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菜用的豆油、猪饲料里的豆粕，背后的大豆是从哪里来的？按直觉，答案似乎应该是近在咫尺的俄罗斯：两国关系正热，远东土地广袤，大豆又是笨重的大宗货物，从邻居家买，运费理应比漂洋过海便宜。

可现实中，俄罗斯在中国大豆进口中长期只是配角。美国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大豆进口来源之一，体量远超近在咫尺的俄罗斯。

要弄明白其中的缘由，不妨从美国艾奥瓦州一位种豆农民的田边说起。四月是艾奥瓦州的播种季，按当地农民的说法，这是“开工的时候”。

65岁的农场主艾普丽尔·赫米斯站在自家田边介绍：这块地去年种的是玉米，今年她要改种大豆。如果天气配合，到八月，大豆会长到齐腰高，田里会是一片绿色的豆浪。

可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她最想做的是赶紧把种子种下去，把一年的事安排好，但关税悬在头上，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很难做计划。

在中美之间越来越激烈的贸易战里，美国大豆农民的利害关系可能最大。大豆已经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大的单一商品，美国大豆在中国的市场规模约130亿美元，赫米斯就参与过这个市场的开拓。

她接受采访时，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已经高到145%，中国的反制关税也到了125%。赫米斯家的农场是“百年农场”，1901年由她的曾祖父买下，种大豆和玉米。

她说，美国出口的大豆约53%运往中国。美国农民很会种地，产量高、品质好，国内市场很大，但用不完，所以必须出口。

中国进口的是整粒大豆，在国内压榨，因为压榨才是大豆增值的环节。压榨后约80%是豆粕，约20%是豆油。

豆粕主要用来喂猪、鸭、鸡等畜禽，在她看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豆油则供人食用，比如用来煎炸。要理解这层贸易关系是怎么来的，得回到它出现之前。

1985年，赫米斯决定回农场，到今年正好是第40年。当时她父亲反对，觉得时机太糟，是祖父拍板让她回来。

时机糟糕，是因为农业危机：利率高到16%左右，地价却还在涨，有人用高息贷款高价买了地，农产品价格又不好。农民开始破产，接着农业银行也一家家倒闭。

那几年，农场被迫拍卖，人们变卖家当来偿还银行贷款。她承认，危机的一个原因是产量过剩，“东西实在太多了”，而当时美国还不像现在这样面向全球出口。

所以大约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出口，特别是对中国出口，被大力推动起来。为什么是中国？

赫米斯说，因为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而美国有多余的粮食需要出口。但市场不会自己冒出来，建立关系和信任要花很长时间。

在她看来，这一切从70年代尼克松访华就开始了，信任一点点积累，到90年代，中国开始进口美国大豆。她本人参与这件事，是从加入地方、州和全国层面的农业组织开始的。

2000年代，她第一次随艾奥瓦州农场局的市场考察团去中国。一车艾奥瓦农民最先注意到的自然是那里的农业：不是美国那种连片的大田，而是许多小地块拼在一起，农活基本靠手工。

他们看到玉米秸秆堆在角落里，被拿去烧火取暖；小麦摊在公路上晾晒。他们还参观了一个示范农场，翻译问她，这和你的农场一样吗？

她说面积一样，都是一千英亩左右，但那块地涉及大约400户土地使用者。现场排着收割机和许多小拖拉机。翻译又问，这像你的拖拉机吗？

她说，无意冒犯，但这和她家割草用的差不多。她还说，这个农场上那么多人干的活，在她那里是她一个人干的。

她也注意到，接待方很擅长只给你看他们想让你看的东西，那次她以为是唯一一次去中国。

到了2015年，她被美国农业部长任命进入美国大豆协会理事会，又受邀去中国推广大豆，见到了中方负责食品和农产品的商务机构负责人。用她的话说，在大豆这件事上，他就是“那个说了算的人”。

会见在一间挂着巨幅壁画的大厅里，那种场面让人肃然起敬，她觉得这正是设计的用意。她不是政府谈判代表，只是去讲自己的故事：怎么种出高品质大豆，怎么保持水质，怎么收获无杂草的豆子。

会后有正式晚宴，转盘餐桌上摆着整鱼、带头的北京烤鸭，还有烈性很大的白酒。主人会挨个敬酒，大家说“干杯”，一饮而尽。

他们私下有句玩笑话：官越大，酒越好，交流是双向的。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以前每到秋天都会带中国买家来美国农场，看看当年收成如何，豆子够不够。有一年秋天，艾奥瓦举办世界粮食奖活动，那位中方负责人也来了，还到了她的农场。

她当时正在收玉米，就请他上了联合收割机。收割机可以自动驾驶，但他坚持自己开，一度轧倒了一片亩产240蒲式耳的玉米，她看着有点心疼。

回到行间后，她给他讲收割机怎么把玉米粒脱下来，让他回头看玉米粒落进粮仓。他眼睛睁得很大，不停地说“真过瘾”。

她回答说，一天开九、十个小时就不过瘾了。但她知道，这段经历他会一直记得。她认为这种往来的价值在于人与人的联系。

归根到底还是看价格，但当买家能把一张面孔和一位农民对上，知道“大豆农民艾普丽尔，我认识她，去过她的农场，知道她怎么种地”，这层关系就很管用。她不说这比便宜的大豆还重要，但它确实是一个因素，而且分量大得让她自己都惊讶。

中国明明有别的地方可以买，却仍然买走美国出口大豆的一半以上。她前后去过中国至少八九次。

她说，那几年的贸易增长图“非常漂亮”，到2016、2017年前后一直在涨，然后第一轮关税来了，曲线直线下跌。说到眼下的局面，被问到是否投票支持特朗普时，她不愿回答，认为这是私事。

她说，现在的总统就是他，农民不太习惯往回看，更愿意往前看。最让她不安的是整个局面的不稳定：天气会怎样，市场会怎样，接下来又会出什么关税。

农业，其实任何行业，都需要稳定才能做计划，而现在完全不稳定，债券市场、股市都是这样。不知道还有没有市场可卖，就很难安排经营。

她希望两国领导人尽早坐下来想办法，因为什么都不做，对谁都没好处。当年那位中方官员已经退休好几年，她没再见过他。

她见过几位住在艾奥瓦的中国买家，他们的想法也一样：希望市场还在，不用担心未知的变化。她说，大家都预料到关税会回来，但没想到会这么高；她知道中方会坚持立场，却不知道美国公众能坚持多久。

如果高关税长期持续，会怎么样？她坦言没人知道。她认识的农民，有的观望，有的觉得自己明天就要破产。

她自己的原则是“做最坏的打算，抱最好的希望”，去年就是这么做的。她认为最直接的影响是投入成本上涨。

种子、农药、化肥本来就很贵，眼下她已经投了超过50万美元，种子还没下地，而关税“百分之百”会推高这些成本。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大豆，价格一定会下跌，因为中国买走了美国出口量的一半。

有报道说中国正在研究用其他来源替代美国大豆。她说，这话中国已经讲了很多年，从她开始去中国时就常提巴西和阿根廷。

这当然是真实的风险，她不想轻描淡写。她认为，不管喜不喜欢，两国经济都离不开对方。把俄美两边放在一起比，差距一目了然。

赫米斯身后，是连片的大田、一个人就能操作的大型机械，以及从80年代末起专门为出口打造、靠几十年人脉和信任维系的贸易体系。

俄罗斯能种大豆的地方，则主要集中在远东的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纬度偏高，无霜期短，一年只能种一茬；远东港口吞吐能力有限，铁路运力也紧张。

更关键的是，2024年中国进口的1.05亿吨大豆中，转基因大豆占比高达99.12%，而俄罗斯基本不种转基因大豆。地理上的亲近，换不来供应链上的优势。

赫米斯担心的巴西，则是另一回事。2024年中国大豆进口中，巴西占71.07%，美国占21.07%。

巴西走的是与美国相同的转基因、规模化路线，如今已是中国大豆进口的主力来源。但巴西也无法彻底取代美国：南北半球的大豆收获季正好错开，巴西豆集中在上半年上市，美国豆在年中到年末出货，每年总有几个月必须依赖美国豆。

美洲转基因、规模化种植的大豆主导着中国进口，美国在其中依然不可替代，俄罗斯则无足轻重。对于总统是否明白农民为这段关系付出了多少，赫米斯说自己不知道总统怎么想。

农业圈外的人可能很难体会这些投入，以及它们对农民的生意有多重要。她也理解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知道这对总统很重要，但希望他在决策时考虑到农民这一头。

总统说过会疼一阵、要大家坚持住，她说农民知道会痛，也经历过，这次的感觉就像小时候唱的歌：同一首歌，第二段，声音更大，情况更糟。她最想让白宫明白的是，这种关系不是打个响指、震惊世界就能处理的，事后又退回去，对农业也没有好处。

多年来，常有人问她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协会工作上。她说，如果不相信这些关系有用，她不会离开农场去做这些事。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对话，对谁都不好；如果一个农民能帮上一点忙，那就去做。她说，至少他们努力过了。

从赫米斯的百年农场回头看，答案已经清楚。美国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大豆进口来源之一，体量远超近在咫尺的俄罗斯。

靠的不是距离，而是高产的规模化农业、几十年经营的出口体系，以及一代代农民跑出来的人脉和信任。

如今巴西凭着同样的路线成为最大供应方，美国凭收获季和成熟体系依旧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俄罗斯若想真正坐上牌桌，光靠远东那片地和“好邻居”的身份，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