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波/文

3月1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启就任后的首次访美。有评论认为，她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时表现出较为迎合的一面，给人一种日本在外交上过于依附美国的印象，甚至被解读为有失独立性与国家尊严。

贵为一国首相，高市居然对川普投怀送抱，还祝贺对方儿子生日来讨好，真是有失体统。日本女性虽然女性地位较低，但是还是有不少女政治家，已故社会党党首土井多贺子、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外相上川阳子等，多是左派和自由派，她们都能力出众，举止优雅得体。

当然，从政治角度看，这也可以理解为在既有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务实选择。但无论如何，这种对美国的主动靠拢，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日本社会，尤其是部分女性群体，为何长期对美国抱有某种病态的崇拜？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这种现象并非始于当下，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战后初期，横滨街头的“白衣女子”——横滨玛丽，代表的是底层社会在美国驻军影响下形成的被动接触；而发展至今天，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女性政治人物，则是在国家与制度层面主动处理对美关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从“被动卷入”到“主动选择”、从社会边缘到权力中心的演变轨迹。

横滨玛丽：战后现实中的女性缩影

横滨玛丽原名西冈雪子。二战结束后，玛丽成为“潘潘女郎”（Pan-pan girls，二战后服务美军的女性）。年老后，她活跃于20世纪后期横滨港一带，常年身着白衣、脸涂厚粉，在街头徘徊，沉默而神秘。

传说玛丽年轻时爱上了一位美国军官，在他回国前，送给玛丽一枚戒指作为定情信物。玛丽之所以几十年不卸妆、坚持在横滨的码头和百货公司附近徘徊，是为了让那位军官如果有一天回来，能第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她。当然，军官再没回来。这个故事让玛丽变成了一个现代版的“望夫石”。

战后，日本成为美国占领区，横滨等港口城市成为美军重要驻地，大量与士兵相关的服务业随之出现，其中女性往往处于社会最底层。横滨玛丽她的真实身份始终未被确认，她更像是被时代裹挟的个体，她承载的并非个人选择，而是战后日本社会中难以消化的一段历史记忆。

日本女性对美国的崇拜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战后心理到结构。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东京进行轰炸，日本死亡20多万，后来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袭击中死亡11万人。日本本应长期维持对美国的强烈敌意，但现实发展却走向另一方向。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完成政治重建，宪法、安全体系乃至国际定位，都深度嵌入美日同盟之中。在这种结构下，日本逐渐将对战争的记忆转化为“反战”与“和平主义”，而不是持续指向美国的仇恨。

这种转变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创伤被抽象化、去具体化，美国不再被普遍视为“敌人”，而是现实中的“同盟者”与“秩序提供者”。久而久之，这种结构性依赖渗透进社会心理，使得对美国的态度从对抗转向接受，甚至在某些层面产生仰视。

其次是美国文化的吸引。战后美国文化通过影视、音乐、消费方式等持续输入日本社会，塑造了一种关于“美国式生活”的想象，其中包含自由、直接表达、自我实现等元素。这种文化影响不仅停留在审美层面，也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期待之中。

最后，是美国男性相比日本男性的性格优势。日本社会中的性别互动模式具有明显特点：男性普遍内敛、工作优先、情感表达克制，而女性在关系中往往承担更多沟通与情绪维系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女性会对表达更直接、反馈更明确的美国男性产生好感。这种好感并非源于民族崇拜，而是源于体验差异——当长期处于“低表达环境”中时，“高表达互动”自然更具吸引力。

因此，所谓“亲美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想象与性别体验叠加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价值认同。

两种女人的“美国往事”：一个是没得选，一个是算得精。说白了，把横滨玛丽和高市早苗放一块比，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两出戏。

玛丽那是“被生活扇了耳光”。二战后日本穷得掉渣，底层姑娘想活命，除了跟着美国大兵，真没多少路走。她这种“亲美”，其实是被时代的大浪硬卷进去的。她往脸上刷那么厚的白粉，与其说是爱美国，不如说是生活留给她的唯一防身盔甲。

高市早苗就不一样了，那是“职场高级玩家”。她表现得亲美，不是因为她真成了美国粉丝，而是因为她知道：在日本当政客，背靠美国这棵大树好乘凉。这就好比公司里的聪明员工，天天给大老板敬酒、表忠心，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的年终奖和晋升位子。

所以，玛丽是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高市是在权力的棋盘上博弈。日本对美国这种感情，真不是一个“崇拜”能解释清楚的。它既有历史留下的旧伤口，又有现实中离不开对方的“搭伙过日子”。这就好比一段复杂的婚姻：有的时候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凑合，有的时候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才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