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是明朝疆域经营最活跃的时期。往东北,设奴儿干都司,治所远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特林;往南,一度恢复交趾布政使司;往西南,以沐氏家族坐镇云南,三征麓川,兵锋推进到大金沙江一线;往海上,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最远抵达非洲东岸。
东、南、西南三个方向,明朝都把手伸到了汉唐旧疆所及之处。唯独西边,明朝的脚步停在了嘉峪关。
关外设了七个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合称关西七卫。这七个卫的定位,史书写得很清楚:“交通西域,屏蔽西凉。”意思是当中间人,让西域使团商队能进来;当缓冲,别让西边的人直接冲到河西走廊。这不是占领,是隔开。嘉靖三年,七卫全部撤进嘉峪关以内;嘉靖八年,正式放弃哈密,“自是置哈密不问”。
西域从唐朝安西、北庭陷落之后脱离中原,一直到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才重新回到版图里,中间隔了差不多一千年。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明朝不知道西域在哪儿,而是它明明有能力往三个方向伸手,为什么偏偏在西边把手收了回去。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靠“保守”二字。保守只是把结果换了个说法,什么也没解释。明朝这个朝廷做什么事都算账,它不算账的时候,通常是账已经算完了。要理解它为什么停在嘉峪关,得算三本账:军事账、贸易账、财政官僚账。
一、东、南、西南:明朝恢复了汉唐旧疆先看明朝在另外三个方向做了什么。
东北方向。 永乐七年闰四月,明朝设奴儿干都司,治所在特林,今天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一个村子,正对黑龙江入海口。太监亦失哈前后去了七次,有说九次,带着船队和赏赐,一趟一趟地来。永乐十年在特林建永宁寺,立《敕修永宁寺记》碑;宣德八年又立《重建永宁寺记》,汉文、蒙古文、藏文、女真文四种文字刻在同一块石头上。奴儿干都司底下挂了三百多个卫所,到万历年间涨到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卫所首领是当地部落头人,明朝给他们印信、官职、赏赐,让他们自己管自己。明朝在东北把羁縻体系推进到了黑龙江入海口,恢复到汉唐旧疆所及的声教范围。
南方方向。 永乐五年六月初一,朱棣颁《平安南诏》:“安南国本交州,愿复古郡县,与民更新。”安南改成交趾,重新变成明朝的一个布政使司。这是恢复汉唐交州旧疆的名义。宣德年间明军撤出,交趾恢复独立,但明朝在南方一度把版图推到了汉唐旧疆所及之处。
西南方向。 洪武十四年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入滇,白石江一战生擒元军主将达里麻,之后留镇云南,“浚广滇池绝水患,开发盐井通商旅”,“垦田至百万余亩”。朱元璋说过:“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
沐英长子沐春镇滇七年,“大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次子沐晟镇滇四十年,历五朝。正统年间,麓川思任发叛乱,英宗命蒋贵、王骥率十五万官军三征麓川,明军一路打到“去麓川千里”的孟邮海,最终立石大金沙江为界,誓“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王骥在滇滩、古永、明光、大塘设三十六处兵站、七十二处哨卡,正统十年报请修腾冲石城,修了三年,号称“极边第一城”。明朝在西南稳定了云南,把控制线推进到汉唐云南旧疆影响所及的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一线。
东、南、西南三个方向,明朝都动了手,而且都推进到了汉唐旧疆所及的范围。这不是什么秘密,史书上都写着。
唯独西边,明朝停在嘉峪关,再没往前走。
二、军事账:对面是统一汗国,北边还有北元明朝不恢复西域,第一个原因最直接:打不起。
关西七卫只是缓冲,不是统治。
洪武末年到永乐年间,明朝在嘉峪关以西设了七个卫。因为首领都是蒙古贵族,也叫“蒙古七卫”。这七个卫的定位是“交通西域,屏蔽西凉”——当中间人,当缓冲。它们听话吗?并不太听话。永乐二十二年,安定卫指挥哈三孙散哥和曲先指挥散即思“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宣德五年,曲先的散即思“数率众邀劫往来贡使,梗塞道途”。正统元年,赤斤蒙古卫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明朝让他们出兵,他们也不来。宣德六年令罕东卫军从征,“罕东竟违令不至”。哈密卫更是四失四得,天顺四年被癿加思兰袭破,成化八年被速檀阿力攻破,反复争夺。
嘉靖三年,七个卫全部撤进嘉峪关以内。嘉靖八年正式放弃哈密,“西陲藉以息肩”。这五个字是明朝自己下的结论:不管了,反而轻松了。
对面站着的是东察合台汗国。
一三四七年,蒙古都格拉特部贵族播鲁只在阿克苏拥立秃黑鲁帖木儿为汗。他在位时是汗国最强盛的阶段,“建立了一个东抵哈密,西含撒马儿罕,北抵瓦剌,南接于阗的庞大汗国”,疆域近两百万平方公里。
这个对手跟汉唐时候西边那些不一样。汉唐面对的是一堆各自为政的藩国,松散、彼此不服,谁强就跟谁,打服一个算一个。明朝面对的是一个刚立起来的蒙古汗国,有统一政权,有共同宗教,蒙古帝国解体还没多久,草原上那套记忆还没凉。
一三五四年,秃黑鲁帖木儿在额什丁和卓的影响下皈依伊斯兰教,带动十六万蒙兀儿属下集体信教。这件事的影响比它看起来大得多,它意味着西域的宗教版图彻底翻了过去。黑的儿火者后来“曾经举行过圣战进攻契丹。他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陲重镇哈剌和卓和土鲁番,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手段是“对不愿改宗伊斯兰教的民众进行镇压,流放佛教僧侣,拆毁佛寺,焚烧佛经,用刑罚迫使人民遵守伊斯兰教法教规”。
一个已经伊斯兰化、并且有统一政权的西域,跟汉唐面对的那种松散西域诸国完全不是一回事。汉唐可以在城邦之间挑拨、结盟、设都护府,因为对面是一盘散沙;明朝对面是一个有主体宗教、有共同认同、有军队的汗国。
北边还压着一个北元。
《明史纪事本末》写得很直白:“引弓之士不下百余万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北边一百万弓手,西边两百万平方公里。这两个方向同时开战,是什么结果?
成化十四年有人提议出兵夺回哈密,朝臣会议之后给了一个答复:“第今北虏犯边,南蛮久叛,军饷调发,未有宁岁。”结论是“缓图”,皇帝同意了。“北虏犯边,南蛮久叛”这八个字把明朝的处境说完了。它不是不想往西,是几个方向同时在烧钱,再往西开一条线,就是两线长期开战,往泥潭里走,陷进去的不只是兵,是整个国力。
补给线和成本也算不过来。
往哈密运粮,“输粟哈密,率三十钟致一石”,三十钟才能送到一石,损耗百分之九十七。嘉峪关到塔里木盆地,补给线一千五百公里以上。这个距离在今天开车要两天,在明代是几个月,一路上要过戈壁、要翻山、要有水。
杨一清说过一句话:“欲复哈密,非大发兵十五万不可,然得之易守之难。”十五万人,这还只是收复哈密。哈密的西边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再西边是费尔干纳、撒马儿罕。
正德年间一次收复哈密的行动耗银一百五十万两,相当于当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当时还有人算过,“西域用兵所耗可筑长城百里”。
而明朝中期的西北是什么状况?嘉靖五年杨一清上疏说甘肃:“今甘肃地方兵马寡少,钱粮空乏,城堡无金汤之固,战马无充厩之良。原额戍伍,逃亡接踵,而其名徒存,见在军人,饥寒困惫,而其形徒在。”嘉靖八年都御史唐泽说:“我之军额百无一补而兵不足,屯田满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连现有的防线都维持不住,还谈什么往西推。
一五二四年明朝彻底关闭嘉峪关,撤七卫入关。有一篇研究这个年份的论文,标题直接叫《一五二四年:丝绸之路的终结》。它的结论是,这不是哪个皇帝的冲动,是最高决策层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早就有奏疏建议“闭关绝贡,永不与通”,兵部是支持的。
军事账算下来:打下哈密要十五万人,守住哈密要面对整个塔里木,再往西是统一汗国,北边还有北元。两线长期消耗,补给线一千五百公里,损耗百分之九十七,一次行动一百五十万两。这笔账,算不平。
三、贸易账:海上丝路替代陆路,西域被排除出主线第二个原因更根本:不划算。
陆上丝路成本太高。
从长安出发,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戈壁,翻葱岭,一路上要换骆驼、换向导、换语言、换货币,走一趟一年半载,货物损耗一半以上,还得给沿途每一个政权交过路费。这条线贸易量小、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是单向的——中原往外给的多,往回拿的少。
海上丝路更便捷。
从泉州、广州、明州装船,顺着季风走,到了地方卸货,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船大,装得多,损耗小,只交一次税。到了明朝,海图已经非常成熟。郑和船队走的路线,从占城到爪哇,从满剌加到的里,从古里到忽鲁谟斯,从溜山到木骨都束,每一段都有针路、有更数、有水文记录。这套东西是几百年积累下来的,不是郑和现编的。
海上那条线对面是能付钱的。南洋出香料,印度出棉布和宝石,阿拉伯出乳香没药,非洲出象牙和黄金。郑和船队带回来的大宗货物是胡椒、苏木、布匹、香料,阿丹国一次进贡胡椒七万五千斤。七万五千斤胡椒,这不是“三瓜两枣”,这是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
而且它真的变成了钱,社科院明史所的万明有一个说法:“郑和通过贸易带回的苏木、胡椒,一度成为官员俸禄,这不但没有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反而是帮助缓解了明朝滥发大明宝钞纸币而引发的货币危机。”
更关键的是白银。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大量出口、外贸顺差,白银大规模流入。一四三六年明英宗取消白银流通禁令,田税、徭役、商税、盐税都可以折银。嘉靖年间朝廷规定了银两的成色、重量和单位,把它定为纳税货币和财政收支的计量单位。
一五八一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为什么要进口白银?因为中国自己的银矿不行。明代银矿含银量在百分之零点零零三到百分之十二点五之间,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高达百分之五十。海上的这条线,一边进白银,一边出丝绸瓷器,这是一条能自己转起来的线。
商品种类变了,西域被排除出主线。
西域和中亚西亚的特产无非宝石、玉石、良马、地毯、玻璃器这些东西。它们在汉唐是硬通货,因为那时候中原的贵族消费得起,也愿意为“稀奇”付钱。到了明朝,消费结构变了,大宗贸易起来了。宝石玉石这一类东西实用性不强,好看不好用,商人们已经看不上眼。
中原往外走的是丝绸、生丝、瓷器,往回进的是粮食、香料、白银。这几样东西西域到中亚西亚都缺,可他们缺不代表他们买得起,他们没钱,中原的货就卖不出去。换句话说,从西域到中亚、西亚这一片,已经被从主流的贸易线上排出去了。陆上那条线转不起来,它进不来白银,也出不去大宗。
贸易账算下来: 陆上丝路慢、贵、损耗大、贸易量小、单向;海上丝路船大、路近、损耗小、对面有钱、还能进白银。西域不是没有路,而是那条路在明朝已经不合算。明朝缺乏往西的经济动机。
四、财政官僚账:国库花钱,皇帝拿收益,官僚捞不上手第三个原因最隐蔽,也最要命:推不动。
朱元璋留下的财政体系,给官僚截流留足了空间。
明朝的财政起点是“不信任”。朱元璋设计的这套制度,把国家的收入定死在洪武年的数字上,定额税定死了上限,地方上要办事只能自己加派。加派的钱不进国库,进的是中间那一层的手里。截流的权力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一路长下来,官员各个肥大耳,国库倒是空得能照镜子。
这套体系怎么运转?朝廷定的税额是死的,但地方官要收多少、怎么收、按什么折色收,操作空间全在中间层手里。收上来的粮食,说运输有损耗,加派;说折银有差价,加派;说仓库有耗损,加派。每一层加一点,每一层截一点,最后进国库的是定死了的那个数,多出来的全在中间那一层消化掉了。朝廷知道下面在加派,但它没有能力核实到底加了多少、进了谁的口袋。它只知道一件事:国库收上来的,永远是洪武年定下的那个数。增量全被中间层吃掉了。
中央要做事,就得另外找钱。国库是指望不上的,只能往自己的内帑上想办法。中央自己找钱,地方就没得捞,所以他们上下其手惯了,最怕皇帝另开一条他们插不上手的财源。于是每开一条,官僚就反感一次,抵触一次。
郑和下西洋就是典型案例。
郑和船队带回的胡椒苏木进了内库,折成俸禄发出去,等于皇帝用自己的东西替国家发工资。这笔账在皇帝看来是赚的,在官僚看来是“与民争利”——宝进了内库,国家没得到好处,官僚系统从中也捞不到钱。七次远航,“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国库花了钱,皇帝内库拿了收益,官僚系统承担了“费钱粮数十万”的骂名,却分不到一杯羹。
车驾郎中刘大夏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他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后来有人要调郑和的档案,他干脆说:“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
刘大夏是名臣,是治河能臣,是正德朝少数几个还算有骨头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不觉得自己在毁档案,他觉得自己在替国家除弊。他说的“于国家何益”,翻译过来就是:国库花了钱,皇帝内库拿了收益,官僚系统什么也没捞着,这买卖不划算。
明仁宗即位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船队驶回太仓刘家港之后,“永远地停泊在了那里……船只慢慢地在港湾里腐朽、霉烂,后来被淤泥覆盖”。一个能造出两千料海船的帝国,把船停在港里让它烂掉。这不是技术问题,是官僚系统不允许存在一条自己插不上手的财源。
这套逻辑如何阻碍西域开拓?
对外开拓疆土、建立新的贸易线,往往是国库花大钱,收益皇帝内库拿大头、国库拿小头,官僚体系从中分享不到收益。而且中央另开财源会削弱地方截流空间——皇帝有了自己的钱袋子,就不必依赖地方加派,地方官就少了上下其手的余地。所以官僚系统对开疆拓土的态度是:不公开反对,但会拖。拖到这件事在无休止的扯皮里自己作罢。
成化十四年提议出兵夺哈密,朝臣会议之后的答复是“第今北虏犯边,南蛮久叛,军饷调发,未有宁岁”,结论是“缓图”,皇帝同意了。“缓图”两个字,就是这套系统的工作方式:不正面否决,用程序拖黄。西域开拓需要连续投入、长期军费、新贸易线的收益预期,在朝堂上更通不过。一个想开辟西域的皇帝,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东察合台汗国,是一整套“你别动我的钱”的官僚系统。
财政官僚账算下来:国库花钱,皇帝内库拿收益,官僚捞不上手。官僚体系集体阻碍对外开疆,西域开拓在朝堂上通不过。
结论:三账叠加,嘉峪关的门就关上了明朝不恢复西域,不是不知道西域在哪儿,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力伸手。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它都把版图推进到了汉唐旧疆所及之处。唯独西边,它停在了嘉峪关。
三本账叠在一起:
军事账:打不起。 西域是统一的东察合台汗国,两百万平方公里,有共同宗教和军队;北边还压着一百万弓手的北元。西进就是西、北两线长期消耗,补给线一千五百公里,损耗百分之九十七,一次行动一百五十万两。
贸易账:不划算。 海上丝路替代陆上主线,船大、路近、损耗小、对面有钱、还能进白银;西域缺中国需要的商品,贸易便捷性太差,被排除出东西方贸易主线。
财政官僚账:推不动。 洪武型财政让国库花大钱、皇帝内库拿收益、官僚无利可图,官僚体系集体阻碍对外开疆,西域开拓朝堂通不过。
三者叠加:打不起、不划算、推不动。嘉峪关那道门,就这么关上了。
有人会说,那清朝怎么就打下了?清朝面对的准噶尔,是被明朝打残的瓦剌残部,而且清朝是联合沙俄一起打的,打了康雍乾三代七十年。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乾隆二十年发兵平定天山北路,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逃死异域,准噶尔汗国才算彻底覆灭;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天山南北才真正并入版图。清朝是等到了一个窗口,然后一次性打完了。明朝没有等到这个窗口,因为它对面那个汗国还没散,它自己北边的北元还没垮。
至于朱元璋的财政,那是更深一层的东西。它把国家的收入定死在洪武年的数字上,把增量留给了中间那一层,把皇帝逼到只能自己开私库。一个这样的朝廷做不了长线的事,长线的事需要连续投入,需要有人愿意为二十年后的结果买单,而这套制度里,没有人为二十年后买单。
所以明朝关上嘉峪关那道门,不是因为它看不见西边,是因为它算得清。
史料来源
1. 《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传》
2. 《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外国传·安南》
3.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西域传》
4. 《明史》卷三百三十《西域传·哈密》
5. 《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
6.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王骥传》
7.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刘球传》
8.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刘大夏传》
9.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
10.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七
11. 《明宣宗实录》
12. 《明英宗实录》
13. 《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