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定居中国的原朝鲜人民军中高级将领中,大多是在战争结束后才返回中国,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在战争中后期因负伤、退伍或其他原因返回中国,其中职位最高的,可能是曾任人民军第10铁道警备旅团长的关键。
1955年,关键在延边(高清修复)
关键(관건),原名黄载然(황재연),也译作黄载衍,1910年7月生于朝鲜江原道蔚珍郡,此时的朝鲜刚刚被日本强行吞并,不愿成为亡国奴的关键父母带着孩子举家迁移至中国东北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从永吉县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关键也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父母下地干活。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直受父母爱国教育影响的关键毅然离家前往上海,准备投奔在那里进行抗日活动的韩国临时政府。
在上海滩,关键结识了正组织抗日独立运动团体“义烈团”的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元凤,并于1933年在南京汤山接受了“义烈团”组织的朝鲜军政革命干校二期培训,结业后又转入黄埔军校第11期骑兵科学习,由于他们这批朝鲜学员都是秘密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所以平日里虽然与普通军校学员们同吃同住,但最后毕业时,其个人身份信息没有被刊载在毕业同学录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关键在武汉加入了国民政府组织的朝鲜义勇队,在正面战场作为中国军队的辅助力量,配合中国军队从事情报、翻译、宣传工作,1940年随义勇队第一支队转入八路军华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关键转入八路军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负责当地朝鲜独立同盟太岳分盟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抗战后期被调往延安学习,此后一直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到抗战结束。
全面抗战胜利后,包括关键在内的在延安的300余名朝鲜义勇军指战员们立即组织起来,随同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们向东三省进发,他们一路上会合了来自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义勇军华北支队和来自苏北地区的义勇军华中支队共300余人,最终于1945年11月抵达沈阳,与早已在此等候的义勇军先遣纵队胜利会师。由于驻新义州的苏联红军拒绝义勇军入境朝鲜,两支队伍便整编为义勇军第一、三、五支队,分赴北满、南满、东满地区开展工作。
1948年,时任独立11师2团团长的关键与夫人禹银子
此时,在抗战胜利前就潜入北满地区的义勇军战士李相朝已经在哈尔滨组织起一支500余人的独立安保大队,因此义勇军指挥部只派出朱德海、关键等19人,以第三支队司令部的名义前往,其中关键任支队供应主任。1946年春,义勇军第三支队增加到2000余人,并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第8团,参加了重占哈尔滨的军事行动。当年秋,支队长李相朝、参谋长金延等人返回朝鲜,关键升任支队参谋长。
1948年初,松江第8团与吉南军区第72团、牡丹江军区独立团两支朝鲜族部队合编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独立第11师,后改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64师,由于原团长朱德海调地方工作,关键调任第164师491团(即原第三支队)团长。1949年7月,第164师奉命秘密进入朝鲜,被改编为人民军第5步兵师团,代号615部队,师团长为原第164师副师长金昌德,关键却被提拔为后方副师团长,相当于解放军的师留守处主任。
从原本指挥部队作战的团长,被“提拔”为有名无实的后方副师团长,对于关键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很快便将这一职务让给副手金粒,自己离开部队独自一人前往平壤,寻求老战友老领导朴一禹、李相朝等人的帮忙。朴一禹时任朝鲜内务相,关键于是被安排在内务省任平壤地区安保司令,负责平壤及周边地区的治安、安保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补充前方源源不断的兵员需求,人民军在平壤地区组建了一支补充性质的新兵训练部队——第99独立步兵联队,代号596部队,下辖九个大队,总兵力近万人,关键因为曾担任过解放军的团长,而被任命为该联队的大校联队长。到1950年9月底汉城失守后,第99独立步兵联队被分拆成第93、99步兵联队,编入新组建的人民军第45步兵师团,关键仍任第99步兵联队长,奉命驻守平壤东北方向的江东郡。
1948年长春解放后,关键与缴获的国军火炮
10月下旬,美韩军攻占平壤后继续北上,第99步兵联队也一触即溃,关键率该联队残余力量退守清川江地区,继续迟滞美韩军,直到志愿军大部队入朝增援。此后,第45步兵师团退入中国东北吉林省延吉市进行整补,并重新调整了部队番号。关键此时也重新回到老领导朴一禹那里,担任内务省下属的第10铁道警备旅团的指挥官。
第10铁道警备旅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人民军第5边防警备旅团,负责三八线以北的各铁路主干道的安保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该旅团补入了4000多名原解放军铁道兵部队的朝鲜族铁道兵,并改称第10铁道警备旅团,代号584部队。该旅团最多时曾下辖十二个大队,负责保卫朝鲜半岛南北铁路轨道及附属桥梁、涵洞、库房等设施的安全,在人民军的后续整编中,该旅团又被升格为铁道警备师团,并仍由关键担任师团长。
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后,随着前沿驻防部队物资需求量的激增,为保卫铁路运输大动脉,中朝联军成立了铁道兵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双方的铁道兵部队。由于司令部的工作主要由志愿军负责,关键又被调去担任内务省战俘收容所所长,这其实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管理工作。对此,关键曾要求调往前线参加军事指挥工作,否则便申请退役,但这两个请求都遭到了上级领导的拒绝,为了达成目的,他便又去找内务相朴一禹求助。
在老领导朴一禹的再一次帮助下,关键最终于1953年得以离开朝鲜返回中国东北,并与分开三年的妻子禹银子团聚。禹银子是抗战前定居在哈尔滨的朝鲜侨民,抗战中曾在日本东京女子国文大学留学,1945年在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做翻译期间与关键相识,两人随后于1946年完婚。禹银子曾随关键在朝鲜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因为适应不了当地生活,她又返回吉林省延吉县,在延边州教育局工作。
关键与夫人禹银子
关键返回中国后,在时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书记的老战友朱德海的帮助下,曾先后担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秘书长、延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延边政协主席,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住院治疗期间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其在去世前留下遗嘱,说:“我是从太行山上生活、战斗过来的。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到太行山上我曾战斗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