世,享年四十四岁。死的时候身边没什么人,也没什么钱,走得极其安静。
从文绣的这封状子来看,为什么在1931年会引起全国的轰动呢?因为踩到了那个时代最敏感的几根神经,即皇权是否还在。女性是否有权利主动结束婚姻。民国时期的法律能不能管到前朝的皇帝?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到底应该画在哪里?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随便挑一个都够吵半年的。
文绣未必想得这么深。她大概率是被逼到墙角了,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才不想再忍下去。但是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出于本能的反抗,正好碰上了时代的潮流,于是就成了大事。
她不是什么女权斗士,也不是什么革命先驱。她只是一个不想继续受罪的女人,恰好赶上了允许她说话的时候。
(主要参考: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王庆祥《文绣传》;天津市档案馆藏相关诉讼文书影印件;《大公报》1931年10月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