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卷着残叶，拍在赤壁的礁石上，碎成一片寒凉。杜牧披着青衫，立于矶头，手中一卷《三国志》被夜露浸得微潮。他抬眼望向西沉的明月，月光洒在江面，映出当年周郎破曹的古战场——江水滔滔，似在诉说“樯橹灰飞烟灭”的过往；他低头吟哦，笔锋落处，便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绝句，在夜色里流转，字字都似一把轻剑，挑破历史的帷幕，照见兴亡的真谛。

杜牧的一生，如一卷浸着忧思的史稿，以绝句为笔，以山河为纸，在晚唐的衰颓里，写下“鉴古知今”的警醒。他出身京兆杜氏，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通典》作者，家学的熏陶让他自幼便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成年后登进士第，却因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仕途辗转，始终未能施展“经世济民”的抱负。《新唐书·杜牧传》载其“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这份“敢言”的风骨，化作他诗中的锋芒，既写得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疏狂，更道得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他的诗，总与“兴亡之地”相生相伴。游金陵（今南京），他站在台城遗址上，见“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想起南朝陈后主沉迷声色、终致亡国的旧事，柳色越盛，越衬得历史的悲凉；过阿房宫故地，他写下《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的句子，痛斥秦的奢靡无度，“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论断，更是将兴亡的根源，直指统治者的昏聩；泊秦淮，他听着画舫里的靡靡之音，联想到“陈叔宝亡国”的教训，便有了“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讽喻——秦淮的水，曾映过南朝的歌舞，也映过晚唐的颓势，而杜牧的诗，恰如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荡过千年仍未平息。他的绝句，从不是无病呻吟的闲愁，而是“以小见大”的史鉴。《赤壁》一诗，借“东风”与“二乔”的假设，看似谈三国轶事，实则暗讽晚唐统治者“忽视天时、妄自尊大”的昏庸；《过华清宫绝句》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杨贵妃嗜荔枝的小事，揭露唐玄宗后期的奢靡，暗示“安史之乱”的祸根；即便是《江南春》里“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媚，也藏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追问——那些曾经香火鼎盛的寺庙，不正是南朝统治者沉迷佛教、荒废政务的见证？

晚唐的朝堂，如风雨飘摇的孤舟，杜牧的诗，便是舟上的警钟。他曾向宰相李德裕上书，提出平定泽潞藩镇的策略，却未被采纳；他任黄州、池州刺史时，兴修水利、整饬吏治，试图为地方百姓谋福祉，却终究挡不住王朝衰落的大势。但他从未放弃“鉴兴亡”的初心，直到晚年，仍在诗中写道“今来故国遥相忆，月照千山半夜钟”，字句间皆是对家国命运的牵挂。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诵读杜牧的绝句，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清醒。他的诗，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照见的，是“奢靡必亡”的铁律，是“居安思危”的智慧，是“以民为本”的初心。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这份“鉴兴亡”的精神，愈发显得珍贵：我们从“秦亡于奢”中懂得，要坚守勤俭节约的传统；从“南朝亡于惰”中懂得，要保持锐意进取的姿态；从“晚唐亡于散”中懂得，要凝聚团结奋斗的力量。

杜牧的笔早已停驻在晚唐的时光里，但他绝句中的兴亡镜，却永远悬在历史的长廊中。它提醒我们，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忽视教训，便可能重蹈覆辙。在当代，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个人修身，都需要这份“以史为鉴”的清醒——正如杜牧用绝句警示晚唐那般，我们也当以历史为灯，照亮民族复兴的前路，让“兴”的经验得以传承，让“亡”的教训不再重演。江风依旧，赤壁的明月仍在；杜牧的绝句，也将在时光中继续流转，成为代代相传的“兴亡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