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在日本土地上，有约6000名中国留学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曾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刻却成了敌国的学子，在战争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归途。

这些留学生的构成极为复杂。据1936年日本外务省统计，当时在日中国留学生中，约30%为官费生，70%为自费生。他们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的夏衍，有成为共和国法学奠基人的张友渔，还有大量普通学子，怀揣着求知梦想来到日本，却遭遇了历史洪流的冲击。

战前留日学生的求学图景

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数量屡创新高。1906年高峰期曾达万人之多，虽然后来有所回落，但至1930年代仍保持相当规模。他们中许多人选择日本是因为“路近、费省、文同”，且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快速现代化的经验对中国极具吸引力。

留学生们通常居住在东京神田区、本乡区等留学生聚集地，形成了自己的社区。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等高校都有大量中国学子。他们组织同学会、创办刊物、交流思想，过着充满希望的留学生活。

战争爆发后的艰难处境

全面抗战爆发后，留日学生的处境急剧恶化。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监视与控制，特高警察（特别高等警察）频繁出入学生住所，许多学生被无故传讯。据留学生贾克明在《留东杂记》中回忆：“警察时常深夜叩门，盘问不休，同学们多不敢安心入睡。”

经济来源也成为大问题。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宣布暂停所有官费留学生的经费汇兑，这意味着官费生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自费生也因国内战乱和外汇管制难以获得家中汇款。许多学生不得不节衣缩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更可怕的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1937年9月，东京发生多起中国留学生被极端右翼团体袭击事件。留学生王盛英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又有同学被暴徒围殴，幸得警察解围，然警察亦非真心保护，只是怕引起外交事端。”

去留之间的艰难抉择

面对日益危险的处境，留学生们面临艰难选择：是留在日本继续学业，还是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间，约4000名留学生选择回国。回国之路充满艰险，许多人不得不绕道朝鲜或第三国。留学生陈固亭在回忆录中描述：“乘船离横滨时，岸上有人高喊‘支那人滚回去’，我们心中既悲愤又忐忑，不知前方等待的是什么。”

然而，仍有约2000名学生因各种原因选择留在日本。有些人是因为学业即将完成，希望拿到学位再回国；有些人是担心回国后无法继续学业；还有少数人因为亲日立场或婚姻关系而选择留下。

留在日本的学生生活

那些选择留在日本的学生生活异常艰难。他们被要求定期向警局报到，行动受到限制。1938年4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中华民国留学生措置要纲》，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集中居住，不得随意转学，且需接受“思想指导”。

许多学生不得不依靠日本友人或机构的援助度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河合荣治郎曾组织“中国留学生援助会”，为贫困学生提供食宿帮助。一些基督教团体和民间组织也提供了有限援助。

为维持生计，留学生们各显神通。有人靠翻译工作赚取微薄收入，有人教授中文，还有人甚至在工厂做临时工。留学生李明在家信中写道：“今日在码头搬运货物一日，得钱一元五角，可购米二升，勉强度日。”

学术与爱国之间的两难

留在日本的学子们还面临道德困境：是否应该继续在敌国的学术机构学习？这个问题在留学生群体中引起激烈争论。

一些人认为，获取知识本身无罪，将来可用于报效国家。东京帝大留学生张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等今日之苦修，乃为他日之国用。知识无国界，惟运用之道有善恶之分。”

另一些人则坚决拒绝与日本学术机构合作。京都大学的五名中国留学生毅然退学，在声明中表示：“在国家存亡之际，任何为敌国增光添彩的行为都是对民族的背叛。”

归国学生的贡献与遭遇

那些选择回国的学生，经历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后，大多立即投入到抗战事业中。许多人奔赴延安或重庆，有些人加入军队，有些人从事技术支持工作。

留学生杨春洲回忆道：“我一回到昆明就报名参加了军事技术培训，三个月后被分配到炮兵部队做技术顾问。虽然不能直接上前线，但能为抗战提供技术支持，心中倍感欣慰。”

部分回国学生组成了“留日同学抗战救国会”，在全国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和技术支持工作。他们利用对日本的了解，为抗战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和建议。

特殊群体的特殊命运

留学生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女性留学生。当时在日中国女留学生约有500人，她们面临更多困难。许多人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少数留在日本的则常常遭受性别与国籍的双重歧视。

女留学生林琼回忆说：“日本房东太太常对我冷嘲热讽，说中国女人不该读书，应该早点嫁人。我虽气愤，但为了完成学业，只能忍气吞声。”

历史的意义与启示

抗战时期留日学生的经历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独特而悲壮的一章。他们的故事反映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展现了在历史洪流中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担当。

这些留学生的后续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些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如后来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有些人则因留日经历在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待遇；还有少数人选择留在日本，成为中日关系的特殊纽带。

抗战胜利后，中日两国学者共同整理了这段历史。日本历史学家池田诚承认：“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错误和不人道的，这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

留日学生的抗战经历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知识，更在于如何将知识服务于正义事业。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真谛，成为那段烽火岁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我们在和平年代回顾这段历史，不应简单以非黑即白的标准评价他们的选择，而应该理解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面临的艰难抉择。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评判，而在于理解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