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越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追随者。从1986年启动革新开放开始,越南走过的许多道路,都能看到学习中国的影子。
但如今,越南似乎开始寻找新的参照对象。2025年5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第68号决议,将民营经济提升为越南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动力。越南提出,到2030年将国内企业数量增加到200万家,培育至少20家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型企业。
对于熟悉韩国早期经济发展模式的人来说,这一幕似曾相识。2026年8月11日,《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篇报道,标题直接点明了这一变化:越南正在押注韩国式财阀模式,希望通过扶持大型本土企业集团,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
从学习中国到借鉴韩国,越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应该说,这是由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决定的。
过去近四十年,越南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跨国制造企业的转移,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但进入2020年代中期后,这种单纯依靠人口红利和外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开始显露疲态,越南在产业升级上撞上了明显的天花板。
首先挡在面前的,是体量差异带来的市场天花板。中国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内部市场和完整的工业门类,可以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来换取外部技术,并在庞大的内部竞争中逐步培育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但越南只有约一亿人口,国内消费市场容量有限,既很难仅靠内部需求消化大规模工业产能,也难以在自然竞争中筛选出跨国巨头。
其次,对外资的过度依赖,让越南本土产业被锁死在了价值链低端。根据越南海关总局及工贸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25年至2026年间,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越南超过70%的对外贸易和出口额。仅三星一家企业在越南的四座主要工厂,2025年营收就达到621.2亿美元,约占越南当年出口总值的13%至20%。
外资带来了就业和外汇,但80%至85%的出口工业中间品依赖进口,越南本土企业大多停留在利润率较低的加工组装、原材料供应以及房地产等领域。
这种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虽然在早期拉动了经济起飞,却很难自动转化为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据越南统计总局及世界银行相关测算,越南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0.4%左右,劳动生产率约为韩国的27%。
当人口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外资又无法带来核心技术溢出时,越南如果不能培育出拥有自主技术和全球品牌的本土企业,经济增速就会放缓,甚至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越南传统的国有企业大多效率偏低、债务负担较重,短期内也难以承担起产业升级的重任。
旧的增长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新的接续力量又迟迟未能长成,这正是越南撞上的真实天花板,也是它急于在产业组织上寻找新出路的直接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韩国,便成了越南决策层眼中更具可比性的参考对象。
当时的韩国同样面临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技术基础薄弱的局面,既没有条件搞全产业链自然演化,也无法长期依赖单一的轻工业出口。
韩国政府当时采取的做法是,由国家掌控金融信贷和产业准入,集中有限的资金与政策资源,重点扶持少数几家大型私营企业集团,要求它们向造船、汽车、化工、电子等重工业和高端制造业进军,并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结果就是,韩国迅速摆脱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和低端代工的依赖,仅用一代人的时间便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并催生出三星、现代、LG、SK等一批跨国企业集团。
韩国企业在越南的长期深耕,也强化了这种示范效应。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外资局统计,韩国多年来一直是越南最大的累计外资来源国,截至2026年,韩国对越累计注册投资总额已超过950亿美元,覆盖超过1万个项目,韩国企业及其供应链贡献了越南约30%的出口总额。三星、LG、现代等韩国企业不仅在北宁、太原、海防等地建有庞大的生产基地,还将半导体封装测试和大型研发中心设在了越南。
越南政商界,显然看到了这种大型企业集团在带动出口、拉动就业和推动技术进步方面的实际效果,因此产生了效仿韩国,在内部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的想法。
从实际行动看,目前被越南寄予厚望的几家本土民营集团,已经呈现出向多元化大型集团演进的趋势。
以越南最大民营企业Vingroup为例,该集团起家于房地产开发,近年来全力投入电动汽车制造与基础设施领域。据Vingroup及旗下VinFast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2025财年业绩报告,VinFast全年营收达到90.43万亿越南盾(约合36亿美元),同比增长105.4%,全年交付电动汽车近15万辆,同时Vingroup也已深度参与河内及南北高速铁路相关产业园的规划论证。
在科技领域,越南最大的信息技术企业FPT集团2025财年总营收达到26.6亿美元,旗下拥有超过3.7万名工程师,业务已从软件外包延伸至人工智能与半导体芯片设计。
在重工业领域,民营钢铁巨头和发集团2025年粗钢销量突破1000万吨,全年营收达158.33万亿越南盾(约合61亿美元),占越南粗钢总产能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企业之所以敢于在重资产、长周期的领域持续投入,离不开越南政府的扶持。河内希望通过第68号决议的政策护航,从中孵化出越南自己的三星、现代、LG。
只是想法虽好,越南能否扶持当年韩国的路径,其实是存疑的。
首先是政府对企业的约束力问题。当年韩国政府在向财阀提供低息贷款和政策保护的同时,设定了极其严格的出口创汇考核指标,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或未能完成出口任务,政府会毫不留情地切断资金支持,甚至促成行业兼并。
越南呢,目前它并不具备韩国当初的那种强人集权体制和金融绝对控制力。当前越南正处于行政改革和反腐败的深化阶段,地方执行力和金融监管体系仍在完善之中。
2026年11月,越南常务副总理阮和平、范嘉肃等人就曾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合并河内周边重复申报的铁路工业园项目,防止资源分散与过度投资。
如果政府在倾斜资源时缺乏足够强硬的约束和退出机制,政策扶持很容易演变为权钱交易,甚至助长内部垄断,反而损害市场效率。
其次是本土企业的产业基因与财务承受力问题。
韩国早期财阀大多从贸易、制造和重工业起步,对实体研发和生产工艺有长期的积累。相比之下,目前越南排名靠前的几家民营巨头,多数发家于房地产开发、商业零售和金融业务,制造业根基相对薄弱。
仍以Vingroup旗下的VinFast为例,尽管2025年营收翻倍,但根据其公开财报,2025年全年净亏损仍高达97.25万亿越南盾(约合38.7亿美元),毛利率为负42.5%,且全年约27%的车辆交付流向了关联方,至今仍高度依赖Vingroup集团及创始人范日旺的资金输血。
这些依赖土地红利成长起来的企业,能否真正沉下心来攻克制造业核心技术并实现自我造血?现实并不乐观。
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半导体等重资产行业,研发周期动辄以十年计,前期需要持续且巨额的现金流投入。更关键的是,核心制造工艺和底层研发人才,是无法单靠资本并购或行政指令在短期内买来的。
这些正是越南所欠缺的。如果强行扶持这些主业仍在房地产和传统服务业上的企业去搞重资产制造业,那可以参照当年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当时正是韩国因为财阀过度借贷、盲目跨界扩张而付出过惨痛代价。越南如果缺乏匹配的产业基础,强行复制这条路,反而可能提前埋下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最后是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
韩国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里,正值冷战时期,美国和欧洲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对韩国商品单向敞开了市场,容忍了韩国的贸易保护和产业补贴政策。
如今呢?早已不可能同日而语。在2026年的今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欧美市场的审查日益严格。越南自身已经因为对美贸易顺差过大而面临关税压力,它留给本土企业通过补贴和保护慢慢试错的时间窗口,比当年的韩国要短得多。
归根结底,越南今天盯上韩国模式,反映的是它对过去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学习中国,让越南找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改革路径。借鉴韩国,则是希望进一步解决本土企业规模不足、产业链地位偏低的问题。
但越南必须明白,韩国的成功不是因为拥有三星和现代。就如同中国的成功也不是因为拥有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真正支撑两国工业化的,是经过长期市场竞争沉淀下来的完整产业链条与底层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