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主人
一、战役概况
1930年6月,以红五军为基础,红军第三军团在湖北大冶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共一万余人。当时,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湖南军阀何键大部兵力南调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长沙防务空虚。彭德怀审时度势,巧妙运用“声东击西”之计,佯攻武汉,诱使蒋介石调兵增援,随后乘虚南下,于7月4日攻占岳阳。7月25日,红三军团向长沙发起攻击,经晋坑、金井等战斗,突破敌军防线,于7月27日晚9时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此役红三军团以八千余人兵力打垮三万余人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俘敌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机枪28挺、迫击炮20余门、电台9部及大批物资,自身伤亡1600余人。
二、积极意义:扩大影响与道路验证
其一,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攻占省会城市,极大地扩大了红军和党的政治影响。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指出,第一次打长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共产国际也为之震动,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分别发表社论和文章,强调要“把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区域统一起来”。红军在长沙期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数千名政治犯,召开了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出版了《红军日报》,广泛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其二,得而复失的结局,从反面深刻证明了当时不具备攻打和固守大城市的条件,验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红军占领长沙后仅十天,何键即调集重兵反扑,彭德怀被迫率部撤出。毛泽东对此总结道:“如果第一次的占领长沙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随后,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攻城半月不克,伤亡惨重,毛泽东、朱德果断下令撤围,标志着“立三路线”在实践中的破产。这一曲折历程使全党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三、消极因素:为“左”倾盲动主义注入强心剂
攻占长沙最突出的消极作用,是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提供了一剂强心针。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在附近省区首先胜利,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长沙的攻取,恰好被立三中央视为其路线正确的“证据”。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兴奋地宣称:“现在长沙、南昌、九江……这些围绕武汉一切重要城市,或是已经被红军占领,或是完全在红军的威骇之下”,认为“占领武汉的形势是非常的显明”。正因如此,当红三军团撤出长沙时,立三中央非但不反思,反而严厉批评这是“军事上的失策和政治上的损失”。
正是在这种“胜利”的鼓舞下,中央强令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结果久攻不克,部队伤亡剧增、粮弹缺乏,付出了惨重代价。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红三军团攻取长沙“是在上海会议‘左’的思想指导下,按照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和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进行的”,不能说是抵制立三中央命令的产物。长沙的得而复失,客观上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延缓了全党向正确战略方向转变的进程。
书院主人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综观全局,彭德怀率部攻占长沙,是红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其扩大政治影响、验证革命道路的积极意义不容抹杀;但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这一胜利发生在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客观上为盲动主义提供了论据,其教训同样深刻。只有将积极意义与消极因素统一起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全面评价。红军攻下长沙,也算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曲折探索,彭德怀和红军将士的奋斗牺牲永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