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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两个字,遮不住断指与刺腹的血痕

TBS的“灭火”话术,连日本网民都听不下去了。


10月28日,TBS电视台社长龙宝正峰站在例行记者会的麦克风前,试图用一句话扑灭一场已经烧了数天的舆论大火。他的原话是:《VIVANT》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娱乐作品”,电视台“完全没有通过作品贬低特定国家的意图”。听起来诚恳,措辞也足够圆滑。但问题在于,剧中被切掉的手指和刺穿的腹部,不是虚构出来的“某种暴力”,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有战犯笔供和档案为证的侵华日军酷刑符号。当这些符号被从历史加害者的手上剥离,转而安放在现代中国角色的身上,一句“纯属虚构”就不再是创作自由的辩护,而成了对历史记忆的二次切割。


争议的引爆点,恰恰在于“太具体”了。


该剧第二季设计了中国“秘密情报组织”对日本情报人员实施切断手指、利刃刺穿腹部的情节。如果这只是谍战剧中泛泛的“严刑逼供”,或许尚可归入类型片的套路范畴。但“断指”与“刺腹”之所以刺痛了无数中国观众,是因为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会认出,这两种手段与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施加于抗日志士和平民的暴行高度重合。战犯池田义三郎在笔供中供述过下令用刺刀刺穿中国平民腹部;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也供认过,牢房里有的中国人“没有手指”。历史档案里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在荧屏上被调换了位置。 人民日报的批评用了一个很重的词——“颠倒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历史叙事”。这不是观众“过度敏感”,而是剧集自己把虚构的边界推到了历史伤痕的正中央。


TBS方面的辩解策略其实很清晰:先强调“虚构”,再强调“无意”,最后把问题收束到“表现手法上的需要”。但这套话术在事实面前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常务董事竹内明甚至试图用“阿塞拜疆和泰国也作为真实国名出现”来证明并非针对中国——可阿塞拜疆和泰国在剧中被设定为实施酷刑的“敌对方”了吗?被赋予“残暴、落后”反派特征的,恰恰是中国角色。选择性地点名,再选择性地赋予善恶标签,这本身就已经越过了“虚构”的免责线。 连日本网民都没有完全被这套说辞说服。有日本评论直言:“剧里都直接点名中国了,还拿这种歪理来辩解,根本站不住脚。”还有人翻出了历史:“以前日本曾在中国大肆屠杀中国人,现在居然还有脸拍出这种电视剧。”当本国观众都开始用历史事实反问制作方时,“虚构”这面盾牌已经出现了裂痕。


商业资本的反应比舆论场更加诚实。10月28日晚间,三丽鸥(上海)发布声明,决定停止与《VIVANT》的联名及所有后续项目及宣传活动,理由是该联名内容“包含与三丽鸥集团企业理念不符的表达”。声明措辞克制,但动作迅速而彻底。一个以“关怀”与“联结”为核心价值的IP运营方,在争议爆发后选择连夜切割,说明市场对这类题材的风险判断已经不需要等待“最终结论”——当一部剧的历史叙事开始触碰底线,商业信誉的连带损耗就是即时的、不可逆的。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所谓“只是文艺创作”的说法,在真实的利益攸关方面前,并不成立。


争议的辐射范围还在向外延伸。韩联社10月28日的报道以“将中国实名描述为敌国”为标题切入,指出该剧第二季与第一季使用虚构国家不同,直接以真实国名“中国”设定敌对情报机构,并引述中国官媒的批评称,剧中酷刑场面与“过去日军侵略中国时使用过的酷刑”高度相似。韩国媒体的关注点并非简单地“站队”,而是捕捉到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信号:当一部在本国黄金档播出、由一线演员出演、获得商业联名加持的剧集,将真实邻国设定为酷刑实施者时,它所产生的认知影响不会停留在娱乐版面。 韩媒同时提到,该剧在日本国内也被评价为“国家主义色彩浓厚”,并有意见认为它可能为日本强化情报活动和防卫力量营造有利舆论。争议从中国舆论场溢出,进入周边国家的审视视野,本身就在说明:历史叙事一旦被错误地“娱乐化”,它的震荡波注定要越过一国边界。


回到最朴素的是非层面:断指和刺腹,在侵华日军的暴行记录里是具体的人所承受的具体痛苦。当这些痛苦被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改装成反派角色的“人物设定”,再配上一句“完全虚构”的免责声明,被轻慢的就不只是历史,而是每一个对那段记忆保有痛感的普通人。 TBS社长说“无意伤害相关国家民众的感情”,但伤害是否发生,从来不取决于施加者是否“有意”,而取决于事实本身是否被尊重。


一部黄金档剧集,用真实国名、真实酷刑符号、真实的历史加害关系完成了一次“虚构”的叙事拼装,然后告诉观众“不要当真”。如果“虚构”可以这样使用,那么历史记忆的底线,究竟由谁来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