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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衣哥被围攻,十多场演出取消,谁在拿举报做生意

妆化好了,演出服也换上了,大衣哥朱之文就在后台等着上场。主办方的人走过来,开口就一句:“朱老师,演不了了。”

在河北曲阳白跑这一趟之前,他也有过一次临时被叫停的经历。那回是在菏泽高铁站,人已经排上队了,电话一响,又得掉头回家。

演出一场接一场取消,朱之文渐渐发现,有些人比他还关心自己下一站去哪儿唱。演出地点一传出去,最先忙起来的,往往是当地的几部电话。

演出还没开始,举报电话先到了

这几年,围绕朱之文的争议一直没断过。

早些年,有人举着手机在他家门口拍视频。到了2026年下半年,朱之文发现,盯着他的已经有不少外地网友,他在哪里有演出,投诉电话就可能打到哪里。

《新黄河》记者联系到两名曾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人。一位是浙江湖州的刘明(化名),他说自己实名举报了朱之文的纳税和翻唱问题。另一位是山东济宁的王平(化名),他说自己反映过演出内容与报备材料是否一致等问题,并表示未加入相关群聊。

朱之文介绍,他从朋友和粉丝那里了解到,有人建了4个网络群组,每个群里有上百人,部分人频繁更换昵称。一旦获知他的演出行程,就有人在群里发当地文旅部门、政务热线等联系方式,附上统一的投诉话术,号召群成员打电话,把他称为“劣迹艺人”。

有主办方还曾向朱之文透露,有人在电话里放话,只要他登台,就带鞭炮去现场闹事。

更让他难受的是,朱之文说,采访他的媒体、替他说话的律师和网友也受到波及,连自己家里两三岁的小朋友都被骂了。

从家门口拍视频,到追着演出行程打电话,这场风波已经越出了朱楼村。

恶意举报,有人明码标价

为什么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愿意花这么大精力去死磕一个农民歌手?

朱之文在11月6日接受采访时提到,有人以举报他需要经费为由向群成员筹钱。他称,筹来的钱被几个人分了,自己已经把相关证据交给警方,正在等结果。

把视线放到短视频平台,恶意投诉已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有卖家给批量举报开价25元,还有卖家报价1200元,声称能让相关内容下架。

对演出主办方来说,演出日期就在眼前,一旦接到集中投诉,甚至有人扬言去现场闹事,就得马上决定这场活动还办不办。杨安明说,朱之文有好几场商演已经通过审批,后来还是取消了。

至于举报中提到的纳税问题,朱之文说,演出报酬可以由主办方代扣代缴,也可以拿到税前报酬后回户籍地申报,近些年他主要采用后一种方式。新黄河记者向税务部门核实了这一说法。

至于网上流传的“劣迹艺人”说法,也要有权威调查结论作依据。可对朱之文来说,演出日期一过,那场演出的机会也就没了。

最让人窝火的,还是人都到了、妆也化好了,临上台才知道这趟白跑了。

恶意举报怎么追责

把时间线拉长看,有些举报的由头,恰恰就来自那些被掐头去尾的视频。

比如,朱之文谈到农业机械化让种地比过去省力,被人拿去说成“农民种地不辛苦”。

这些片段一旦配上耸动的标题,被人反复转发,后来看到的人往往只记住了那句骂人的话,原来那段视频说了什么,反倒少有人回去看。

面对这一次接连取消的演出,朱之文决定继续维权。早在2023年,他就曾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刘明(化名)。对方签下承诺书,承诺今后不再发布有关朱之文的不实信息,朱之文随后撤诉。朱之文说,对方停了两三个月,又开始在网上攻击他。

今年10月,朱之文带着截图和录音,到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报案。之后他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安明再次到派出所补交材料。律师称警方已经受理。

杨安明表示,如实反映问题的举报受法律保护。判断举报是否恶意,要看有没有事实依据、举报者出于什么目的,以及采取的方式是否越界。具体要承担什么责任,还得看证据和行为造成的后果。

类似纠纷已有判例,2024年7月4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网络水军民事公益诉讼。杨某某等四名被告组织网络水军,开展有偿转评赞、投诉删帖等业务,被法院判令注销1294个相关账号、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0万元。

朱之文此前也打过一场反网暴官司,孙某某曾发布数百条涉及朱之文的视频,其中部分含有侮辱、诽谤内容。2025年11月1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孙某某当庭被羁押。

10月底,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众号就这次举报风波发表评论,指出应当保护依法举报的人,也应保障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

图源:人民日报政文

朱之文这次遇到的难处就摆在眼前:举报电话打过来,主办方当天就得决定演不演,事实却需要时间核查。一场演出错过了,很难原样补回来。

谁在捏造事实,谁在借举报反复滋扰,筹来的钱又去了哪里,这些事都值得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