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夏桀把人当坐骑的消息传到亳城时，商汤正在田埂上观察禾苗长势。这个后来被称为 “商朝开国君主” 的男人，此刻还只是夏朝东方的一个诸侯。他望着田垄间忙碌的农人，突然意识到：一个王朝的根基，从来都不在宫殿的梁柱上，而在千万张能吃饱饭的餐桌上。

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名字里带的 “桀” 字仿佛是历史的预言 —— 这个谥号在后世被解读为 “贼人多杀”。但翻开史料我们会发现，这位亡国之君并非一开始就暴虐成性。

夏桀即位时，夏朝已延续四百余年，就像一台运转太久的机器，齿轮间早已积满锈迹。他曾试图用铁腕手段挽救王朝颓势：即位第三年便征伐有施氏，将美女妺喜纳入后宫；十年后又出兵讨伐岷山氏，掠来琬、琰两位美人。这些对外战争看似彰显武力，实则暴露了夏朝统治的致命缺陷 ——用掠夺代替治理，用暴力压制矛盾。

夏桀的统治堪称古代版的 “暴政教科书”：他下令修建可以划船的酒池，让三千人同时牛饮，醉死者跌落池中也无人问津；为博妺喜一笑，他点燃烽火台戏弄诸侯，比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 早了近千年；大臣关龙逄因劝谏被施以炮烙之刑，从此朝堂上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声音。

更致命的是，夏桀完全背离了大禹治水时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的传统。《竹书纪年》记载，他修建的倾宫瑶台 “殚百姓之财”，导致 “民不堪命，怠于耕稼”。当东方的商部落正在推广新的耕作技术时，夏朝的百姓却在为王室的奢华徭役而逃亡。

商汤的出身本就带着传奇色彩。他的先祖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经过十四代人的积累，这个位于黄河下游的部落已发展成拥有强大农业和手工业的势力。

但商汤真正超越前辈的，是他的用人之道与战略眼光。当他听说有个叫伊尹的奴隶很有才能时，竟三次派人前往有莘国求贤。最终，他以迎娶公主为名，将身为陪嫁奴隶的伊尹带回亳城。这个举动在等级森严的上古社会，不啻于一场革命。

伊尹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商部落的发展轨迹。这位被后世尊为 “中华第一贤相” 的政治家，为商汤制定了 “先弱后强，由近及远” 的灭夏策略：先征服夏朝的属国葛、韦、顾、昆吾，剪除羽翼；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囤积粮食；更重要的是，通过 “以仁伐暴” 的宣传，争取诸侯支持。

有一次，商汤在野外看到猎人四面张网，便让他撤去三面，只留一面，并祷告 “欲左左，欲右右”。这个 “网开三面” 的故事迅速传遍各部落，人们纷纷感叹：“汤德至矣，及禽兽！” 相比夏桀的暴虐，商汤的仁德像一道光，照亮了人心向背的天平。

公元前 1600 年左右，商汤认为灭夏时机已成熟。他率领战车 70 乘、敢死队 6000 人，联合其他诸侯部落，向夏朝都城挺进。夏桀闻讯，匆忙调集军队，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与商军展开决战。

这场战役的细节虽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但留存的史料仍能让我们窥见关键：

心理战：商汤在阵前发表著名的《汤誓》，历数夏桀 “率遏众力，率割夏邑” 的罪行，宣称 “夏德若兹，今朕必往”，极大鼓舞了士气。

天时地利：决战当天恰逢大风雷雨，夏军逆风作战，阵型混乱；商军则顺风进击，势如破竹。

民心向背：夏朝军队多为临时征集的奴隶和战俘，毫无斗志，甚至阵前倒戈。

战斗结果毫无悬念 —— 夏桀战败逃亡，最终死于南巢（今安徽巢湖）。这场战役的真正意义，远不止改朝换代那么简单：它开创了 “以德伐暴”“天命转移” 的政治传统，确立了 “民为邦本” 的治国理念，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一个真理：政权的合法性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民心。

鸣条之战后，商汤率军进入夏都，封存夏朝府库，安抚百姓。当他看到夏宫的奢华时，并未据为己有，而是下令拆除瑶台，散其财物，赈济贫困。这个举动，正是对夏朝暴政的彻底否定。

建立商朝后，商汤并没有沉溺于胜利。他深知 “创业难，守业更难”，在伊尹的辅佐下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

1.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针对夏朝过度剥削的弊端，商汤减轻百姓税赋负担；同时兴修水利，推广新的耕作方法，让农业生产迅速恢复。

2. 完善礼制，稳定秩序：他借鉴夏朝礼仪，制定了适合商朝的典章制度，明确等级秩序；尤其重视祭祀活动，通过对天地祖先的崇拜增强国家凝聚力。

3. 任人唯贤，广纳谏言：除了重用伊尹，商汤还提拔了仲虺等贤才，建立了早期的官僚体系；他设置 “诽谤之木”（即后世的华表），允许百姓批评朝政。

最能体现商汤治国智慧的，是他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商朝建立不久便遭遇大旱，连续七年颗粒无收。大臣们建议用活人祭祀求雨，商汤却拒绝道：“吾身请代万民受咎。” 他亲自登上桑林之社，剪断头发指甲，以自身为祭品向上天祷告。据说祷告完毕，天降大雨。这个故事虽有神话色彩，却反映了商汤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