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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6日,布鲁塞尔欧盟外长会结束后,一场围绕外交权力的争执,把欧盟内部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面对记者追问自己为何没能进入乌克兰和谈代表团队,直接搬出欧盟条约,强调谁负责欧洲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谁就应该承担相应职责。
话没有直接点名冯德莱恩,矛头却指向了欧盟委员会与外交事务体系之间的权力边界,更有意思的是,卡拉斯不是没有职位,也不是没有权力,她真正不满的是,自己明明掌握着外交职权,却在最重要的谈判安排中失去了主导位置。
条约给了卡拉斯外交职权
根据《欧盟条约》第18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负责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主持外交事务理事会,同时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协调欧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性。
但问题在于,《欧盟条约》第17条同样赋予欧盟委员会重要的对外代表职能,只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属于明确规定的例外。
再加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代表欧盟领导人层面的政治协调,欧盟的外交权力本来就不是简单地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局面:卡拉斯负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冯德莱恩领导欧盟委员会,科斯塔则代表欧洲理事会。
三个人都有各自的制度位置,遇到普通外交事务时,还可以通过既有机制协调;但一旦涉及乌克兰和谈这种牵动欧洲安全格局的大事,谁来代表欧洲发言,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安排。
2024年6月,欧洲领导人确定新一届欧盟机构的领导安排时,卡拉斯获得了高级代表职位。她认为,处理对俄外交和欧洲安全事务,本来就是自己职责的一部分。
2026年11月13日,都柏林会议期间,她也公开强调,自己承担着欧洲外交代表职责,如果领导人想改变此前的安排,那当然可以,但这需要领导人作出决定。
11月13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公布决定:欧洲将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五国,也就是E5国家,加上欧盟机构共同参与下一阶段乌克兰和平谈判。
这个安排意味着,欧洲不再考虑由一个人独自代表所有国家,而是采用国家与欧盟机构共同参与的方式,冯德莱恩也没有给卡拉斯留下太多争取个人代表位置的空间。她在都柏林公开表示,欧盟自己决定由谁代表,现在决定已经作出。
在我看来,这句话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冯德莱恩的语气有多强硬,而是她所强调的决策逻辑:代表欧洲参与谈判,不能由某个机构负责人自行决定,而要服从欧盟整体政治安排。
乌克兰谈判席位之争
法国、德国希望保留自己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影响力;意大利希望参与重大谈判,避免欧洲决策长期由少数西欧国家主导;波兰则不愿意让东欧国家的安全利益被其他国家代替表达。
英国虽然已经退出欧盟,但它仍然是欧洲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在乌克兰问题上也具有实际影响力,因此,欧洲领导人最终选择扩大谈判团队,而不是把所有权力交给一个欧盟高级官员,并非完全没有现实考虑。
2026年11月13日,科斯塔在公布安排时特别强调,欧洲必须以统一声音参与涉及乌克兰未来和欧洲安全的讨论,谈判团队需要协调一致。
这实际上已经说明,欧洲最担心的并不只是没有人代表自己,而是各国代表太多,最后反而无法形成统一立场。
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至少能够在本国政府内部协调立场;但欧盟面对的是27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安全诉求和经济考虑。五个主要国家进入谈判团队,并不意味着其他成员国就会完全接受它们作出的所有决定。
她认为自己可以凭借高级代表的身份,承担欧洲外交协调和谈判职责;一些成员国却希望直接参与谈判,而不是等谈判结束后再听取汇报。
11月16日,卡拉斯在布鲁塞尔记者会上谈到这一问题时,就提到了外长们不希望仅仅被告知谈判进展,而是希望真正参与其中。
她表示,自己已经和各国外长准备了谈判中的最大要求,接下来还需要继续确定哪些是可以让步的内容,哪些是绝对不能退让的红线。
这段话说明,卡拉斯虽然失去了个人谈判代表的位置,却没有放弃对谈判内容的影响,她希望通过外交事务理事会和欧洲对外行动署,继续参与谈判条件的制定。
这也是为什么她在记者会上反对另设平行机构。她认为,欧洲对外行动署已经拥有熟悉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也有研究过去谈判协议的专业人员,如果再另建一套机构,不仅会造成资源重复,还会增加欧盟预算压力。
欧洲本来就需要协调27个成员国的立场,如果外交事务、谈判代表和政策执行再被拆成几套互相竞争的班子,最后很容易出现责任不清、信息重复、决策迟缓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看,卡拉斯强调机构专业性,也是在维护自己所在部门的实际影响力。她失去的并不只是一次谈判机会,而是欧盟重大外交事务中一个能够直接展示权力的位置。
说白了,谁能进入谈判团队,谁就更容易参与议程设置;谁能影响议程,谁就更容易决定欧洲究竟提出什么要求、接受什么条件。
对俄对华政策喊得强硬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卡拉斯长期主张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减少俄罗斯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渠道。对中国,她也多次强调欧洲应该降低关键领域的依赖,并将中欧经贸关系与俄乌冲突联系起来。
2026年6月,她曾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所谓重要助推力量,并推动欧盟对相关中国实体采取限制措施。这类表态引发了中欧之间的政策争议,也反映出她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倾向。
但外交不能只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还得看这些政策能否得到整个欧盟的支持,2026年11月16日,卡拉斯主持欧盟外长会,外长们批准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
欧盟理事会公布的文件显示,其中一项针对12名个人和101个实体,涉及俄罗斯银行、金融、能源以及影子船队相关活动;另一项则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操纵和网络攻击活动,涉及30名个人和两个实体。
两项措施合计145个新增列名对象。欧盟还将来自中国、阿联酋、塞舌尔和阿曼的部分相关企业纳入影子船队制裁范围,理由涉及购买俄罗斯原油产品以及相关运输活动。
这说明卡拉斯并没有因为谈判团队之争就停止推进对俄强硬政策,但另一面也值得关注:制裁名单能够不断增加,不等于欧洲内部已经形成了完整一致的对外战略。
同样是在11月17日,卡拉斯继续主持欧盟防长会,会议专门讨论了欧中关系中的安全与防务问题,包括关键领域依赖、供应链韧性和印太地区合作。
美国战争部政策事务副部长科尔比也参与了跨大西洋安全与防务讨论,也就是说,卡拉斯前一天刚刚因为乌克兰谈判代表权的问题公开援引条约,第二天仍然要主持涉及中国、乌克兰和美国的安全议题。
在我看来,欧盟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卡拉斯和冯德莱恩谁在记者会上占了上风,而是欧洲对外政策越来越容易受到内部政治分歧的牵制。
对俄罗斯强硬,需要27个成员国协调;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需要考虑欧洲产业和贸易利益;对美国加强安全合作,又要考虑欧洲自己的战略自主。
如果一个外交高级代表能够提出政策,却不能确保成员国愿意执行;如果欧盟委员会能够影响重大外交安排,却又需要面对其他机构的职权边界,那么欧盟的对外行动就很容易出现表态与执行之间的落差。
内部权力争夺越激烈
2026年10月10日,爱尔兰轮值主席国公布了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方案。欧洲议会研究部门随后公布的分析显示,这份方案对预算项目提出了17.4%的削减幅度。
这个项目涵盖欧盟相当一部分对外行动支出,涉及对外合作、发展援助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一边是欧盟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加强对外安全合作;另一边却是成员国之间对长期预算分配存在明显分歧。
当财政资源有限时,外交机构、对外援助和安全合作都需要争取资金。不同机构之间如果再围绕职权和资源发生竞争,问题只会更加复杂。
她担心的当然不只是多出几个部门,而是原本属于欧洲对外行动署的工作、专业人员和资源,可能逐渐被其他机构分走。
冯德莱恩希望欧盟委员会在重大对外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有自己的制度和政治考虑;卡拉斯希望维护高级代表的职权,同样有她的职责依据。
但两套逻辑如果不能协调,最终承担代价的就是整个欧盟,尤其是乌克兰问题,欧洲需要参与停火条件、战后安全保障和重建安排;中欧关系需要处理经贸、安全与供应链问题;对美关系又涉及欧洲自己的防务能力建设。
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节点,是11月26日至27日的欧洲理事会会议。欧盟领导人将讨论乌克兰2027年的紧急融资需求,同时继续处理下一轮长期预算安排。
如果欧洲连资金如何分配、谈判由谁协调、各国如何统一立场都无法形成稳定机制,那么卡拉斯与冯德莱恩之间的争议,就不会只是一次记者会上的口角,而会继续影响欧盟的实际外交行动。
结尾
说到底,卡拉斯被排除在乌克兰谈判代表团队之外,暴露的不只是她与冯德莱恩之间的权力矛盾,更是欧盟外交体系长期存在的协调难题。
条约赋予卡拉斯职责,却不能保证她独占重大外交事务的决定权;冯德莱恩拥有政治影响力,也不能绕接下来,乌克兰谈判、对俄制裁和对华政策,都会继续考验欧洲的协调能力。
一个内部机构都难以形成合力的欧盟,即使对外声音再强硬,也很难真正把影响力转化为行动。欧洲要想重新掌握主动权,恐怕得先把自己的外交权力理顺。
信源:乌尔苏拉·冯·莱恩在活动结束之际形容都柏林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峰会"十分紧张"。
信源:《欧洲联盟条约》合并版本·第三章机构规定·第1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