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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芳二审维持无期:疫苗不是一本可以做平的账

一家疫苗企业倒下,影响的不只是股价和老板身家,还有接种家庭对产品安全的信任。2026年9月21日,吉林省高院驳回高俊芳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长生生物案走到终审,八年间从造假曝光到刑事判决,留下的核心问题很清楚,企业追求利润,能不能把安全标准也当成成本来压?
高俊芳1954年出生,早年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任职,做到财务处处长。她不是研发人员,而是从财务和企业管理岗位走进生物医药行业,后来逐步掌握长生生物的经营与决策权。

上世纪90年代,长生实业成立,高俊芳从副总做起。企业改制和股权调整,成为她掌控公司的关键环节。2003年改制时,有投资方曾报出每股3元的收购价,最后股权以每股2.4元转让给高俊芳。此后,她又接手亚泰集团持有的长生生物25%股权,公司控制权进一步集中。
这一路走来,长生生物并非靠一款突破性疫苗迅速崛起。2015年,公司借壳上市,巅峰时期市值接近300亿元,高俊芳家族财富也随之大幅增长。资本运作能让企业扩张得快,但疫苗企业的价值,终究不能只看市值和利润,生产流程是否可靠,才是底线。

问题在于,这条底线后来被一再突破。
调查认定,长生生物长期把不同批次原液混合使用,重新编造批号,还用过期原液加工疫苗。为了掩盖问题,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遭到篡改,检验记录、实验数据也被伪造。关键试验被提前到原液阶段完成,以避开成品检测。监管人员上门检查时,员工还会更换监控存储卡,销毁或篡改电脑数据。

这不是一两个人临时犯错,而是从生产到检验、从记录到应对检查,多个环节都出现造假。企业如果能随意改写生产档案,监管又如何判断一支疫苗是否合格?更重要的是,出了问题之后,消费者还能不能相信企业给出的解释?
2017年10月,长生生物生产的百白破疫苗被查出效价不达标,被认定为劣药并停产。核查确认问题疫苗共49.98万支,其中25万多支流入山东,涉及21.5万名婴幼儿接种。效价不达标意味着疫苗可能无法提供应有的免疫保护,家庭面对的不是抽象的质量指标,而是孩子健康上的不确定性。

2018年7月,国家药监局飞行检查进一步揭开企业长期造假的情况。同年10月16日,监管部门吊销长春长生药品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18.92亿元,并处三倍罚款72.12亿元,罚没总额达到91.04亿元。这笔罚单相当于企业当年营收的6倍、净利润的16倍,也超过净资产两倍。
但罚单金额巨大,不代表损失就能追回。长生生物成为A股首家因重大违法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2019年11月宣告破产,2024年6月完成工商注销。到2026年,可催收债权从2022年的5.24亿元缩减到3.91亿元,两万多名中小投资者即便胜诉,实际拿到赔偿仍不容易。

刑事判决也走过了漫长过程。2026年1月30日,一审法院判处高俊芳无期徒刑,多名核心高管获刑十五年。高俊芳提出上诉,9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退市、破产和注销,并没有让刑事责任自动消失,两个问题各有各的处理路径。
事发后,疫苗监管也迎来制度调整。《疫苗管理法》于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对疫苗研制、生产、流通和接种提出全程管理要求,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这一变化说明,疫苗安全不能只靠企业自觉,监管、追溯和问责都得跟上。

放到其他行业看,产品安全问题也不只发生在疫苗领域。丰田在2009年至2010年前后因车辆加速踏板等问题召回大量汽车,问题焦点包括缺陷调查、召回和企业应对。两类事件性质并不相同,不能简单类比,但共同提醒人们,安全产品出问题后,及时查清、公开处理,比先想着怎样压住损失更重要。
长生生物案的关键,也不只是高俊芳曾经拥有多少财富,而是企业把生产规范和检验记录当成了可以修改的账目。财务管理可以压成本、提效率,疫苗生产却不能靠省掉步骤来换利润。孩子接种的那一针,能被写进成本表里,能被当作一项可挪动的数字吗?

从财务岗位到企业掌舵人,高俊芳用了二十多年攀上高位;企业却在造假曝光后迅速崩塌。资本运作可以带来规模,不能替代产品质量。对疫苗企业来说,守住规程不是额外负担,而是经营本身。判决落地之后,这个教训仍然具体,安全记录可以追查,信任一旦失去,却很难靠一纸罚单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