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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7日,中国驻西班牙使馆公使屈浔在马德里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谈到了一个让欧洲很难回避的问题:欧洲为什么害怕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如果欧洲担心中国掌握自己的技术,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有这样的顾虑。
这番话看似是在谈光刻机,实际上触及了中欧产业合作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欧洲希望守住阿斯麦的先进设备,却又希望中国新能源企业继续到欧洲投资、建厂、提供技术。
问题是,中国已经不是只能依靠欧洲技术发展制造业的国家了,当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的产业优势,欧洲还能不能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制定合作规则。
欧洲想发展新能源
过去,德国汽车工业凭借发动机、变速箱和精密机械制造,在全球市场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进入电动汽车时代,产业竞争的关键发生了变化。电池、电控、电驱系统、软件以及整车成本控制,逐渐成为决定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欧洲拥有百年汽车工业积累,却不意味着它已经掌握了电动汽车时代所有关键环节。
动力电池尤其如此。很多人觉得,电池不就是把正负极材料、电解液和隔膜装在一起吗?真正进入工业化生产,才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从材料配方、极片涂布、精密加工,到电芯制造、质量检测和生产管理,每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积累。实验室里做出一块性能不错的电池,与每天稳定生产成千上万块合格电池,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企业经过多年投入,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它们的优势不只在某一项材料技术,而是从原材料、设备、零部件到生产制造形成了相互配合的体系。真正难以复制的,是这套体系长期磨合出来的效率和规模。
2016年,瑞典电池企业成立,曾被欧洲寄予厚望。欧洲投资机构、汽车企业和金融资本都希望它成长为本土电池产业的代表。但企业在生产爬坡、资金和供应链等方面遭遇多重困难,2025年3月12日正式在瑞典申请破产。
2026年5月6日,挪威董事会也宣布申请破产程序,原因包括未能及时获得新的产业投资和融资支持。
这两家企业的经历说明,欧洲发展电池产业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多建几座厂房、多买几台设备就能解决的。融资、市场需求、生产管理和规模化制造,缺一不可。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新能源企业在欧洲市场具有价值的原因。欧洲需要的不是一份漂亮的技术方案,而是真正能够把生产线运转起来、把成本控制下来、把产品稳定交付出去的工业能力。
2024年12月10日,双方宣布计划投资最高41亿欧元,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建设磷酸铁锂电池工厂,项目采用双方各持股50%的合资模式,规划产能最高达到50GWh,预计创造超过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2025年11月26日,双方举行项目奠基仪式。按照公布的计划,工厂目标是在2026年底启动生产。
这项投资的意义,不只是中国企业在欧洲多建了一座工厂。斯泰兰蒂斯需要更有竞争力的电池产品,宁德时代需要扩大国际市场,西班牙需要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岗位。三方的利益在这里形成了交集。
所以,欧洲为什么还希望中国新能源企业过去投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欧洲要推进汽车产业转型,需要的正是中国已经积累起来的产业化能力。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欧洲希望得到中国的产业能力,却未必愿意用同样开放的态度对待中国希望获得的先进技术。
欧洲想保护自己的技术
2026年3月4日,欧盟委员会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希望通过本地制造要求和投资条件,提升欧洲战略产业的制造能力,这项提案涉及电动汽车、电池等战略产业,也涉及来自第三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其中有一套值得关注的投资审批机制:当投资金额超过1亿欧元,且投资者所属国家在相关战略产业的全球制造产能占比超过40%时,特定投资可能进入审查程序。
提案还设置了多项投资条件,包括外资持股比例、与欧盟企业建立合资关系、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许可、欧洲本地研发投入、员工比例以及供应链本地化等要求。
按照相关条款,投资者需要满足规定数量的条件,并非所有项目都必须无条件同时交出全部技术和控制权。
但即使如此,这项政策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欧洲希望外国企业在进入战略产业时,不只是把资金和设备带过来,还要帮助欧洲建立自己的制造能力。
从欧洲的角度看,这可以解释为保护本土产业、增加就业和提升供应链安全。问题在于,假如这些条件主要由欧洲单方面制定,中国企业就必须重新计算投资回报。
阿斯麦是全球先进光刻设备领域的重要企业,其EUV光刻系统涉及极其复杂的精密制造技术。荷兰政府从2019年起限制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后来相关出口管制范围又不断调整。
这意味着,中国即使有资金、有市场需求,也无法像购买普通工业设备一样自由获得最先进的EUV光刻设备。
而且,阿斯麦的技术体系本身就不是一个国家独立完成的。其光刻系统涉及荷兰的整机集成、德国蔡司的精密光学系统,以及美国等国家提供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欧洲可以强调技术安全,中国当然也有权考虑自己的技术安全。
这里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欧洲有没有权利限制先进设备出口,而是欧洲能不能在保护自身技术的同时,要求中国企业无条件开放自己的技术能力。
如果欧洲认为先进光刻技术关系到自身竞争力,不愿意轻易向中国开放,那么中国新能源企业同样有理由认真评估核心电池技术、生产工艺和知识产权的授权范围。
说白了,技术保护不能只成为欧洲的权利,不能到了中国企业这里,就突然变成必须让步的义务。
西班牙的投资选择
2026年11月17日,路透社报道,中国在西班牙的投资存量过去十年增长了三倍,达到120亿欧元。屈浔还透露,中国企业正在观察现有投资项目的推进情况,预计需要两至三年,才会决定是否进一步作出新的投资承诺。
它并不是说中国企业准备全面退出西班牙,更不是说现有项目已经停止,而是说明企业在评估未来投资时,已经把政策稳定性和合作条件放到了重要位置。
它会带动设备采购、零部件供应、物流运输、技术培训和当地就业,对于希望重新建立工业竞争力的欧洲地区来说,一笔大型投资往往意味着一整条产业链的机会,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的萨拉戈萨项目,就是这种利益关系的体现。
奇瑞与西班牙企业合作恢复品牌生产,也体现了另一种合作模式:中国企业提供汽车制造和新能源产业能力,欧洲本土企业利用已有品牌、工厂和市场资源,双方共同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路透社在11月17日的报道中还提到,上汽、奇瑞、宁德时代和AESC等中国企业已经在西班牙开展投资,西班牙不同地区也在积极争取更多中国企业落地。
欧盟希望通过产业政策加强本地制造和技术自主,西班牙地方政府却希望中国企业继续投资,带来新的就业和产业机会,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工厂落在哪里,能够带来多少岗位,能不能吸引配套企业,往往比抽象的地缘政治口号更加直接。
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欧洲市场当然重要,但投资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企业需要考虑市场规模、政策稳定性、生产成本、知识产权保护和未来收益。
如果投十亿欧元,结果却因为政策变化而增加不确定性,企业自然会更加谨慎,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两至三年的观察期,最重要的信号不是中国企业不想进入欧洲,而是中国企业不愿意再仅凭市场承诺,就承担越来越多的政策风险。
光刻机与新能源
阿斯麦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客户占其全年总销售额的29.1%,而2024年这一比例为36.1%,这组数据说明,中国市场对阿斯麦仍然具有重要商业价值,但出口限制已经影响到其市场结构。
当然,阿斯麦的销售变化还受到客户采购周期、产品结构和全球半导体投资变化等因素影响,不能简单把下降全部归因于出口管制。
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市场曾经是欧洲高端设备企业非常重要的商业市场,而中国也希望获得先进设备,双方原本存在现实的商业合作基础,如今,出口限制使这种合作受到约束。
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企业正在欧洲投资建厂,欧洲汽车企业也需要中国电池产业链的支持,这不是两个完全无关的行业,而是全球制造业分工变化带来的相互影响。
如果欧洲要求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开放技术、接受股权和本地化条件,却不愿意在先进半导体设备领域给予更平等的合作机会,那么中国企业就有理由重新审视自己的技术分享和投资安排。
2026年10月12日,中国商务部介绍了中欧在汽车贸易方面达成的安排。根据公布的信息,欧盟2024年从中国进口混合动力汽车约10.7万辆,2025年增加至30.2万辆。
双方围绕后续出口安排达成共识,明确非歧视原则,并要求相关安排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这说明中欧之间并不是只有限制和冲突,双方仍然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贸易分歧,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中国强调互惠,并不意味着拒绝合作。
中国企业愿意投资欧洲,愿意与欧洲汽车企业共同建设工厂,也愿意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开展技术合作。但合作不能只有一方开放,另一方却始终把核心技术锁在保险柜里,欧洲有保护先进光刻技术的权利,中国也有保护动力电池技术、制造工艺和产业链优势的权利。
真正成熟的合作关系,不应该是欧洲决定哪些技术可以开放、中国必须提供哪些投资,而应该是双方坐下来,按照平等、非歧视和互利原则谈清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结尾
2026年11月17日,屈浔在马德里的这番反问,真正提醒欧洲的是:世界产业竞争已经发生变化。过去欧洲可以凭借光刻机等先进设备掌握技术优势,如今中国也拥有了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重要筹码。
欧洲想要中国投资、技术和制造能力,就不能只要求中国开放,却不愿意给予对等合作。
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产业政策如何落地,以及中国企业是否继续扩大欧洲投资,合作的大门不会因为竞争而关闭,但想让中国继续投入,就必须拿出真正互惠的诚意。
信源:工业加速法案
信源:中国外交官表示,芯片设备出口限制威胁到中欧贸易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