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印尼投了这么多钱,建了矿山、冶炼厂和工业园区,现在印尼总统突然提出:矿业许可证产生的收益,至少七成应该归国家。
这句话一出来,印尼矿业圈立刻紧张起来。
11月18日,路透社报道,印尼矿业企业和投资者正在要求政府解释这项政策。原因很简单,普拉博沃提出了“70%”的目标,却没有说明究竟按照什么计算。
是企业利润的70%?矿产品销售收入的70%?还是把税收、矿业权收益、国家持股等全部加起来,计算国家获得的综合利益?
这几个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是利润分配,企业的收益可能受到直接冲击;如果是提高税费,影响的是经营成本;如果要求国家取得控股权,涉及的就不只是钱,而是企业的经营控制权。
目前,印尼政府还没有公布完整的计算办法和实施细则。把它直接说成印尼要拿走中国企业七成利润,并不准确。
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印尼政府正在重新考虑矿产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希望国家从矿业中获得更多收益。
普拉博沃一句话,印尼矿业市场陷入紧张
11月14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所有采矿许可证至少要让国家获得70%的收益。如果有必要,国家还应该取得矿业企业的控股股份。
普拉博沃还谈到了投资者的本金问题。他表示,投资者可以先收回投入的本金,之后的收益应当主要归印尼人民,并称相关机制已经开始实施。
这意味着,他提出的并不只是提高矿业税费,而是希望重新安排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
不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谓70%的收益究竟如何计算?适用于哪些矿种?现有项目是否需要调整?国家通过什么方式取得这部分收益?
11月18日,路透社报道,印尼矿业企业和投资者仍在等待政府进一步解释。
市场已经出现反应。路透社报道,普拉博沃发表上述讲话后,印尼能源股指数下跌4.1%,基础材料股指数下跌6.2%。
投资者担心的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政策变化会不会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影响已经投入的项目。
印尼为什么盯上矿业收益?
印尼的底气来自资源。
这个国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镍矿储量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镍生产国。过去几年,印尼通过限制镍矿原矿出口,推动企业把加工环节放到本国,逐渐形成了庞大的镍冶炼和下游加工产业。
这套政策确实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
中国企业尤其积极。从镍矿开发、火法和湿法冶炼,到不锈钢、电池材料,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参与其中。
印尼获得了工厂、就业岗位、出口收入和产业配套,中国企业则获得了原料供应、加工产能和进入全球镍产业链的机会。
但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印尼政府开始提出新的要求:资源是印尼的,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国家也应该获得更多利益。
这种想法并非突然出现。
今年早些时候,印尼政府就讨论过矿产和煤炭行业采用总额分成模式,让政府获得70%的产出,矿业经营者获得30%。不过,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巴赫利尔今年6月表示,这项方案在与普拉博沃磋商后已经搁置。
现在,普拉博沃再次提出70%的目标,说明增加国家在矿业中的收益和控制权,仍然是印尼政府关注的方向。
但此前讨论过的产出分成方案已经搁置,不能直接把它当成这次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
中国企业为什么绕不开这场调整?
因为印尼镍产业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矿石出口市场,而是一条由矿山、冶炼厂、工业园区和下游制造企业组成的产业链。
以韦达湾镍矿为例,青山控股持有51.3%的股份,法国埃赫曼和印尼国有企业安塔姆也参与其中。这类项目说明,中国企业不仅参与加工环节,也在部分矿山项目中拥有重要权益。
再看印尼的韦达湾工业园区,相关资料显示,青山控股、华友钴业和振石控股分别持有40%、30%和30%的股份。
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不是说调整一下经营方向就能轻松退出。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此前已经感受到印尼政策变化带来的压力。
今年5月,印尼中国商会曾向普拉博沃提交意见,反映镍矿配额收紧、税费增加、矿石基准价格调整以及项目审批等问题。
商会在信中称,部分大型矿山的镍矿开采配额削减幅度超过70%,相关配额削减规模达到3000万吨。
这些数字来自商会方面的反映,并非印尼政府公布的全国统一统计数据。但它至少说明,中国企业在印尼面对的政策成本已经不只是一个新提出的70%目标。
现在,印尼总统又提出国家至少获得矿业收益七成,企业当然会更加关注后续政策。
真正的风险,不只是多交多少钱
这件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印尼政府可能从多个方面调整矿业利益分配。
如果通过提高矿业权利金、税费和其他政府收费来增加收入,企业需要重新计算成本。
如果通过国家入股、增加国有企业持股比例来实现目标,影响的就是项目股权结构和利润分配。
如果进一步改变矿石配额、矿业许可证管理和出口规则,企业的原料供应和生产计划也可能受到影响。
而这些政策并不是彼此孤立的。
镍产业投资周期长,冶炼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项目收益又受到国际镍价、能源成本、原料供应和市场需求影响。企业在投资之初,必须把这些因素都纳入计算。
如果70%的目标最终通过提高税费、调整矿业权收益或者增加国家持股来实现,企业面对的就不只是成本上涨,还可能涉及股权结构和经营控制权的变化。
路透社援引印尼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政策定义不清本身就可能推迟新投资决策,并推高融资成本。对于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的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尤其麻烦。
看法:印尼想多分收益,也要考虑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印尼希望国家从矿产资源中获得更多收益,这个诉求并不难理解。
矿产资源属于印尼,政府有权依法制定资源开发、税收和矿业许可规则。
但矿业投资不是一锤子买卖。中国企业当年进入印尼,不是只买几船镍矿就走,而是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矿山、冶炼厂、工业园区和配套设施,承担建设周期、市场波动和经营风险。
印尼当然可以要求资源开发带来更多国家收益,但不能只看到企业赚了多少钱,却忽略企业投入了多少、承担了多少风险。
如果政府认为过去的利益分配不合理,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税费制度和股权规则进行调整,企业也可以根据新规则重新计算投资回报。
但如果连70%究竟怎么算都说不清楚,企业就无法判断未来要承担多少成本。
如果这一目标最终通过提高税费、调整矿业权收益或者增加国家持股来实现,企业面对的就不只是成本上涨,还可能涉及股权结构和经营控制权的变化。
今年5月,印尼中国商会已经向普拉博沃反映过镍矿配额收紧、税费增加和定价机制调整等问题。
到了11月,普拉博沃又提出70%的目标,说明双方围绕资源收益和投资回报的分歧,已经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对中国企业而言,印尼市场仍然重要,但过去依靠低成本、规模扩张和产业链集中形成的优势,正在面临新的政策考验。
对印尼而言,资源主权和国家收益固然重要,但镍产业今天的规模,也离不开外国资本长期投入。矿产资源在印尼地下,投资资金和产业链却来自多方。
印尼想从这条产业链中多拿收益,就必须回答一个现实问题:怎样让国家得到更多,同时让投资者仍然愿意留下来?这才是“70%”背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