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6日，美国时事节目《Breaking Points》在一期节目中先讨论了一桩怪事。

鞋类零售商Allbirds经营困难，却突然宣布转型做AI，市值随即增加约1.27亿美元，股价一度上涨近500%，五天累计涨幅仍有379%，而公司的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

这家公司2021年上市时估值40亿美元，四年内市值蒸发99.5%，关闭了全部美国门店，以3900万美元出售品牌，并计划更名为NewBird AI。主持人认为，这说明眼下的AI热潮里有大量虚火。

与此同时，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反感正在上升：在弗吉尼亚，2023年有69%的选民能接受在本社区新建数据中心，如今只剩35%。主持人说，这类现象背后是一场更大的社会错位，而最能体现这种错位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像无产者。

他们特别指出，这种处境在AI全面铺开之前就已经形成。随后，节目请来了《纽约时报》负责报道白领劳工的记者诺姆·沙伊伯。

他的新书《哗变：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与反抗》，讲的正是大学文凭如何从敲门砖滑向标配。沙伊伯关注的是这样一代人：他们在大衰退之后走出校门，一直延续到五六月即将毕业的这一届。

在他看来，社会向这代人宣扬“必须上大学”的力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代。从父母、邻居到克林顿、奥巴马这样的总统，都在告诉他们，上大学已经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这代人为上大学做的准备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他们在校时间更长，作业更多，修读的AP课程也多得多。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10年代，修读AP课程的学生人数增长了十倍。2010年代，上大学和拿到大学文凭的人数都大幅增加。

问题在于，就在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大学文凭的价值正在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按照别人的指引走完全程之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和进入就业市场后的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

现实是工资停滞甚至下降，许多人能找到的只有零售业、服务业这类“大材小用”的工作。他们还背着大量学贷，名义工资哪怕只是小幅下滑，扣除还贷之后，到手的实际收入也会大幅缩水。

沙伊伯说，这让人极度沮丧，也让这一代人走向激进。疫情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出现了他书中记录的组建工会、与雇主对抗，以及在纽约投票支持佐兰·曼达尼等现象。

“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听上去像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沙伊伯的书恰恰论证了这个群体真实存在。主持人举了自己的例子：他就读过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据说如今每年收费已达10万美元。

他由此追问，学校和政府在这场困局中该负多大责任。沙伊伯的回答是：责任很大。

他认为，至少在过去约25年里，高等教育一直带有“掠夺性”。他以电子游戏设计专业为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想做游戏的人并不需要为此上大学，自己写代码、做出游戏，有人买就能成功。从21世纪初开始，大学陆续开设游戏设计本科专业，并把它包装成类似计算机科学的职业教育，在网站上宣传毕业生通常会进入大型游戏工作室。

可这个专业的实际处境更像艺术创作类学位，很多人热爱它，能提供的岗位却少得可怜，与招生和毕业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大学照样乐于招生，让学生背上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债务。

书中的迪伦·伯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力出众，大学时主持的游戏设计课真的做出了一款能运行的游戏。

毕业六个月后，他身负7万美元债务，却只得到过一两次面试机会，最后只能接受游戏测试员的工作。这份工作与游戏设计相去甚远，常常每周六七十小时反复玩同一款游戏，时薪约18美元。

后来，他积极参与了微软旗下一家工作室的工会组织工作。沙伊伯认为，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结构性问题。

学贷有政府兜底，大学不必做任何尽职审查，自然会尽可能多收学费；学生还不上贷款，也不是学校的事，政府会去追讨。高等教育产业由此变成一个高度“掠夺性”的行业，对过去十到十五年毕业生的困境负有很大责任。

另一位主人公卡娅·巴雷特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不是“没好好读书”的问题。她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长大，所在的高中极力动员学生升学，还会把学生的录取通知书贴在办公室墙上。

她按部就班修读了AP课程，考进陶森大学，在这所规模不小、口碑不错的公立大学学习传播学，同时在校园附近的苹果零售店打工。大四那年，她投出几十份简历，想做市场营销或职业发展方面的工作，却始终没有回音，最后决定留在苹果店。

她担任的Creative岗位原本地位较高，负责开课，教顾客用设备剪辑播客和视频，一度是员工竞相争取的职位。

但沙伊伯指出，在这一时期，不仅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环境越来越差，苹果、星巴克这类过去可以让毕业生暂时落脚的“退路”岗位，也在一步步变差。

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Creative岗位不断被削弱，许多人后来不再开课，而是被派到店面推销iPhone、Mac和AppleCare+延保服务。巴雷特越来越不满，最终成为门店工会组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她所在的门店成了全美第一家组建工会的苹果零售店。谈到这对政治的影响，沙伊伯援引了一本名为《End Times》的著作中的“精英过剩”理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找不到能维持生计的出路，往往会推动社会和政治动荡。

布尔什维克革命就被归因于此，当时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子弟进不了俄国官僚体系，最终成了推翻沙皇政权的先锋。大衰退之后，西班牙、希腊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英国的大学过去长期免费，布莱尔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收取象征性费用，卡梅伦政府在2010年至2011年间大幅提高学费后，数万名学生走上伦敦街头，还冲击了保守党总部。在美国，沙伊伯认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曼达尼。

他以“负担得起的生活”为竞选主轴，把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和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在那场选举中赢得了30岁以下大学毕业生中84%的选票。沙伊伯预计，这股力量会在2028年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满情绪甚至蔓延到了医生群体：2023年，明尼苏达州一家医疗系统约400名医生组建工会，成为全美规模最大的私营部门医生工会。一位医生告诉他，他们被当成“工厂工人”对待，看诊时长、出院速度都由MBA和顾问说了算。

至于AI，沙伊伯强调，书中描写的困境大多发生在生成式AI出现之前，只涉及会计软件减少报税岗位等早期自动化因素。不过，AI已经是2023年好莱坞编剧和演员罢工持续五个月的重要原因，也已经冲击到程序员和软件开发者。

他预计，当AI的影响大规模显现时，白领的激进化会进一步加剧，并沿着收入阶梯向上蔓延。主持人对此感慨，当年人们被告知“学编程”就是拿到稳定工作的金钥匙，如今程序员却成了最先受到AI冲击的人。

类似的压力并不只出现在美国。在中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从2004年的约280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1222万人，教育部预计2026届将达到1270万人。

有分析展望，到2030年，学历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后，对于基础岗位，学历将更多承担准入条件的作用，实际能力和工作成果则会更受看重。

把沙伊伯的观察和这一判断放在一起看，大学文凭的贬值并不是AI带来的突发事件，而是在升学人数扩张、学费和债务上涨、“退路”岗位不断恶化中逐渐形成的。文凭仍然是进入职场的前提，但已经很难单独保证一份体面的生计。

等到AI的冲击真正铺开，从敲门砖变成标配的，可能不只是本科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