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顶级的政治家会有一种能力，他们能像看清存款数值一样，看清自己的“权力余额”，进而知道何时投入，何时退出。
权力的艺术人类历史上，想干一番大事的人不少，能把大事干成的人不多，能在有限资源下把事干成就更难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干好几件大事，并且能够全身而退，做到这一点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汉武帝刘彻，这位极大改变东亚地区疆域版图和中华帝国国家机器运转模式的“万王之王”，将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才叫“权力的艺术”。
权力是一种调配资源的手段，这一点与资本相似，但权力游戏更复杂，因为权力不同于资本，你无法清晰地看见它的余额，明白自己手中还有多少权力，以及多少权力能干多少事，这对于一个身处政治旋涡中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资本要想发挥作用，得进行周转，让资本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形式，权力亦是如此。
资本要想发挥出更大作用，可以加杠杆，权力同样如此，资本市场上加了过高杠杆意味着风险同步增加，顺周期时高歌猛进，逆周期是墙倒楼塌是资本市场的常态，真正看一个人资本操盘水平的其实不是加杠杆的能力，而是去杠杆的水平，在更加复杂的权力场上，更是如此。
提起汉武帝干的事，我们脑海中第一个印象是北击匈奴，但这显然不准确，汉武帝时期，汉军打击的对象可不止匈奴一个，还有高丽、百越、西南夷，汉帝国的版图大幅扩大。
而除了对外开疆拓土，汉武帝还同时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国家权力改革，日后中华帝国的国家机器模式就是在此时被确立。
这对内、对外两件大事，对于其他君主来说，干成一件就能标榜史册，但同时，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件所要消耗的资源都是海量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平庸的政客别说两件事一起干，就是只干一件都有可能带来身死国灭的严重后果。
汉武帝是如何做到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干成了两件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的呢？看看他恐怖的资源协调能力吧，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杠杆作用被他的玩得炉火纯青。
基本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需要花钱，打大仗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改革要触动利益，大改革要触动很多利益。
所以按照固有的思维，当权者在发起战争和改革时，都得留出足够的权力冗余，要不然就有可能导致权力失衡，政治动荡。
而武帝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够通过权力杠杆，让对外战争和对内改革这两件都要耗费巨量资源的事业实现资源互通，看看武帝是怎么做的吧：
权力游戏，其实是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动荡的，小范围的权力波动，只要不导致你的基本盘出现大规模动摇都不至于导致权力大厦崩塌，这一点很重要。
汉武帝要打仗，打仗要花钱，而汉初文景之治的权力惯性是轻徭薄赋，朝廷想要更多钱，常规操作是加税，但加税可是个技术活，全社会范围的加税必然加重百姓负担，百姓负担太重容易激起民变。
所以汉武帝的税首先加在商人和豪强身上，以商业税、财产税的形式出现，富商、豪强被加税当然会心生不满，但他们不满也没用，因为他们手上并没有强大的武力。
汉武帝拿到从豪强手中受到的钱后北伐匈奴，在北伐匈奴的过程中选拔出优秀的将士组成自己的禁卫军，汉帝国的禁军系统在武帝时期膨胀，战斗力也急速飙升，这样一支强大的禁军是汉武帝政令执行的基础。
扩充禁军的同时，汉武帝还改革了中央权力体系，原本位高权重的三公被边缘化，朝廷政令由直受命于皇帝的尚书台执行，因此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以精准的税收方式从民间敛财，用搞来的钱养兵对外征战，同样养一支强大的禁军队伍和高效且忠诚的官僚体系，这套更为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压制所有豪强，让其不敢有非分之想，只能乖乖交钱。
如果只是到这里，汉武帝的改革甚至不能说高明，因为这只是将资源从豪强手中转移到官僚系统手中，资源并没有真正在全社会范围内循环起来。
别急，汉武帝的大棋远不止如此。
大循环多数情况下，打仗是一种消耗，但有时打仗也能带来收益，还不少。
汉武帝对匈奴的出兵，首先收复的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河南地，这块地区可游牧也可农耕，收复河南地后，可以立刻移民实边，当时汉帝国内部的土地兼并已经比较严重，很多自耕农失去了土地，如今新占领土地可以吸纳这些失去土地的流民，流民耕种的同时给朝廷交税，服徭役兵役，国家税基进一步扩大。
收复河南地后，汉军又瞄准了河西之地，通过打通河西走廊，汉帝国可以在丝绸之路的商道上大量赚钱。
河南之战与河西之战打完后，汉帝国的税基扩大，获取财富的能力变强了，这也给汉武帝进一步推行的下一步改革提供物资保障。
再者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群里利益受损，就是地方豪强，当然了，对于这些利益受损的豪强，汉武帝也进行了象征性的补偿，允许豪强们花钱买爵位，当然，这些爵位大多只是荣誉头衔，不直接参与国家治理。
汉武帝后期，发现直接从豪强手中“抢”钱的方式并不高明，于是改变了模式，通过盐铁专卖的方式向全社会收“暗税”，这么做的好处是降低了税收的强制性，也就降低了被收税人的痛感，当年秦始皇那种明税形势，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活不下去会直接揭竿而起，而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模式，没钱了只需少吃盐，少用铁。
到这里，汉武帝的战争、改革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从豪强手中弄来的钱转了一圈，中央朝廷有钱了，军队战斗力提升了，疆域扩大了，百姓有土地了，豪强呢，也得到了象征性的荣誉补偿，整个循环中，只有豪强群体的利益受损了，但豪强在这种情况下是掀不起什么波澜的，因为人数占多数的百姓利益尚未受到直接损害，豪强们无法组织起百姓去对抗朝廷。
在汉武帝主导的这次权力大循环中，权力只在向豪强收税的那一刻以强制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后面的事随着整个循环自然而然地发生。
高明的政治家不会让权力从始至终都以强制力的形式存在，而是只把它当成一个杠杆，在关键时刻发挥一下作用撬动一下资源，这样做统治成本是很低的。
武帝大循环贯穿了他统治生涯的前半程，这个循环是正向的，武帝的“权力存款”在这一过程中不但不会被消耗，还能得到加强。
但这样的循环是有边界的，一旦越过这个边界，收益开始小于产出，那么皇帝就得动用的“权力存款”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一旦“额度”耗尽，他的统治也将宣告终结。
边际递减武帝大循环的第一个出现裂痕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战争不再产生收益。
汉军与匈奴的前期战役，如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实现土地占领，这些土地可以农耕，这样一来，战争的收益就大于战争的损失，满足了这一点，武帝大循环就能正向进行下去。
但是自漠北之战开始，战争的性质变了。
汉帝国无法占领深入草原腹地的土地，这就意味着战争无法再带来收益，变成了一种纯消耗。
当然，对多年来宿敌进行致命打击，抛开经济因素，还是能带来巨大的隐形收益的，但说士气提振这一点，就是空前的。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算经济账，汉帝国输了，但是汉武帝却通过大胜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他的“权力余额”其实是增加了的。
但接下来的事情开始明显起变化，取得漠北之战胜利的汉武帝获得了空前的权力资产，他试图继续发动漠北之战这样的大型战役，来让自己的威望再上一层楼，此时汉武帝的威望与国家的经济账本就已经出现背离了。
但尽管如此，已经积攒下了巨大“权力存款”的武帝仍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将这样的“赔钱”的仗打下去，但这一切得有个前提，就是仗能打赢。
第一次漠北之战后，匈奴彻底知道了汉军的厉害，于是他们改变了战术，不再寻求与汉军主力决战，而是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与汉军周旋，结果常常是汉军劳师糜众，却无法取得决定性大胜。
此时的战争汉军没败，但是也不能取胜了，不能取胜，武帝的“权力存款”就无法增加。
随着霍去病与卫青的相继离世，李广利等庸才掌兵，对匈奴的战争成绩再下一个台阶，汉军已经不是赢不了，而是会实实在在被击败。
战争胜利会给增加皇帝的威望，战争失败，则相反，汉武帝晚年，之前一直为他带来巨大威望的对外战争开始成为消耗他威望的负资产。
事情走到这一步，理性的权力玩家，就该与过去挥手告别了。
华丽转身权力不同于资本，你很难确切地看到“余额”，这一点对于身处权力中心的人尤为致命，尤其是当时的汉武帝进行了全方位的集权，此时的他权力无以复加，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己的权力存款没有上限的错觉。
当汉武帝意识到对外战争已经无法再为他带来任何权力增幅，他此时的“权力余额”已经是一个定值，且在不断消耗的时候，他就想好了这笔不断缩水的“余额”的真正的使用方式，他要做的事是：撤退。
撤退，是最能体现政治家功力，汉武帝一生高歌猛进，在他集权的路上，有很多酷吏充当打手的角色，这些酷吏搞钱、整人不择手段，是汉武帝的脏手套。
当汉武帝决定转向后，首先做的是切割，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对昔日为他做事的酷吏群体进行了清洗，通过扔掉酷吏这一脏手套，汉武帝以最小代价甩掉了最大负资产。
清理完酷吏后，汉武帝下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不会影响自己的威望吗？
答案是几乎不会，而且就算影响了也无所谓，因为此时的汉武帝扔掉的只是酷吏脏手套，强大的禁军和权力膨胀后的尚书台还握在他的手中，其他人根本不敢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汉武帝决定政策转向，天下人只会感激涕零。
扔掉脏手套，宣布政策转向后，汉武帝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选择一个接班人，这个人必须深度参与了他所构建的权力体系，是他所建立的体系的受益者，只有选择这样的接班人，才能保证自己的政治遗产和身后之名会被继承和保持。
汉武帝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霍去病的弟弟：霍光。
霍光是汉武帝对匈奴战争旗帜霍去病的弟弟，出身上没有任何问题，汉武帝政治改革中削弱三公为首的外廷势力，加强了尚书台为首的内廷权力，霍光在汉武帝身边工作30余年，深入参与武帝决策，且工作严谨不出错，他的一生与武帝深度绑定，且能力出众，是再好不过的继承人人选。
汉武帝将自己一辈子攒下的政治遗产，打包交给了霍光，至此，汉武帝彻底与自己的过去挥手道别。
政治机器汉武帝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用因战事不利而不断缩水的权力余额，完成了一次近乎于完美的切割与转向，一切恰到好处，他传递给霍光的权力，恰好够霍光在完成与天下和解的同时又不会对武帝的政治遗产进行反攻倒算。
这位深刻影响了中华帝国版图与治理模式的雄主，以高妙的手段将让权力如杠杆般撬动更多资源，在旧有模式难以为续的时候，还能凭借剩下的权力完成一次近乎完美的转向。
纵观上下五千年历史，恐再难找出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