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来砍那棵玉兰树的清晨，我没出去看，只是坐在书房里，背对着窗，听着电锯刺耳的嗡鸣，那声沉闷又决绝的，带着撕裂感的断裂声。

安静下来后，才走出去，那棵五十年的玉兰，是园子里的明星，每年春天，白花像落了一场温润的雪，不知引来多少赞叹，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只有自己知道，它的倒下像是迟来的外科手术，切掉了心头长了很久的、包裹着层层糖衣的病灶。

这座看起来繁花似锦的园子，说白了，就是我前半生的试错场，今天就从我犯的第一个错讲起吧，说起来，这第一个错，真是错得又贵又傻，错在年轻时那点自以为是的傲慢。

那时候刚从国外回来，迷上了日式庭院，你知道的，那种枯山水，每块石头、每寸青苔都摆放得像道精密的数学题，充满了克制的美，心一横决定在园子里也造一个。

请来了日本的园艺师，重金运来形态绝美的羽毛枫，我简直把它当成了稀世珍宝，翻遍了所有关于枫树养护的书，严格控制着土壤的酸碱度，精确计算每天浇水的毫升数，甚至为了模拟它原生地的光照，还搭了特殊的遮光网。

那两年，确实美得惊心动魄，像没有生命的艺术品，完美地复刻了在书上看到的一切，来家的客人，无不称奇，可就在第三年的春天，没有任何预兆，一夜之间，叶子全蔫了。

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真正懂行的老友来访，他蹲在那棵枯树旁，捻了捻土，只说了一句：“你把它照顾得太干净了，被你养得没有野性，连抵御上海寻常湿气的力气都没了。”

那一刻，我才惊觉，想要的根本不是活着的树，而是听我摆布的、绝不出错的美学模型，错把书本上看来的一点墨水，当成了能点石成金的仙露，傲慢地以为，靠着知识和规划，就能凌驾于生命本身的规律之上。

那棵树的死给我上了最贵也最重要的一课，人生的规划恰恰是懂得给意外和失控，留出足够的空间。

如果说第一个错，是错在对未来的控制欲，那第二个错，就是错在对过去的执念，有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荷兰生活多年，后来还是没能敌过病魔，她生前最爱的，是叫夜皇后的黑色郁金香，黑得像丝绒一样，神秘又高贵。

她走后的那年秋天，我几乎是疯了一样，托了各种关系，搜罗来很多夜皇后的种球。把花园里阳光最好、土壤最肥沃的那整片坡地，全都种满了，心想要为她留住最爱的风景，好像只要这花每年还开，她就没有真的离开过。

可忘了，上海的春天，远比荷兰不同寻常，那些郁金香每年都开，花期短得可怜，孱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为了让它们活下去，每年都要费尽心力地与各种病害作斗争，挖出来，冷藏，再种下去，那份怀念渐渐变成了沉重的与土地的对抗。

直到有一年，实在累了，什么都没种，第二年春天，那片空地上竟然自己长满了毛茸茸的、寻常的蒲公英，风一吹，白色的种子漫天飞舞，飘向园子的各个角落。

看着那片蓬勃的、毫不起眼的白色，突然就释然了，原来以为深情就是抓住不放，可惜错了，以怀念为名绑架了这片土地，拒绝让任何新的生命在这里生长。

原来真正的怀念，不是在原地造纪念碑，而是把那份爱变成种子，随风飘散，落在哪里便在哪里开出新的，哪怕是毫不起眼的花。犯完理念和情感的错，该轮到审美的偏见了，花园常有朋友来小坐，办些雅集，为了让场面尽善尽美，对所有不速之客都挺不客气的，其中头疼的是紫藤花架下的野蜂。

它们嗡嗡作响，让一些怕虫的女士们很是紧张，觉得这太破坏气氛了简直是对我精心营造的雅致的挑衅。于是找人来把蜂巢整个端掉了，世界清静了，那一年的雅集办得格外成功。

可到了夏天却傻眼了，园子里那几株原本每年都果实累累的西葫芦和番茄藤，竟然只开了花，结不出几个果，某位搞植物研究的朋友来了一看，就笑我：“你把给你家作物授粉的首席员工都赶走了，还指望什么收成？”

当时真是又羞又恼，追求的那种井然有序的、符合人类社交礼仪的干净，其实是被阉割过的毫无生机的人造美，以主人的身份傲慢地决定了谁有资格留在这里，却忘了这园子里所有的生命本是完整的生态，环环相扣。

现在，说回那棵玉兰树吧，就是我那三个错误的集大成者，被我固执地种在并不完全适合它的地方，只因为那是记忆里那张老照片上的风景，为了让它长得标准，修剪掉了所有觉得多余的旁枝。

为了保护它名贵的花朵，清除了周围所有可能与它争抢养分的杂草和害虫，所以当它倒下的那一刻，阳光第一次，毫无遮拦地照进了那个被它遮蔽了多年的、阴暗湿冷的角落。

看到地上冒出了许多从未见过的小小绿芽，那一刻才真正明白折腾了这半辈子，想经营出完美的花园，其实是花园一直在经营我，用一次次的枯荣、一次次的失败，来修正我的傲慢、我的执念和我的偏见。

最终没能成为理想中的样子，但它却让我成为了比理想中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