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胡适，多数人脑海里都会浮现“自由主义旗手”的形象，以及他一生所倡导的“一点一滴的改良”。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坚守自由与理性的学者，对苏联的评价竟有着天翻地覆的转变——他曾填词高呼“新俄万岁”，盛赞苏联的试验“顶礼佩服”，可到了晚年，却彻底转向，直言苏联背离自由本质，沦为专制政权。

这份跨度数十年的态度变迁，不仅藏着一位学者的独立思考，更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迷茫与探索，而每一次转变，都有实打实的史实与案例作为支撑，绝非空穴来风。

伴随着苏联的强势崛起，中国知识界旋即掀起了“仇俄友俄”的大讨论——有人将苏俄革命奉为救国良方，有人则斥其为“异端”。

而胡适的立场，自始至终带着实验主义者的审慎，在两极对立的舆论旋涡中，保持着相对难得的清醒。

胡适

胡适对苏联的早期态度（1918—1926），核心是“冷静审慎、拒绝盲从”，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24年的联名呼吁事件。

1922年，苏俄与北洋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明确废除了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从大国手中收回部分主权，这份诚意让胡适心生认可。

于是，他与蒋梦麟、李大钊等47位北大教授联名，呼吁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苏俄，认为其主体固定、态度明确，理应恢复中苏邦交。

当然，这份支持绝非盲从。

此时的胡适从未亲身踏足苏联，仅通过《俄国革命史》《苏俄新宪法》等文献，以及俞平伯、周作人等留苏友人的书信了解这个新生政权，他始终坚持“不以耳为目”，既不加入北洋政府主导的“反赤化”阵营，也不宜盲目跟风崇俄。

列宁与青年斯大林

1925年的“反赤化浪潮”，更能印证这份清醒。

当时，北洋政府不仅大规模查封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还逮捕李大钊等倾向苏联的知识分子，不少学者要么跟风批判苏俄“赤化祸国”，要么沉默避世、明哲保身。

唯有胡适挺身而出，在《对于沪案的感想》一文中公开表态，强调“异乎我者未必即非”，主张容忍异己，反对武断否定苏联的政治试验：

我们评判一个国家的制度，不能仅凭标签，要看它是否在为民众谋进步，苏俄的试验尚在进行，我们无权武断否定。

当然，面对好友李大钊的极力推崇，胡适始终坚守自身理念。

李大钊曾多次将苏俄《真理报》译文以及各种革命小册子送给胡适，劝他认可“革命是救国捷径”，但胡适始终坚持“一点一滴的改良”。

他在回信中辩驳称，“革命固然能快速改变现状，但也可能带来无序与破坏，巴黎公社的失败便是教训，不如渐进改良，一步一步完善社会”。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左起）合影

另外，这里还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胡适1917年填词《沁园春·新俄万岁》，讴歌的是推翻沙皇专制的二月革命，而非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推行民主改革，与胡适的民主理念相契合，才让他发出了这样“炸裂”的赞叹；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胡适尽管没有做出明确反对，却始终保持距离，这份细节更显其审慎。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26年。

这一年，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与苏慧廉同乘西伯利亚铁路前往，中途在莫斯科停留3天，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踏足苏联。

就是这短短3天的实地探访，彻底扭转了他此前的审慎态度，让他对苏联的认知从“理性观望”转向“热情赞赏”，正式进入“热情赞赏、直言愧死”的中期阶段（1926—1939）。

苏联宣传画：“突击劳动将保障（一切）！”

在莫斯科期间，他先后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城郊监狱，还到中山大学发表“实验主义与社会改造”主题演讲。

革命博物馆里，沙皇统治时期的酷刑工具与民众受苦的史料，与当时苏联民众的精神风貌形成鲜明对比；城郊监狱中，旧贵族、反革命分子的劳动改造场景，在他看来是“清除旧势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

而中山大学学生们对理想的坚定追求、对社会改造的热切提问，更深深打动了他。

据当时校方记载，演讲结束后，该校学生们纷纷围拢上来，追问“中国如何实现社会进步”“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能否结合”。

这份“有理想、有计划、有信心”的状态，让他深受触动，在给友人张慰慈的三封信中，他盛赞苏联的“伟大政治新试验”，甚至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俄？

苏联宣传画：“以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保障和平！”

这份赞赏绝非空泛吹捧，而是基于实打实的观察。

苏联的扫盲运动成效显著，革命前识字率仅22.3%，到1926年已提升至39.6%，胡适曾亲自参观城郊农村识字班。

看到农民们认真学习书写名字的场景，在书信中写道：“他们或许暂时没有自由，但他们在努力摆脱愚昧，这种向上的力量，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筹备阶段的苏联，工业建设也充满了实干气息。他参观的“红色索尔莫沃”机械厂中，工人加班加点生产、车间里随处可见技术革新标语。

这种埋头实干的氛围，与当时中国社会的“醉生梦死”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徐志摩的质疑，胡适的反驳也有明确支撑。

1926年，徐志摩游历苏联后，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表示，“莫斯科街头看不到自由言论，曾亲眼看到学生因谈论西方民主被逮捕”。

胡适回信反驳：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在莫斯科看到的，是民众对未来的希望，是国家对教育、工业的投入，不能单靠成见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有伟大生产力。

这场争论，也为他后来的转向埋下伏笔——他的赞赏，始终建立在“实验能走向更好”的期待之上，而非无条件认同。

第聂伯河水电站，苏联一五计划的标志之一

可惜，这份炽热的期待，终究没能抵过现实的残酷重击。

从1939年开始，胡适对苏联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进入“失望谴责、彻底转向”的后期阶段（1939—1949），而1939年的两个关键事件，成为压垮他期待的最后两根稻草。

第一个事件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秘密条约，不仅划分东欧势力范围，还暗中约定“共同瓜分波兰”，这彻底背离了胡适心中“理想主义、反对侵略”的苏联形象。

当时担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日记中愤怒写道：“我从未想过，一个倡导‘反侵略’的国家，会与法西斯为伍，这是对理想的背叛，也是对所有相信苏联的人的欺骗”。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现场

第二个事件是苏联的对外侵略。

1939年9月，苏联以“保护波兰东部少数民族”为由，出兵占领波兰近一半领土，逮捕大量波兰官员和知识分子；11月，又以“芬兰挑衅”为由发动冬季战争，最终迫使芬兰割让11%的领土。

这些行为，让胡适彻底认清了苏联的“强权政治”本质，他在《自由主义》一文中公开谴责：

苏联的行为与帝国主义侵略无异，他们嘴上说着‘解放世界’，实则在推行霸权，这与我毕生坚守的自由、民主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除了对外侵略，苏联内部的高压统治更让他彻底失望。

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大量无辜官员、知识分子、军人被逮捕、处决，普通民众也常因“疑似反对斯大林”被牵连。

胡适通过曾赴苏考察任教的学者王造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者在书信中描述：

莫斯科的空气十分压抑，人们不敢随意说话，我认识的一位苏联教授，仅因为课堂上提了一嘴西方民主，便被秘密逮捕，从此杳无音信，曾经的理想主义，早已被专制取代。

由右至左：加里宁，奥尔忠尼启，伏罗希洛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高尔基

恰逢此时，陈独秀撰写《我的根本意见》，也在批判斯大林专制，提出“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陈独秀的观点，与胡适的认知不谋而合，他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表示：

你说得对，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背离了最初的革命理想，沦为了专制的工具。

从这以后，胡适在《容忍与自由》《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等文章中，多次公开批判苏联。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大肆没收农民粮食，导致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爆发看严重饥荒，饿死人数约300至500万；而苏联政府却刻意隐瞒真相、禁止媒体报道。

得知此事后，胡适痛斥其“牺牲民众自由与生命换取表面成就”，并愤怒地表示：

所谓的“社会进步”，不能以牺牲民众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这样的试验，即便取得表面成就，也毫无意义，苏联的专制统治，是对自由的践踏，是通向奴役之路。

参与游行的苏联民众

回望胡适对苏联的评价轨迹，从早期的冷静审慎、中期的热情赞赏，再到后期的失望谴责，这从来不是“见风使舵”，而是基于一个个有据可查的真实案例，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反思。

这份转变，本质上是他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苏联现实的持续碰撞，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彻底决裂。

胡适一生坚守“自由、民主、渐进改良”的核心，不盲从、不妥协，这份精神，不仅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迷茫与艰难，即便放到今天，也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鲜明的态度转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思想变迁，更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理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武断，而是基于事实的不断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