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阳光还是烫的，从教室窗户斜着灌进来，把黑板上的粉笔灰照得像悬浮的金粉。我踮着脚在黑板上写值日表，粉笔断了一截，滚到讲台下面去了。后面有男生在笑，大概在笑我写个字都费劲。

"苏班长，你名字写错了。"

我回过头，李建国正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一条腿翘在课桌上，手里转着一支圆珠笔。阳光正好落在他半边脸上，把他的眉毛染成了浅棕色。他就是那种你看了第一眼就觉得来气的人，嘴角永远带着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好像全世界都在他掌控之中。

"哪里错了？"我皱眉。

"苏雯的雯，下面是一横一竖勾，你写成了两点。"

我回过头看黑板，果然写错了。粉笔灰呛进鼻子里，我打了个喷嚏。全班都笑了，我听见李建国那声尤其刺耳，像猫爪子挠玻璃。

"知道了。"我硬邦邦地说了一句，拿粉笔把那两个字涂掉重写。手指尖有点抖，手心全是汗。教室里三十几个人在看着我，但我总觉得只有李建国一个人的目光是有重量的，压在我的后颈上，让我脖子发僵。

那天放学我留下来擦黑板。值日表写了一天，粉笔灰已经渗进黑板缝隙里了，我拿湿抹布使劲擦，一条条白痕就是擦不掉。背后传来脚步声，我没回头，凭直觉知道是他。

"班长，还不走？"李建国靠在门框上，书包带子挂在手肘间晃来晃去。

"擦完就走。"

"我帮你？"

我转头看他一眼："不用。"

他耸耸肩，没走。我继续擦黑板，但后背明显感觉到他的视线。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让我浑身不自在，湿抹布在手里拧来拧去，都快拧破了。

"苏雯。"他突然叫我的名字，不带"班长"两个字，声音低了一点，像是换了一个人在说话。

我转过身，手里还攥着湿抹布。他往前走了两步，走到讲台旁边。夕阳从他背后照进来，他整个人镶了一圈金边，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

"你整天板着脸不累吗？"他说。

"关你什么事？"

"我就问问。"他咧嘴笑了，露出一颗虎牙。然后他一只手撑在讲台上，凑近了一点点。我能闻到他身上汗水和青草混合的味道，还有一点洗衣粉的清香。他的校服领子没翻好，一半立着一半塌着。"以后谁娶了你，肯定得天天挨训。母老虎似的。"

我感觉血一下子涌到脸上。不是因为害羞，是愤怒。这个人凭什么？我每天收作业、记考勤、维持纪律，管着全班四十多号人，连数学老师都夸我负责任，到他嘴里就成了"母老虎"？

"李建国。"我的声音冷静得连自己都意外，"你再说一遍。"

他退后半步，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开个玩笑嘛，班长大人。"

"我不觉得好笑。"

"好好好，我错了。"他嘴上说着错了，眼睛却还弯着。背起书包往门口走，走到走廊里又回过头来，侧着脸喊了一声："别咒我啊，我可不想娶个母老虎。"

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夕阳暗下去，影子从黑板那头拉到了这头。我站在讲台上，湿抹布还在滴水，一滴一滴落在水泥地上，洇出深色的圆点。我看着李建国消失的方向，忽然有一股冲动从胸腔里升起来，冲过喉咙，变成一句喊出去的话：

"李建国！你将来一定娶个母老虎！比你妈还凶的那种！"

走廊里传来他放肆的笑声，咚咚咚的脚步跑远了，笑声还在墙和墙之间弹来弹去，最后融进黄昏的寂静里。

那一年我十六岁，对爱情的理解停留在琼瑶小说和隔壁班男生的情书。我不知道那句话会像一枚回旋镖，穿越十三年的光阴，在某个冬天的夜晚准确无误地击中我的后脑勺。

高二分科，我选文科，李建国选理科。教室从二楼换到了三楼，中间隔了整个年级组的办公室。我以为离得远了就能清净，但这个人就像蒲公英种子，风一吹又飘到你面前。

那年秋天学校组织运动会，我负责广播稿。广播台设在教学楼顶楼的小阁楼里，窗户对着操场。我趴在窗台上念稿子，听见下面跑道上有人在喊："李建国加油！三班的李建国！"

我往下看，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跑四百米，起跑的时候姿势很怪，弓着背像一只准备扑食的动物。发令枪一响他冲出去，两条长腿迈得飞快，跑道上的塑胶粒子被他带起来一片。我承认那一刻我的视线是黏在他身上的，但他冲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三班阵营那边，跟一个女生击掌。

那个女生叫陈琳，三班的文艺委员，长头发，笑起来两个酒窝。我看着陈琳递给他矿泉水，看着他仰头灌了半瓶，水顺着下巴流到脖子上，在秋天的阳光下亮晶晶的。然后他冲陈琳笑了，那个笑容和对着我笑的时候不一样——对着我笑总带着挑衅，对着陈琳笑是温和的，眼睛弯得弧度都柔和了。

我把稿子拿起来，发现上面全是我的指印。

下午广播结束我去还麦克风，在楼梯拐角撞见了他。他刚洗完脸，头发湿着，额前一撮头发翘起来。看见我，他第一反应不是打招呼，是往后退了一步。

"苏班长。"他说，"你怎么在这儿？"

"广播室。"我晃了晃手里的麦克风。

"哦。"他点点头，然后忽然问，"你上午念稿子的时候，看见我跑四百米了吗？"

"没有。"我说得飞快，快到自己都心虚，"我忙着念稿。"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那个弧度又出现了。"那太可惜了。我跑了第一。"

"恭喜。"我面无表情。

他歪着头打量我两秒："你今天吃枪药了？"

"你才吃枪药了。"我绕过他要走，他在我身后说，"苏雯，你是不是讨厌我？"

我停住了。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我们站在灰暗的光线里，只有窗户那边透进来的一点下午光照着楼梯扶手。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背对着他。

"就想知道。"

声控灯又亮了。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表情挺认真的，不嬉皮笑脸的时候看起来居然有点陌生。

"不讨厌。"我说完就快步走了，噔噔噔下了楼，心跳快得像刚跑完八百米。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李建国今天问我是不是讨厌他。我说不讨厌。其实我想说的是烦他，烦得要命，烦到看见他就想躲，烦到听见他声音就紧张。这到底算什么？"

十七岁的日记本里写满了"烦"这个字。我后来才知道，当你特别在意一个人的时候，所有情绪都会被放大。他笑你生气，他不笑你也生气，他看别人你更生气。但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那种悸动就叫厌恶。

高考前一个月，我们班和三班搞了一次联合晚会。李建国上台唱了一首歌，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他站在那个简陋的舞台上，抱着吉他自己弹伴奏，灯光打在他脸上，底下女生尖叫。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陈琳坐在第一排正中央，双手捧着下巴仰望他。

歌是唱给谁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手里的瓜子一颗都没剥，全攥在手心攥碎了。

晚会结束我留下来收拾椅子，李建国背着吉他走过来。他喝了一点啤酒，脸微微红，平时那股气焰收敛了大半。

"苏雯。"他叫我名字，不带班长，"你今天怎么坐最后一排？"

"前面没位置了。"

"骗人。"他靠在一把椅子背上，"我看见第一排旁边有个空位。"

"你观察得还挺仔细。"我把椅子一张张叠起来，金属腿碰撞的声音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回响。

"你放那儿，我来搬。"他说着走过来，抢过我手里的椅子。我们离得很近，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背。那一下接触像静电，哧啦一声从手指尖窜到胳膊肘。

我猛地抽回手，他愣了一下。

"苏雯。"他又叫我名字，声音低低的，"我高考完要去上海。"

"哦。"我说，"学什么？"

"建筑。同济。"他顿了顿，"你呢？"

"中文。北师大。"

"北京。"他重复了一遍，"那挺远的。"

我没有接话。礼堂里的灯光一盏盏暗下去，只剩下舞台那边还亮着一盏。他的半边脸在光里，半边脸在阴影中。我忽然想起高二那个楼梯间，也是这样明暗交错的光线。

"李建国。"我说，"你那首歌唱给谁的？"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像湖面上跳过的光斑。"你觉得呢？"

"我怎么知道。"

"你猜。"

"不说算了。"我转身要走，他抓住我的手腕。那只手比我记忆中的大了很多，指节分明，掌心是热的。

"苏雯，"他说，"你以后别老板着脸行吗？"

"我哪有老板着脸？"

"有。"他说，"你笑起来好看。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

我感觉到自己的耳朵在发烫。礼堂里安静极了，连彼此的呼吸声都听得见。他抓着我的手腕没有松，我能感觉到他脉搏跳动的节奏，比我的慢一些，沉稳一些。

"李建国——"

"行了。"他松开手，退后一步，脸上又恢复了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晚安，苏班长。祝你考上北大。"

"北师大。"

"差不多。"他背起吉他往门口走，走到一半回过头，"对了，你那个诅咒还算数吗？"

"什么诅咒？"

"母老虎那个。"他笑了一下，"你要是真咒我，那我可得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他走了，门在身后关上。我一个人站在昏暗的礼堂里，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等我追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空了，只有夜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得墙上的标语哗啦啦响。

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我们几乎没联系。填志愿、等录取通知书、办升学宴，日子被这些事切成碎块。我只从同学群里听说他考上了同济，分数挺高，然后就是一群人在里面恭喜他，他发了几个抱拳的表情，说到了上海请大家吃饭。

我去了北京。北师大中文系的迎新晚会上，有人唱了《一路上有你》。我坐在礼堂中间，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忽然想起那个初夏的晚上，李建国抱着吉他站在舞台上的样子。那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离他最远，但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大学四年，时间走得比高中快多了。我加入了文学社，写了些酸不拉几的散文，在校报上发表过两篇。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是哲学系的师兄，个子高高的，说话慢条斯理。他追我的时候送了半个月的早餐，我答应的时候心里挺平静的，就像答应了一场普通的约会。

分手是大三下学期。那天晚上我们沿着校园散步，他忽然停下来，说："苏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

我愣住了。回想起来，好像真的没有。我永远用"喂"或者"你"来称呼他。他递给我一封很长的信，然后转身走了。我站在路灯下拆信，看了三行就不想看了。那些话太温柔了，温柔得让我愧疚。

他说："你心里有人，那个人不是我。"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秋天的梧桐叶子一片片落下来，北京的风比家乡干燥很多，吹在脸上像细砂纸。我想起高中那棵老榕树，想起李建国的虎牙，想起他把我的护腕偷走藏了十五年。

可是人家在上海，身边有陈琳那种笑起来两个酒窝的女生。我在北京做什么呢？写那些没人看的散文，拒绝那些真心实意的人。

大四毕业那年，我在王府井一家书店里看见了一本建筑杂志。封面是一栋改造后的老宅，设计团队里有李建国的名字。我站在书架前翻那篇文章，照片里的他穿着工装，戴安全帽，站在脚手架旁边跟工人比划什么。瘦了，黑了，但笑起来还是那个弧度。

我把杂志合上放回去，转身走了。

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每天看稿子看到眼花，有时候凌晨两点还在改校对稿。出租屋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但窗户朝东，早上能看见太阳从国贸那些高楼后面升起来。我养了一盆绿萝，偶尔浇水，活得奄奄一息。

同学群里偶尔热闹。有人结婚发请柬，有人生孩子晒照片，也有人发李建国的动态——"李总又拿奖了""李总在XX论坛做主旨发言""李总的女朋友是不是换了一个？"

我从来不评论，但每条都看。看完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看稿。母老虎的诅咒早就被我忘了，或者说我以为自己忘了。直到那个冬天的傍晚，手机响起来，来电显示是一个十一年没变过的号码。

我盯着屏幕上"李建国"三个字看了五秒，然后接起来。电话那头背景音嘈杂，像在什么餐厅里，然后他的声音传过来，比高中时候低沉了，但那种懒洋洋的调子还在。

"苏雯。"

我差点把手机摔了。

"苏雯，你在听吗？"

"在。"我清了清嗓子，假装镇定，"李建国？"

"嗯。我来北京出差，明天有空吗？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饭？"我另一只手正握着锅铲在煮泡面，鸡蛋壳掉进锅里，我手忙脚乱地捞，"无事献殷勤——"

他笑了。那种笑法我太熟悉了，隔着十三年的距离精准地击中我的耳膜。"班长大人还是这么警惕。就吃个饭，老同学叙叙旧。你不会还记着高中那点仇吧？"

"我有什么仇？"我把糊了的泡面倒进垃圾桶，"母老虎那个事？我早忘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两秒。然后他轻声说："我没忘。"

那两秒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电流传过来了。我靠在厨房的墙上，握着手机的手指冰凉。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的声音有点紧。

"明天晚上七点，王府井那家湘菜馆，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明天见。"他顿了顿，"苏雯，穿暖和点。北京下雪了。"

他挂了。我放下手机，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发抖。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北京的冬天黑得早，路灯一排排亮起来，雪花开始往下飘。我走到窗前往下看，街道上的人裹着大衣匆匆走，谁也没注意到这天变了。

第二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翻衣柜翻了两个小时——这在我的生活里是绝无仅有的。平时我穿什么全凭手边哪件最干净，但那天我把柜子里所有衣服都扔在了床上。最后选了一件米白色的大衣，围着一条深灰色围巾，头发放下来，稍微卷了一下。

六点五十我到湘菜馆，他已经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一壶茶，正在看手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那个瞬间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

他穿一件深灰色羊绒衫，外面搭了黑色外套，袖口卷到小臂。比杂志照片上看起来更瘦一点，下颌线的棱角很明显，眼角的细纹多了几道。但他站起来的时候，那副身板还是高中运动员的底子，肩膀宽宽的。

"苏雯。"他叫我的名字，声音里没有戏谑，"你还是老样子。"

"你倒是变了不少。"我把包放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掩饰自己打量他的目光，"人模人样的。"

他笑了，眼睛弯起来："你就不能夸我一句？"

"夸你什么？夸你高中踢球犯规？"

"那件事你还记着。"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气扑在脸上。"你请我来忆苦思甜的？"

"不是。"他拿起菜单递给我，"你先点菜。"

我翻菜单，眼角的余光在看他。他也低头喝水，手指在杯沿上慢慢摩挲。外面的雪还在下，落地窗上蒙了一层雾气。邻桌有人在划拳，服务员端着菜来来去去。世界热热闹闹的，只有我们这一方小桌子安安静静。

"苏雯。"他放下杯子，"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还好。在出版社做编辑，看稿子。"我翻了一页菜单，其实一个字没看进去，"你呢？建筑公司？"

"嗯，做旧建筑改造。这次来北京谈一个四合院项目。"他顿了顿，"你还在写东西吗？"

我抬头看他："你怎么知道我在写东西？"

"你大学时候在校报上发表过散文，我看见了。"

"你关注我们学校校报？"

他端起茶杯，没正面回答："那篇写老榕树的，写得挺好的。我看了两遍。"

我的手指停在菜单上。"你看我散文干什么？"

"苏雯。"他放下杯子，坐直了身体，"我们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像两个正常的老同学一样聊聊。"

"我怎么不正常了？"

"你每句话都在扎人。"他说，但语气不凶，甚至有点无奈，"扎完了还要往后退一步。"

我被他堵住了。因为他说得对，我这十几年一直这样，他说一句我怼一句，他往前走一步我退三步。可是为什么？我明明——

"李建国。"我把菜单合上了，"你今天找我来，到底想说什么？"

他看着我，窗外的雪在玻璃上融成水痕。"苏雯，你记不记得高三那年的联合晚会？"

"记得。"

"我唱的那首歌——"

"一路上有你。"

"你记得歌名？"他的声音忽然紧了一下。

"废话，你当时唱得整个礼堂都能听见。"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凉菜，嚼得嘎嘣响，"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笑了，那种笑跟高中时候一样，痞痞的，但又多了点别的东西。"苏雯，你那个诅咒还算数吗？"

"什么诅咒？"

"母老虎。"他盯着我，声音忽然轻了，"你说我将来一定娶个母老虎。我找了十几年，终于找到了。"

我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上。叮当一声，周围的嘈杂好像一下子退远了，只剩下他的眼睛，亮亮的，带着一点紧张，一点期待，一点被我骂了十几年还是死心塌地的固执。

"李建国，你认真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他说完自己先笑了，"好吧，我经常跟你开玩笑。但这一次不是。"

我看着他，十三年前的画面一帧帧闪回来。操场上的灰尘，黑板上的粉笔字，楼梯间灭掉的声控灯，礼堂里的吉他声。他偷走的那个护腕，他说"你笑起来眼睛会弯"，他在同学录上写"下辈子别当母老虎了"。

"你——"我开口，声音哑了，"你这些年——"

"我一直想着你。"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去上海学建筑，你在北京学中文。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你在校报上写散文。我交过女朋友，但你在我脑子里赶不走。"

"陈琳呢？"我脱口而出。

他愣了一下："陈琳？"

"三班那个文艺委员，你跑完四百米跟她击掌那个。"

他看着我，然后扑哧笑了："苏雯，你记了十几年？"

"我——"我涨红了脸，"我就问问。"

"我跟陈琳什么也没有。"他摇头，"她那天给我递水是因为她是我们班的联络员。我跟她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可你后来——"

"后来她出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笑着看我，"苏雯，你到底观察了我多少？"

我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这顿饭没法吃了。我抓起包就要走，他站起来一把按住我的手。

"别走。"他的声音低下来，"苏雯，我等了十几年才找到机会跟你说这些话。你要是走了，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有勇气再说。"

他的手心很热，按在我手背上。我能感觉到他的脉搏，还是比我的慢一些，沉稳一些。十七岁那个晚上礼堂里的电流又窜回来了，从手指尖一路窜到心脏。

"李建国。"我看着他，"你就不怕我真是母老虎？"

"怕啊。"他说，"怕了十几年了。但是——"他笑了一下，"比起怕你，我更怕这辈子见不着你。"

那晚从湘菜馆出来，雪已经铺了一地。他走在我左边，替我挡着风。经过王府井大街那个十字路口时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我高中丢的那个护腕。洗得发白了，绣的字都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苏雯"两个字。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加了一行小字："李建国的。"

"你——"

"不是你偷的。"他说，"是你那天擦黑板落在讲台上了。我捡的。一直留着。"

雪花落在他头发上。我攥着那个护腕，布料磨得柔软极了，边缘都起了毛。十五年，他贴身藏了十五年。

"李建国。"我鼻子酸得厉害，声音都变了形，"你真是个混蛋。"

"我知道。"他把他的围巾解下来给我围上，动作很轻。围巾上有他的味道，和高中时一样，汗水和青草，混了一点须后水的清冽。"苏雯，你愿不愿意——"

"愿意。"我打断他。

他愣住了，雪花落进他瞪大的眼睛里。

"但你要是再叫我母老虎——"

"就叫。"他笑了，一把将我拉进怀里。他的胸膛很暖，心跳声咚咚咚地传过来，隔着羽绒服，隔着十五年没穿过的时光，敲在我的耳朵上。我闭上眼睛，雪落在我的后颈上凉凉的，但被他抱着的地方热得像夏天。

"我就爱母老虎。"他在我耳边说。

我捶了他一拳，他笑着收紧了手臂。

三个月后我辞了北京的工作，搬去上海。北京那间出租屋退租的时候，我把那盆快死的绿萝留给了房东，带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装护腕的小盒子去了虹桥火车站。李建国在出站口等我，穿一件黑色羽绒服，远远就冲我挥手。

"苏雯！"他在人群里喊我的名字，声音盖过了车站广播。

我推着箱子走过去，他接过去一个，另一只手牵住我。"累不累？"

"还好。"

"家里我都收拾好了。给你买了新书桌，靠窗的。"

我看他一眼："你怎么知道我想要靠窗的书桌？"

"你在北京发朋友圈，有张照片照到你的桌子——窗帘拉着。"他牵着我往外走，"没窗户怎么行？你写东西要有光。"

我没想到他看见了那条朋友圈。那是去年秋天我随手发的，配图是一堆稿子和一杯冷掉的咖啡，文案就两个字：加班。他没有评论，没有点赞，但我每次发什么他都看见了吗？

到了新家我愣住了。一间朝南的卧室，一间小书房，书桌真的摆在窗边，窗帘是米白色的。桌上放了一盆绿萝，比我在北京养的那盆茁壮多了。书架已经装了一半，上面插着我的几本书——我编辑过的那些，他居然都买了。

"你——"我转过身看他。

他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那个表情就像高中时在教室门口堵我。"满意吗？"

"你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

"李建国。"

"真的没多少。"他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你喜欢就行。"

我靠着他没动，窗外的上海在下小雨，湿漉漉的街景跟北京完全不一样。我的行李箱还摆在玄关，里面装着十五年来的所有家当。而这个人，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小空间布置成了我可能会喜欢的样子。

"李建国。"我说。

"嗯？"

"你以后要是敢对我不好——"

"我就娶个母老虎。"他接上。

我转身掐他胳膊，他笑着躲，我们在那个小书房里追逐了几步，然后他一把把我抱起来转了个圈。那天上海的雨下了一整天，但屋里一直亮着灯。

婚后的第一个月，我们几乎在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中度过。李建国做建筑出身，讲究秩序和规整，他的工具箱每一个螺丝钉都有固定位置。我则散漫惯了，稿子、笔、咖啡杯随手扔，第二天要用的时候四处翻找。

第一次吵架是因为晾衣服。我习惯把衬衫平铺在晾衣网上，他说这样会出褶皱，应该挂起来。我说挂起来肩膀会变形。我们站在阳台上，一个拿着湿衬衫，一个拿着晾衣架，谁也没让步。

"我穿了二十年衬衫。"他说。

"我洗了二十年衣服。"我说。

"所以呢？"

"所以听我的。"

"苏雯——"

"李建国，这房子才住三天你就想当家做主了？"

他把衬衫往盆里一扔，转身进了屋。阳台上剩下我一个人，风吹得刚洗好的床单哗啦啦响。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把衬衫按我的方法平铺好，然后回客厅。他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进书房关上门改稿。

那天晚上我们背对背躺着，中间隔了半个床的距离。我闭着眼睛没睡着，听着他的呼吸——平缓的，有节奏的，好像根本没把这吵架当回事。我更生气了。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路过阳台发现晾衣架上的衬衫被人动过了。挂在衣架上，但每个肩膀处都垫了小毛巾，防止变形。我站在阳台上看了半天，冬天的夜风吹得我手脚冰凉，但胸口那块地方热热的。

回卧室的时候他翻了个身，被子滑下来一半。我走过去给他重新盖好，他忽然睁开眼睛。

"苏雯。"

我吓了一跳："你没睡着？"

"被你吵醒了。"他嘟囔着，伸手抓住我的手腕往被子里带，"外面冷，上来。"

我被他拽进被窝，挣扎了一下，他抱住了我。黑暗中他的呼吸扑在我脸上，薄荷味的牙膏。

"明天我早起，"他说，"把衬衫重新熨一遍。"

"你不是说衬衫不用熨——"

"现在用了。"他叹了口气，"谁让我娶了个母老虎。"

我踢了他一脚，但他笑着把我搂紧了。他的心跳声从胸膛传过来，和高中时一样平稳有力。那个雪夜王府井的拥抱、车站出站口的牵手，都化成了此时此刻被子底下交缠的体温。

"李建国。"我小声说。

"嗯。"

"对不起。"

他愣了一下，低头在黑暗中找我的脸。"为什么道歉？"

"晾衣服那个事。"

他沉默了两秒，然后轻声笑了。"苏雯，你知不知道你特别有意思？吵架的时候寸步不让，吵完了偷偷去阳台看我怎么改的。"

"你怎么知道我偷偷去看了？"

"你脚步声那么重。"

我掐他，他笑着躲，最后我们都笑了。那个夜晚的月亮很亮，从窗帘缝隙漏进来一条白光，照在床尾的暖气片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我的出版社工作从北京转到了上海分部，其实稿子还是那些稿子，只是办公室换了个角度。李建国的公司忙起来没日没夜，他有时候凌晨才回来，轻手轻脚地洗漱，怕吵醒我。但我睡觉浅，他拧开水龙头我就醒了，听见他在客厅小声打电话，跟工地上的工人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

有一次我起来倒水，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对着笔记本电脑画图。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他的侧脸被灯光勾出一个轮廓，睫毛在眼下投了扇形的阴影。我靠在卧室门框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

"还不睡？"

他抬头，眼睛里有血丝。"赶个方案，甲方明天要看。"

我绕到他身后看屏幕，全是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标注。看不懂，但觉得很好看。"你画这个多长时间了？"

"两小时吧。"他打了个哈欠，"你先睡，别等我。"

我从厨房倒了杯热水放在他手边，然后回卧室了。躺在床上听见客厅传来他敲键盘的声音，哒哒哒的，像一种催眠曲。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感觉有人掀开被子躺进来，手臂从后面环过来，带着深夜的凉气和一点点咖啡的味道。我往他怀里缩了缩，他亲了亲我的后脑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又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出门早，我看见冰箱上贴了张便利贴："谢谢你的水。晚上回来吃饭。——李"

下面画了个小老虎头，用圆珠笔画的，歪歪扭扭很丑。

我把它揭下来贴在了我的日记本里。那本日记本还是高中的，写了几年就断了，来上海之后我才重新开始写。第一页上写着："2004年冬天，李建国问我那个诅咒还算不算数。我说算。他笑了。"

结婚第二年我们搬了一次家。原来那套一居室太小了，我的书越攒越多，他的图纸也越堆越厚，两个人经常在客厅挤来挤去。新房子在苏州河边，两室一厅，阳台很大，我种了一排多肉，他把另一头改成了个小工作台，偶尔周末在那儿做木工。

搬家那天他请了假，我们俩自己收拾。理到他那堆箱子的时候，我翻出来一个铁皮盒子，生锈了，盖子卡住打不开。

"这是什么？"我晃了晃。

他正在客厅拆书架，听见声音回头看了一眼，脸色忽然变了。"别动那个。"

"为什么？"

"那是——"

我已经用剪刀把盖子撬开了。里面全是信。手写的，厚厚一叠，按年份捆着，最早的一封写着"苏雯收"——落款是1994年。那一年我们高三。

我抽出一封打开。信纸上是他高中时代的字迹，工整但有点歪，和现在比起来生涩很多。

"苏雯：今天我看见你在操场边上背书，风把你的头发吹起来了。你站起来走了三圈，背了十二遍。我想走过去跟你说话，但陈琳叫我踢球。我就去踢球了。我进球的时候看了你一眼，你没看我。你在看那棵树。"

第二封："苏雯：联合晚会的事你还记得吗？你坐在最后一排，我唱那首歌的时候一直在看你。你嗑瓜子的样子很专心，一颗一颗的，我差点唱错词。后来我下去找你，你走了。"

第三封："苏雯：高考完了。我在学校门口站了一个小时，你没出来。也许你从后门走了。我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你也没给我留地址。我妈说，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但我不想错过。"

第四封是大学期间的，纸换了，字迹成熟了一些："苏雯：我在建筑系图书馆找到一本散文集，里面有你发在校报上的那篇。我把那页撕下来了。你别生气，我会还你的。上面写老榕树的事，我想起高中那棵。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你站在底下背课文。我在二楼看你，你一直不知道。"

信还有很多。1995年、1996年、1997年……几乎每年都有几封。地址从上海换到北京，从北京又换回上海。最后一封日期是2004年春天，就在他来北京找我吃饭之前。

"苏雯：我要去北京出差了。这次我去找你，跟你说一些一直想说的话。如果这次不成，我就把信都烧了，以后再也不写了。但我还是想试一次。你在北京还好吗？食堂的饭吃得惯吗？有人给你暖手吗？如果都没有，那我来。"

信纸边缘被摩挲得起了毛，有的地方字迹被水洇过，模糊了一小片。我蹲在地上，一封一封地看，看到最后眼泪噼里啪啦掉在信纸上，手忙脚乱去擦，越擦越糊。

"苏雯？"李建国从客厅走过来，看见我蹲在地上捧着一堆信在哭，整个人僵住了。

"你——"他的声音有些慌，"你怎么翻出来了？"

"李建国。"我抬起头，满脸是泪，估计丑得要命，"你写了十年？"

他走过来，蹲在我面前，伸手想把我脸上的泪擦掉，又缩回去了。"也不是十年。"他含糊地说，"就偶尔写写。写完了也没寄，就放着。"

"为什么不寄？"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怕你骂我。"

我噗嗤笑了，眼泪鼻涕一起冒出来。"你写的这些——什么风把你头发吹起来了——李建国，你高中时候写情书水平这么差？"

他脸红了。这个人四十岁了，在自己的行业里拿了奖，管几十号人的团队，居然因为一封十几年前的情书脸红了。

"那你现在写得好？"他梗着脖子。

"现在也没见你给我写。"

"写什么写，人都娶回家了。"

我伸手抱住他的脖子，那些信纸在我们之间窸窸窣窣地响。他的身体先是僵着，然后慢慢松下来，手臂环上我的腰。

"李建国。"我把脸埋在他肩膀上，声音闷闷的，"你这个傻子。"

"嗯。"

"写了十年也不寄。"

"嗯。"

"要是我那次不见你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手臂收紧了一点。"那这些信就永远不给你看。"

"那你怎么——"

"但我还是想试一次。"他说，"试到你不躲我为止。"

我在他肩膀上哭了一会儿，把他那件旧T恤洇湿了一大块。后来他拉我起来洗脸，从背后抱着我帮我擦眼泪，说我哭得像个小花猫。我拿毛巾扔他，他接住了，笑着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那天我们把铁皮盒子放在了书架最上面一格，我够不着的地方。他说那些信就当传家宝，以后给孩子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爹年轻时候多痴情。我骂他不要脸，他说母老虎骂人都好听。

我追着他打，他躲到阳台，我追到阳台。午后的阳光洒在那一排多肉上，粉的绿的胖嘟嘟的。他靠在栏杆上笑着看我，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起来，那撮翘起来的还是没变。

"苏雯。"他抓住我的手腕。

"放开。"

"不放。"他把我拉到面前，面对面站着。阳台外面是苏州河的水面，波光粼粼的，偶尔有船开过去，突突突的马达声传过来。"你记不记得你高中时候什么样？"

"什么样？"

"板着脸，收作业，瞪人。"他笑着数，"全班男生都怕你。就我不怕。"

"那是因为你脸皮厚。"

"不是。"他收起笑，认真地看着我，"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这个女生要是对我笑一下，我什么都能给她。"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的味道。我看着他，看着他眼角那些细纹，看着他鬓角冒出来的几根白发，看着他那颗跟了四十年的虎牙。

"李建国。"

"嗯？"

"我现在对你笑了。"我说，"你要给我什么？"

他想了想，然后把我抱起来扛在肩上转了个圈。我尖叫着捶他的背，他在阳台上哈哈笑着转了三圈才把我放下。头晕目眩地站稳，看见他蹲下去，从工作台底下摸出一个小木盒子。

"给你的。"

我打开，里面躺着一枚戒指。不是钻戒，是木头的，打磨得光滑极了，内圈刻着三个字母：M.L.H。

"我自己做的。"他说，"木工活学了两个月。M代表母，L代表老，H——"

"母老虎。"我接上。

"不是。"他站起来，把戒指取出来，拉起我的左手戴上。大小正好。"M是母，L是老，H是——爱。"

"什么爱？"

"母老虎的爱。"他笑着说，"不对，是李建国爱母老虎。"

我看着手上那枚木戒指，刻痕里填了浅金色的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哪有刻这个的？"

"就刻了。"他把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好看吧？"

"丑死了。"

"你再说一遍？"

"丑——"他低头亲了我一下，堵住我的话。他的嘴唇还是带点烟草味，偶尔偷偷抽一根，以为我不知道。我闭上眼睛，听见苏州河上又开过去一艘船，突突突的，像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脚步声。

后来我真的成了母老虎。不是他口中的那个"母老虎"，而是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个我——会因为他乱扔袜子骂他，会因为他加班太晚给他留夜宵，会在他出差的时候把他的衬衫一件件熨好，会在阳台上种多肉然后逼他每天浇水。

他也真的成了那个"娶母老虎"的人。每天早上被我的闹钟吵醒，迷迷糊糊去煮咖啡，然后把我的稿子按页码排好放在书桌上。周末一起逛菜市场，他挑辣椒，我挑青菜，回家一个切菜一个掌勺。吵了架就冷战，冷战到晚上他偷偷把冰箱上的便利贴换成"对不起"三个字，然后我假装没看见，但第二天早上给他煎了个蛋。

2012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天早上我在卫生间看着验孕棒上的两条杠，手抖得差点拿不住。推门出来，李建国正在客厅穿外套准备上班。

"苏雯？"他看我的脸色不对，"怎么了？"

我把验孕棒递给他。他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我，眼睛瞪得圆圆的。

"真的？"

"验孕棒说是。"

他一把抱起我，在原地转了两圈。我捶他的肩膀让他放下，说我头晕。他赶紧放下，小心翼翼地扶着我坐到沙发上，像在扶一件易碎品。

"你别动了。"他蹲在我面前，手搭在我膝盖上，"想吃什么？我去买。酸的？辣的？我妈说酸儿辣女——"

"李建国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我正常不了。"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虎牙露出来，"我要当爸爸了。"

孕期反应特别厉害，前三个月我吐得昏天黑地，稿子改不了，书看不了，整天蔫在沙发上。李建国请了半个月假在家照顾我，每天变着花样做吃的，但大部分我都吃不下又吐出来。他从来不嫌烦，吐完就递热水，然后默默去清理。

有一次半夜我起来吐，吐完了靠在卫生间墙上浑身发抖，他披着毯子过来，把我裹进怀里。

"不生了。"他说，"生完这一个再也不生了。太受罪了。"

我虚弱地笑了一下："李建国，你知道怀孕多难受了？"

"知道了。"他摸着我的头发，"你比建一栋楼还辛苦。"

"那就对我好点。"

"一直对你好。"他把我抱回床上，被子掖得严严实实，"睡吧，明天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吃不下。"

"那我熬粥。"

"不要加皮蛋。"

"知道，你不吃皮蛋。"

我闭上眼睛，他的手一直握着我的。黑暗中他的呼吸很均匀，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楼梯间——声控灯灭了又亮，他说"苏雯你是不是讨厌我"。那时候我们才十七岁，站在明暗交界的光线里，谁也不知道后来会走进同一间卧室，盖同一条被子，为同一个孩子失眠。

女儿出生那天上海下了雨。我在产房里疼了十几个小时，他在外面急得团团转——后来护士告诉我的，说那个男的在外面来回走了几万步，地砖都快磨出坑了。女儿生下来七斤二两，哭声响亮，护士抱出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问的是"我老婆怎么样"。

后来他跟我说，他看见女儿第一眼觉得"完蛋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跟你一模一样，皱巴巴的，但那双眼睛一睁开我就知道完了——又是一个母老虎"。

我拿枕头砸他，他接着枕头笑。

女儿三岁上幼儿园，老师第一次家访的时候问："小朋友，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女儿奶声奶气地说："我爸爸叫李建国，我妈妈叫母老虎。"

我和李建国面面相觑。老师尴尬地笑笑，低头在本子上记了个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揪着他的耳朵问："你是不是老在她面前叫我母老虎？"

"哪有！"他捂着耳朵笑，"她自己听见的。"

"她才三岁——"

"三岁怎么了？她聪明着呢。"他把女儿抱起来举高，"对不对？妈妈是不是母老虎？"

女儿咯咯笑着喊："母老虎！母老虎！"

我在街上追着他们跑，路过的人纷纷侧目。那天下班高峰期的上海街头，一个男人举着小孩在前面跑，一个女人在后面追，笑声飘了一整条街。

晚上女儿睡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小小的脸。睫毛长长的，跟李建国一模一样。呼吸轻轻的，像一只睡着了的小猫。李建国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上。

"苏雯。"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嫁给我。"他说，"谢谢你的诅咒。"

我在黑暗里翻了个白眼，但嘴角翘起来了。"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咒你吗？"

"为什么？"

"因为你太烦了。整天惹我生气。"

"那你现在不是更生气？"他笑着亲我的耳朵，"天天被我惹。"

"所以我后悔了。"我说，"后悔没咒得狠一点——让你娶个比我更凶的。"

"那不行。"他收紧了手臂，"比你更凶的我受不了。就你刚好。"

女儿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小手伸到被子外面。我轻轻给她塞回去，握着她热乎乎的小拳头。这个家里，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窗外是上海的万家灯火。我忽然想起十六岁那个黄昏，空荡荡的教室，黑板上写着值日表，我在讲台上冲走廊喊话。那时候打死我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搂着一个喊我"母老虎"的人，生了个小"母老虎"，在这座城市的一盏灯下度过寻常的夜晚。

"李建国。"我轻声说。

"嗯？"

"其实——"我停了一下，"那个诅咒，我后来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你娶个母老虎，但是那个母老虎正好也喜欢你。"

他在我身后沉默了。然后他把脸埋在我后颈里，闷闷地说："苏雯，你什么时候改的？"

"不知道。可能高三吧，可能在礼堂听你唱歌的时候，可能更早。"我看着女儿熟睡的脸，"只是我一直没告诉你。"

他没说话，但他抱我的手在微微发抖。过了好半天，他才哑着嗓子说："我也喜欢你。从高一你写错我名字那天开始。"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月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照在地板上，白白的一片。女儿翻了第二个身，小脚丫蹬在我腰上。我叹了口气去给她挪位子，李建国笑着从背后接手，把女儿抱到小床上去。然后他回来躺下，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晚安，母老虎。"

"晚安，傻子。"

他笑了，黑暗里虎牙的光一闪而过。然后他吻了我的额头，关掉了床头灯。

这个夜晚和过去无数个夜晚一样普通。但我知道明天早上醒来，冰箱上会有一张新的便利贴，可能是"牛奶没了我去买"，可能是"你今天真好看"，也可能是画得歪歪扭扭的第三十个小老虎头。而我仍然会把它撕下来收好，就像我收着十五年那叠信、那枚木头戒指、那个洗得发白的护腕一样。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从高一到高三，从北京到上海，从十六岁到四十多岁。有人说婚姻是坟墓，有人说婚姻是围城。但对我来说，婚姻就是一个骂了我半辈子"母老虎"的人，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往我嘴里塞了颗糖。

窗外有早起的鸟叫了。李建国的呼吸声平缓悠长，手还搭在我腰上，体温暖烘烘的。女儿在小床上也睡得四仰八叉，不知道梦见什么，嘴里嘟囔了一声"妈妈"。

我闭上眼睛。明天还有稿子要改，有家长会要参加，有菜要买，有碗要洗。但此刻，在这个什么都还没开始的凌晨，我只是一个被丈夫搂着、被女儿需要着的普通女人。十六岁那年我对着走廊喊："李建国，你将来一定娶个母老虎！"

现在我知道了。那只母老虎是我。而且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走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