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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王败寇”咋看?孙玉良:我反对用胜负事实代替真理标准

文|孙玉良

有一句俗语,叫“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换个说法就是“成王败寇”。秦桧在权力斗争中陷害岳飞得逞时,他掌握话语权,即便颠倒黑白也能被包装成“政治正确”,群众甚至可能被引导着往受屈的岳飞身上扔菜叶子并踏上一只脚,称他为“逆贼”。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这样的悲剧都时常发生,所以又有“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说。有网友问我对“成王败寇”怎么看?我的答案很明确:反对用胜负事实代替真理标准,更倾向于认同“真理王侯歪理贼”:真理如王侯,端坐明堂,号令四方,不怒自威。而歪理如窃贼,昼伏夜行,翻墙凿壁,得手便走。

“成王败寇”思维以权力胜负替代是非标准,谁赢了,谁就被当成真理。而在我的认知里,真理的权威并非来自权力封赏,而来自于它能够公开接受检验。秦桧得势时可以把岳飞诬为“逆贼”,但权力胜负并不能最终裁决真理;后世为岳飞平反,说明“谁赢谁真”是靠不住的。因此,我更倾向于认同“真理王侯歪理贼”,不把真理等同于权力王座,而是借用“王侯”的意象,说明真理具有公开、普遍、不迁就的权威性;借用“贼”的意象,说明歪理具有窃取、破坏、寄生的特征。

真理何以如王侯?王侯之贵,不在冠冕,而在其“正”。真理之正,首先在于它的公开性。真理不怕见光,不怕质询,不怕重复检验。它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任人打量、任人辩驳,越是辩驳越显其真。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无不是把结论摆在世人面前,接受实验和逻辑的反复拷问。真理的这种坦然,恰如“王侯临朝”,不遮不掩,威仪自生。

其次,真理之“王”在于它的普遍约束力。王侯的政令所及,万民共守;真理的效力所至,无论贵贱贤愚,概莫能外。万有引力不会因为你是帝王就网开一面,数学定理不会因为你是富豪就改变答案。真理面前,没有特权阶层。这种“人人平等”的强制力,正是真理最尊贵的品格。它不靠暴力维持,不靠利益收买,只靠“与事实相符”这一条铁律,便让一切虚妄俯首。

再者,真理如王侯,还在于它不迁就、不妥协,不为了迎合谁而扭曲内核。布鲁诺被烧死时,地球照样转动;伽利略被迫忏悔后,真理并没有因此改写。真理的这种“固执”,是它最珍贵的品格,它永远不会像橡皮泥一样随意捏塑。

歪理何以如贼?贼之为贼,在于窃取。歪理很少公然宣称自己是假的,它总是偷来真理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它偷换概念,把“部分”偷换成“整体”,把“相关”偷换成“因果”,把“个例”偷换成“规律”。它偷取科学的术语装点门面,偷取权威的名号壮胆撑腰,偷取群众的朴素情感为自己背书。歪理深知自己见不得光,所以它从不正面交锋,而是迂回渗透:在标题里做手脚,在数据上玩剪刀,在前提里埋暗桩,在结论处偷梁换柱。

贼之为贼,还在于破坏秩序。贼入室行窃,破坏的是财产的安全感和社会的信任基础;歪理横行,破坏的是认知的秩序和公共讨论的底线。当一个社会里“听起来有道理”比“经得起检验”更吃香,当情绪煽动比事实核查更容易传播,歪理便完成了对理性生态的洗劫。歪理的可怕之处在于搅浑公共判断力。若其奸计洗脑得逞,偷走的不仅是真相,还有人们相信真相的能力。

贼之为贼,更在于其寄生性。贼不生产财富,只转移财富;歪理不生产知识,只劫掠知识的碎片拼凑幻象。它依附于真理而存在,就像伪钞依附于真钞而流通。没有真钞,伪钞毫无意义;没有真理作为参照系,歪理连“歪”都无从定义。然而正因为寄生,歪理往往比真理更“灵活”、更“适应市场”。真理要受事实约束,歪理只需迎合欲望。于是我们看到,谣言跑得比辟谣快,标题党比严谨论述更有点击率。这是贼对王侯的挑衅,也是认识论领域永恒的斗争。

有人会说:谁来判定谁是真理、谁是歪理?我的看法是:答案不在“谁说了算”,而在检验机制。真理的王侯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权力加冕的,而是在实践法庭上一次次胜诉累积起来的。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逻辑推理的自洽性、公共辩论的透明性、实践结果的长期可检验性,这些就是真理的“登基程序”。歪理最怕的是这套程序:它经不起重复,经不起质询,经不起时间。我不认同“成王败寇”,不是否认历史中确有胜负事实,而是否认用胜负事实代替真理标准。

因此,对待任何主张,我必先问它是否敢公开接受检验,是否敢在事实面前低头,是否敢让所有人平等地质疑。敢,则有王侯之姿;不敢,便有贼之嫌疑。我认为:社会越复杂,信息越纷繁,这条“纪律”越不能丢。因为一个让“歪理”登堂入室的社会,终将发现:贼坐上王座的那一天,真理便成了通缉犯。只要我们仍然愿意为真理保留那张公开的法庭,贼就永远只能是贼。我写了一首题为《七古·驳某公歪理》的诗,反驳笃信“成王贼寇”的某公观点,诗曰:心术偏斜理必歪,巧言妄饰正气埋。三寸灵舌为惑众,乾坤颠倒黑作白。人间正道沧桑在,蚊蝇焉能伴花开?阳光普照魑魅散,回头是岸福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