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同一个行刑现场，明末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的是另一番样子。绑赴西市，寸寸脔割，“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开膛之后连肠子都有人抢，“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明季北略》补了一笔，百姓拿一钱银子买肉一块，“食时必骂一声”。
一边是天下喊冤，一边是万人争食他的肉。哪个是才真的？这些记载都是真真切切，这才是怪事。
#袁崇焕#，万历十二年生在东莞石碣镇水南村，家里做木材生意，常年往返两广。后来举家溯西江而上，迁到广西藤县白马莲塘村，也就是今天的天平镇新马村。他的少年在这片江边度过，读书、应举、中进士。一个人把广东、广西串成了一生：东莞人氏，藤县子弟。如今石碣水南村立着他的纪念园，一尊15米高的花岗岩石像临着东江；藤县新马村守着故居遗址，村口一圈四百多年的古榕，相传是他当年从东莞老家移栽的。两广两地，都在争相纪念这位督师。
▲ 东莞石碣镇水南村的袁崇焕纪念园牌坊
▲ 广西藤县天平镇新马村，古称白马莲塘村几百年来，#袁崇焕如果不死能不能平定辽东?#到底该不该杀，一直是热议的话题。为了弄清楚这位明朝末年蓟辽督师、肱骨大臣到底冤不冤，我把各种资料再翻一遍。
翻到崇祯三年的会审文书，就发现：这份判他凌迟的定谳里，找不到通敌二字。
案卷上的事，和皇帝嘴里说的对不上
崇祯三年的会审走了八个多月，最后定谳，罪名归成九条。《崇祯长编》把文书原样记了下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则资盗、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兵薄城下、潜携喇嘛坚请入城。一条一条全是职务上的账。
皇帝嘴里说出来的，是另一个版本。《石匮书后集》记了崇祯宣布的处置：“袁崇焕斩帅以践约，市米以资盗粮。今勾入犯，对垒不战。又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袁崇焕即著会官凌迟处死。”皇帝嘴里这句，多了“勾入犯”三个字。勾，是勾结的勾。
会审文书里没有的罪名，皇帝当场补上了。
杀毛文龙，先斩后奏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以阅兵为名泛海到双岛，请皮岛总兵毛文龙看将士射箭，帐外埋了甲士。席间数出十二条罪，取尚方剑当场斩之。十二条里有几条是实的：毛文龙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还在岛上“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杀完第二天，袁崇焕备了酒去祭他，说了句流传很广的话：“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
消息进京，《明史》写崇祯“骤闻，意殊骇”。吓是吓到了，下一个动作却是下旨安抚，把毛文龙的罪状官方重宣了一遍。也就是说，杀毛文龙这件事，皇帝当时追认了。
罪名是后来才换的。案卷里这一条叫“谋款则斩帅”，意思是他杀毛文龙，是为了向后金递投名状。可议和这件事，袁崇焕是打过报告的，《明史》留了他自己的解释：“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拿和议拖时间，等锦州几座城修完。崇祯的批复是“优旨报闻”。缓兵之计是明的，投名状是后来安上去的。
卖米，批文是皇帝自己改的
案卷里写作“以市米则资盗”。事情本身不复杂：崇祯二年春，蒙古喀喇沁部闹饥荒，袁崇焕奏请在高台堡开市，拿米换马，算盘是把这些部落拉住，别给后金带路。这笔生意最扎眼的地方在于，它是崇祯自己批准的，虽然开始的时候不许，但最终批文从“岂容听许”一路改到“一切事宜，俱听督师酌量行”。
米是真卖了，批文也是真改了三道。这一条要成立，得先把皇帝自己那几道批文从案卷里拿掉。
敌人是从别人防区进来的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绕开宁锦防线，从龙井关、大安口破边墙而入。《明史》写明这一段边墙“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不归袁崇焕管。他闻讯即率关宁军千里回援，十一月十日抵蓟州，后金军越蓟州而西直逼北京，他抢在敌人前头赶到广渠门外列营，出城鏖战，互有杀伤。
案卷里“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几条，说的都是这一仗的账。《明史》记了当时北京的舆情：“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敌人的马蹄到了城下，城里人要的是一个能解释这一切的人，一个理由，找到的就是那个夸口五年复辽的督师。因此，十二月初一，平台召对，缚下诏狱。
没写进案卷的第四件
四件事里最重的那件，恰恰不在九条里：通敌。
案外的说法倒不少。《石匮书后集》记满桂在御前“尽发其通敌奸状”，还说他“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可满桂的告发没有走进会审文书，审了八个多月，也没审出通敌的实证。
把四件摆在一起看。杀帅，越权，皇帝追认过；卖米，奉旨，批文还在；纵敌，防区不归他管，人还赶在了敌人前头回援。九条罪名，件件有影子，件件够不上凌迟。够得上的那一件，纸面上没有。
反间计这场戏，剧本是后来才写全的
明方《明史》记：“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缚下诏狱。
《清史稿·鲍承先传》把剧本记得更细。皇太极“诫诸军勿进攻”，召鲍承先和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让两人挨着被俘的明朝太监坐下，“故相耳语”：“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第二天被放回去，“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明清两边打了十几年仗，写到对方没几句好话，唯独反间计这一段，两边对得上：杨太监、密约、放归，细节咬合。这本来该是本案最硬的一条证据。
可我把它对到清方最早的满文档案上，又出了岔子。天聪三年十一月的原始记录只有一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人名在，转告在，就是没有耳语和佯卧窃听，更没有秘计。这场戏的全本剧本，是几十年后康熙、乾隆年间重修《清太宗实录》时才补齐的。
也就是说，反间计管两件事：把袁崇焕送进诏狱，给北京人一个通敌的故事。定罪它管不了，审了八个多月，案卷上到底没敢写这两个字。
案卷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答案藏在下狱那天。《明史》写祖大寿“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皇帝取袁崇焕狱中的手书，才把这支辽东军招回来。也就是说，他下狱第二天，最能打的部队就跑了。
案卷要回答的，从来不是“他犯了什么事”，而是另一件事：敌军到了北京城下，五年复辽的承诺落了空，这口锅总得有人背。皇帝和北京城都需要一个通敌的袁崇焕，于是口头宣判里有了“勾入犯”，文书里没有。这桩案子在#明史#爱好者里吵了四百年，《明史》修到乾隆年间，修史的人在赞语里收了尾：“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庄烈帝又以谗间诛之。国步将移，刑章颠覆，岂非天哉！”
城砖上没有案卷
袁督师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在辽宁兴城，明代的宁远卫城。天启年间他亲手定下城墙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明史》白纸黑字，今天兴城城墙的介绍上刻的还是这几句，一寸不差。1988年，这段城墙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角角台当年就是为架红夷大炮修的，天启六年正月，闽卒罗立在城头发炮，努尔哈赤亲率的大军没打进这座城。
▲ 辽宁兴城古城航拍，方形卫城、四角设台清晰可见案卷上的九条罪，一条也没刻在城砖上。城砖只记了一件事：那个后来被说成通敌的人，把这座城守住了。
回到两广，还能看到什么
从兴城往南，回到他生活过的两广。东莞石碣水南村，纪念园里照旧制重修了三界庙，天启七年他辞官回乡时捐修过原庙，留下一篇《重修三界庙疏》；佘家小院记着北京佘家从“广东义园”守墓三百多年的旧事，2002年水南村还建了他的衣冠冢。广西藤县新马村，族人怕朝廷抄家，把他故居九栋楼一把火焚了，如今只剩红砂石莲花墩和喂马槽。活下来的，是开场那圈古榕，四百多年，还立在浔江边。
▲ 东莞石碣水南村袁崇焕故居司马第
▲ 东莞水南村三界庙，天启七年袁崇焕捐修原庙从西市的骂声，到正史里的冤字，中间隔了一百零九年。骂是当天的，冤是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的。北京有一座墓，辽宁有一段城墙，东莞有一座祠，藤县有一片榕。四处地方都在替他答同一道题。你去到哪一处，回来都替袁崇焕翻翻这份案卷：九条罪里，哪一条够得上凌迟？甚至，连杀他的理由都不充分。崇祯真乃自毁长城也！
资料来源：《明史》《崇祯长编》《清史稿》《满文老档》《石匮书后集》《明季北略》《袁崇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