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拨开“康乾盛世”的华丽辞藻与帝国威仪的表象，深入其社会肌理与运行规则，一个不容回避的结论逐渐清晰：清代，尤其是其前中期，其社会本质更接近于一个高度复杂化、官僚化与儒家礼教包裹下的奴隶制社会形态。 这并非简单的“落后”标签，而是基于其人身占有关系、生产关系的核心驱动力、法律对等级制度的固化以及国家机器对“人”的根本定位所做出的判断。本文将穿透“封建社会”的惯常史观，从三个维度论证清代的奴隶制社会属性。
清代的奴隶制属性，首先赤裸裸地体现在其法定的、制度化的人身占有关系上，其规模与系统性远超前代。
八旗制度：国家军事奴隶制的基石八旗制度远非简单的军事组织，其核心是人身固着与世代依附。所有旗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在理论上都是皇帝与旗主的“包衣”（家人、奴仆）。旗主对旗员拥有近乎绝对的支配权，包括职业、婚配、惩罚，乃至生杀予夺（尤其在清初）。旗人不得随意离开本旗，其身份世代相袭。这是一种国家层面的、集团性的奴隶制。即便后来旗人贵族官僚化，但这种人身依附的底色从未褪去。皇帝是所有旗人的最高主人，而旗人则是皇帝征服与统治的核心工具，其关系本质是主奴。
庞大的社会奴仆阶层清代社会中，“奴仆”（或称“奴婢”、“家人”）是一个庞大的法定阶层。他们通过战俘、债务、投充、买卖、家生等方式产生，其法律地位近乎物。《大清律例》明确：“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反之，家主“决罚奴婢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生命权的不对等，是奴隶制最核心的法律标志。 这种奴仆不仅存在于满洲贵族之家，在汉族官绅、地主乃至富商家庭中也极为普遍。江南的“世仆”、“伴当”，徽州的“庄仆”，北方皇庄、王庄的“壮丁”，皆是其变体。他们从事生产、家务、娱乐，人身完全隶属于主人，可被继承、赠与、买卖。
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性质。清代前期经济的支柱，严重依赖非自由的、强制性的劳役，而非自由的租佃关系。
庄园经济与农奴制生产清初大规模推行的“圈地”，并非单纯的土地掠夺，而是建立庄园经济体系。被圈土地上原有的汉人农民，或被迫“投充”为奴，或成为皇庄、王庄、官庄上的“庄丁”。他们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向庄园主交纳定额贡赋并提供无偿劳役，没有任何迁徙与择业自由。这种生产关系，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或古代奴隶制下的种植园经济高度相似，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典型体现。
国家徭役的极端强化清代的国家工程（如治河、筑路、修建宫殿陵寝）和官营产业（如织造、盐场、矿场），大量使用强制征发的劳役或“匠户”。这些劳动者地位低下，报酬微薄甚至没有，工作环境恶劣，死亡率极高，其处境与从事公共工程的古罗马奴隶无异。这种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超经济强制剥削，是奴隶制经济的另一特征。
清代的社会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封建礼教”，而是高度强化和普及化了“主奴关系”作为人际伦理的模板。
社会关系的普遍主奴化在清代，理想的社会关系模型被建构为层层递进的“主奴”关系：皇帝是天下万民的“主子”，官僚是皇帝的“奴才”，地方官是百姓的“父母官”（实质是主宰），家主是家庭成员的“主人”。甚至师生、师徒之间，也渗透着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臣子对皇帝自称“奴才”（满洲大臣特权，后汉官亦效仿），这种称谓是社会关系本质的赤裸告白。整个社会形成一张以人身依附和绝对服从为纲的巨网。
法律与意识形态的固化《大清律例》不仅规定了良贱（良民与贱民，奴仆属贱民）之间的绝对不平等，还系统性地保护这种不平等。科举、婚姻、服饰、礼仪等各方面，无不体现并强化这种僵化的等级秩序。清廷推崇的理学，也着重强调“纲常名教”中“尊卑上下”的不可逾越性，为这种人身体制提供哲学辩护。其目的并非建立基于土地契约的封建社会秩序，而是维护一个凝固的、以人身归属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等级社会。
历史充分证明，清代社会不能被简单归入基于土地自由租佃和地主-农民契约关系的经典“封建社会”模型。其核心特征在于：
法律对人口大规模、制度化的直接占有与支配（旗制、奴仆制）；
经济严重依赖强制性的非自由劳动（庄园农奴、国家徭役）；
社会伦理与政治文化全面主奴化，将人身依附关系提升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原则。
诚然，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雍正“豁贱为良”等法令的出台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奴隶制色彩在清代中后期有所淡化，租佃关系日益普遍。但其国家基石（八旗）、法律框架和社会心理深层结构，在近三百年国祚中，始终保持着奴隶制社会的强大基因与惯性。
因此，将清代（特别是其奠定统治基础的前中期）定性为一种进入高度成熟文明阶段、融合了官僚帝国管理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复杂奴隶制社会”或“世袭奴役制社会”，或许比泛泛而称的“封建社会”更能触及其历史本质。它提醒我们，历史的演进并非线性，一种古老的社会形态，在特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塑造下，可以穿上精致的外衣，以另一种形态长期存续并深刻塑造一个庞大的帝国。这正是清代历史最复杂、也最值得深思的悖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