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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越多,越可能喜欢男生?科学家吵了30年


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上面有几个哥哥,网上偶尔会刷到一种说法:哥哥数量会影响你的性取向。这听起来像地摊小报的标题,但它偏偏是正经学术期刊上吵了三十年的课题。


它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兄弟出生顺序效应”。


简单说就是:一个男性拥有的亲生哥哥数量越多,他成为同性恋的统计概率就越高。每多一个哥哥,几率大约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先别急着拿自家兄弟对号入座。这事儿远比“哥哥多=同性恋”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


这个效应是真的存在,但它的“剂量”很小。


2017年的一项荟萃分析涵盖了26项研究、七千多名同性恋男性和一万两千多名异性恋男性,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效应确实可靠,但效应量只能算“中等偏小”。换句话说,哥哥数量只是众多影响因素里微不足道的一个拼图块,远远谈不上决定什么。


更关键的是,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限定条件:只有同母所生的亲生哥哥才算数。


2006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专门找了那些被收养或生活在重组家庭里的男性。结果非常干脆:非亲生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妹妹,统统和性取向没有统计学关联。唯一能预测的,就是生物学意义上同母的哥哥数量,而且和你跟这个哥哥一起生活了多久毫无关系。


这个发现直接把“社会影响论”给毙了。如果是因为家里哥哥多、从小跟哥哥玩、模仿哥哥行为才变成同性恋,那非亲生哥哥也该有同样的效果。但没有。所以科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事儿发生在娘胎里,和出生后怎么养没关系。


目前最主流的假说叫“母体免疫假说”。


逻辑链条大致是这样的:怀男胎时,胎儿身上一些只有男性才有的蛋白质,会通过胎盘进入母体血液循环。母体的免疫系统不认识这些东西,把它们当“外来入侵者”,产生抗体。每怀一个男胎,免疫系统就多一层“记忆”。等到怀下一个男胎时,这些抗体会穿过胎盘,作用于胎儿正在发育的大脑,尤其是与性分化相关的区域。


这个假说能解释为什么只有哥哥有效、姐姐无效:母体本身就是女性,对女胎的抗原不会产生同样的免疫反应。也能解释为什么必须同母:免疫记忆是母亲身体里的事,跟父亲是谁、跟孩子后来被谁养大,都没有关系。


但这里必须泼一盆冷水。


2023年,有研究者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很足的论文,标题直接叫《兄弟出生顺序效应是一种统计假象》。作者认为,过去几十年支持这个效应的统计分析,在方法上存在系统性的错误,尤其是对家庭规模这个变量的处理方式,可能导致研究者频繁得出错误结论。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质疑,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科学就是这样,一个效应被反复验证,也被反复拆台。目前的状态是:证据不少,支持者很多,但反对者也没闭嘴。


还有一个数字值得拎出来说。根据2002年的一项估算,在同性恋男性群体中,大约七分之一的人,其性取向可以归因于兄弟出生顺序效应。七分之一,不是二分之一,更不是全部。剩下七分之六的人,成因和其他因素有关,可能涉及遗传、产前激素环境、表观遗传等等,科学界至今没有定论。


所以,如果你问“哥哥多会不会让我变成gay”,严谨的回答是:统计上,几率确实高了一点点,但这一点点放在个体身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有两个哥哥的男生,他成为异性恋的概率仍然远远大于成为同性恋的概率。


这个研究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它能不能“预测”什么。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指向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人的性取向,可能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母亲身体里一场无声的免疫反应悄悄写下了某种倾向。


而我们对那场反应的理解,才刚刚开始。


至于家里哥哥多的男生们,该喜欢谁还喜欢谁。统计是统计,你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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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Cantor, J. M., Blanchard, R., Paterson, A. D., & Bogaert, A. F. (2002). How Many Gay Men Owe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to Fraternal Birth Order?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1(1), 63–71.

2. Bogaert, A. F. (2006). Biological versus nonbiological older brothers and men’s sexual ori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28), 10771–10774.

3. Blanchard, R. (2018). Fraternal Birth Order, Family Size, and Male Homosexuality: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Spanning 25 Year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7(1), 1–15.

4. Vilsmeier, J. K., Kossmeier, M., Voracek, M., & Tran, U. S. (2023). The fraternal birth-order effect as a statistical artefact: convergent evidence from probability calculus, simulated data, and multiverse meta-analysis. PeerJ, 11, e15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