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媒体 11 月 10 日报道,一场弹劾审判的辩方证人席上,出现了让在场参议员皱眉的一幕。
这位证人叫温格林・巴詹,是在达沃长大的会计师。她自己承认,早年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过合伙人,而这家事务所审计过与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有关联的企业。这次她被辩方请到参议院弹劾法庭,是要替莎拉回应 "双重薪酬" 的指控,给第二条弹劾条款补上一块说法。
可刚一坐下来接受质询,她在一连串关键问题上反复回答 "记不起来"。法庭主持官当庭表示,自己的耐心快要耗尽。一名参议员甚至提议,对她采取惩戒措施。
一个被专门请来作证的人,为什么在自己最熟悉的本职问题上答不上来?她的回答又会怎样影响整场案子?下面顺着庭上披露的事实说清楚。
一个证人的 "记不起来",为什么比撒谎更致命先把巴詹在庭上承认的事实摆出来。
她作证说,安皮尔、埃利斯、舒达达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 年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从注册那天起,她就是合伙人。同一时期,她以项目聘用制的方式在达沃市政府领一份差事。她坚持认为,项目聘用不算市政府的正式雇员,但参议员们没有顺着这个说法往下走,而是直接追问她真正绕不开的问题。
问题出在这家事务所的业务上。它是根科尔普工业、大都会城周食品、大吉乐时代食品三家企业的外部审计方,而这三家公司,全都在莎拉非法敛财指控的核查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一个在政府拿钱的人,同时在一家审计莎拉关联企业的私人事务所里当合伙人。公职人员与被审计对象之间存在这种关联,本身就属于典型的利益冲突情形。
菲律宾第 6713 号共和国法,也就是公职人员行为准则与道德标准法,明确限制公职人员在岗期间私自对外执业。巴詹清楚这条规定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在庭上选择了一种最吃力的应对方式:凡是涉及钱和责任的问题,一律推说 "记不起来"。
先交代一句庭审规则。证人出庭要宣誓,说假话要承担伪证责任;谎言一旦被证据戳穿,可以直接定性为作伪证。"记不起来" 不一样,表面上不否定事实,又把问题挡了回去,让质询方很难抓到明确把柄。
但正是这种回答,在法庭上一点点消耗掉她本人的可信度。兼任法官的参议员巴姆・阿基诺当面问她,到底有没有从这家事务所领过薪水或其他报酬。巴詹先是回答,法官大人,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阿基诺当场提醒她,一直回避问题,已经把自己放进了危险境地。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她不是在替莎拉挡问题,而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听到警告之后,她才改口承认自己领取过津贴。
庭上的时间细节也很清楚。巴詹 2004 年成为达沃市会计办公室正式雇员,同时保留事务所合伙人身份,直到 2015 年合伙协议修改后才退出;2001 到 2004 年在市政府工作期间,她还向事务所投过资本金。会计岗位上的公职人员一边领政府报酬,一边在私人事务所持股、任合伙人、领津贴,这就是庭上争议的核心。
为什么 "记不起来" 比明确否认更让人起疑?原因在她的职业身份。会计师日常打交道的就是账册、出资额和签名,对数字和凭证最敏感。自己投过多少钱、拿过什么钱,在职业经历里分量不轻,不至于多年后完全没有印象。
她越是在这些环节说记不清,庭上的印象就越偏向另一种解释:不是记性差,而是不愿当庭讲出实情。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后面再补充的解释分量都会打折。
主持官的耐心,是被一份签名磨掉的如果说前面的回答已经让人皱眉,真正让法庭失去耐心的,是一份白纸黑字的原始合伙文件。
文件上登记着巴詹的名字,写着 1000 比索的出资额。面对这份材料,她先是说不记得有这份文件,也无法确认上面的签名是不是自己的。可接下来,她又承认文件上登记的纳税人识别号,是她本人的。
一边认下自己的税号,一边说认不出自己的签名,庭上的人很难接受这种说法。经过反复质询,她终于确认,那个签名是她的笔迹。
除了这份文件,她还有几处说不清的地方:记不清自己具体哪一年退出事务所,也记不清 2015 年合伙协议修改、把她名字从名册上剔除并变更事务所名称的具体时间。
主持审判的庭长奇兹・埃斯库德罗把话说得很重。他先讲出那句 "拜托,我的耐心快要耗尽了"。随后他补充,恕我直言,如果你曾经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成员,你本身就是会计师,这种事情在你的职业生涯里,按理很难忘记。
从一名主持官嘴里说出耐心耗尽,等于当庭给出了对这名证人可信度的负面评价。他没有直接说她撒谎,但明确点出她的回答和职业身份对不上,这种态度已经被在场所有人看在眼里。
参议员拉菲・图尔福的意见更加直接。他注意到,巴詹回答问题时反复看向辩方席位,像是在等对方提示。基于这一表现,他当场提议对巴詹采取惩戒措施,理由是她的态度对弹劾法庭不够尊重。图尔福说,在他看来,这些人并不尊重弹劾法庭,也无视法庭有权作出处置这一点。
把时间线并排放在一起,这件事的分量又重了一层。巴詹 2004 年就在达沃市会计办公室当正式员工,私人事务所合伙人身份一直挂到 2015 年。2017 年,是当时担任达沃市长的莎拉本人,把她任命为达沃市会计师。
也就是说,坐在证人席上替莎拉辩护的人,是莎拉自己提拔起来的下属。可当问题涉及她与莎拉关联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她在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说自己忘了。这条联系不需要额外加工,只是把公开履历和庭上回答放在一起对照,就足以让旁听的参议员在心里把她的证词归入需要谨慎对待的一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只是质证阶段披露的证词和疑点,不等于法庭已经认定谁有罪;证人可信度和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最终由参议员法官结合全部证据判断。
辩方的证人席,正在变成检方最省力的弹药库巴詹不是第一个在证人席上让法庭皱眉的辩方证人。
11 月 9 日,辩方开始举证后,请出的第一位证人是达沃市评估官海梅・阿达林。他要解释的问题是:一块实际开着餐厅、挂着招牌的地块,为什么在莎拉的资产申报表里被写成 "住宅用地"。
检方盯的这块地,登记在莎拉丈夫马纳塞斯・卡皮奥名下,位于达沃马蒂纳十字区,面积 379 平方米。买卖契约显示,卡皮奥 2024 年 7 月 24 日以 600 万比索购入这块地及地上建筑物;而莎拉 2024 年的资产负债净值申报表上,这处住宅用地填的价值是 1000 万比索,两项数字相差整整 400 万比索。
用途上的争议更直接。申报表写的是住宅用地,现场照片里那栋楼挂着一家餐厅的招牌。阿达林作证时说,虽然房屋实际在经营餐厅,登记性质仍然算作住宅。图尔福当场用菲律宾语给出定性:上面明明摆着一家餐厅,他非说是住宅,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在瞪着眼睛说瞎话。
在地块对应关系上,阿达林也没能给出锁死的证据。他说自己只查了传票指定的那一份地契,没有排查同一片区的其他房产,所以无法确认照片上的场所是不是产权证涉及的同一处房产。
被追问能不能说明这是两人在当地唯一的一处房产时,他回答,不能。一名专门负责房产估价的公务员,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说不清 "这块地是不是那块地",辩方把他排在证人名单前列,本身就说明这一说法站不稳。
作证中间还有一段插曲。被问到那次出国行程,他先记不清,改口说可能是,再被追问就表示谁也记不住每次出行。
图尔福拿出出入境记录后,他休庭一小时后承认确有此行,2026 年 1 月曾赴国外一段时间,同行的还有几名市政府官员。行程与房产争议是否相关,辩方当庭提出过异议,但前后改口的过程已记录在案。
休庭间隙,检方发言人巴伯斯把话说得毫不留情:辩方拿出的证人证词 "匪夷所思",莎拉付给律师团队的钱 "完全浪费了"。辩方发言人波阿的回应是不作评论,称自己是专业人士,不该在这种事上接话。
不接话可以理解为保持克制,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可回应的内容。参议员法官们不需要看发言人怎么措辞,他们人就在法庭里,亲眼看着头一位证人被反复追问,另一位证人把 "记不起来" 重复了多遍,现场印象已经很难改变。
再看案子背景。11 月 9 日是庭审第 40 天,11 月 10 日继续开庭,巴詹是辩方针对第二条条款传唤的第三名证人。
此前检方撤回四项条款中的三项,涉及机密资金滥用、贿赂以及对总统等人的严重威胁,只留第二条继续审理:莎拉涉嫌聚敛无法解释的财富,未在资产净值申报表中完整申报资产负债,以及担任公职期间未按规定剥离商业利益。
法务会计专家卡布雷拉 10 月初的报告估算,莎拉与丈夫卡皮奥在 2022 至 2025 年间至少有 8.1787 亿比索资产无法说明来源,后来出庭又提到不明财富至少达 15 亿比索;莎拉 2025 年申报表自填净资产约 9866 万比索。
两组数字的差距,正是参议员法官要逐笔核对的内容。辩方列了 24 名证人,已向 22 名送达传票,包括企业法律顾问、地方评估官、会计师、村长和多家银行合规代表,巴詹之后还有一串名字等着出庭。
先后出庭的证人留下的现场画面已经很清楚:一位说不清申报地块与争议地块的对应关系,另一位在自己经手的出资、报酬和签名上反复表示记不清。
法庭先记住的,往往就是最先出现破绽的环节。后续证人能否补回这些疑问,要看接下来几天的举证和质询;弹劾庭最终如何认定,取决于全部证据,而不是某一名证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