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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监控取证被排除,婚内取证不能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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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一起离婚纠纷近日引发关注。吴女士与何磊(化名)于2003年5月登记结婚,育有一儿一女。一审判决书认定,双方自2024年10月起分居,至一审判决时已近两年,均同意离婚。分居约两个月后,吴女士在客厅、夫妻卧室和另一间卧室安装三个家用摄像头,其中卧室的摄像头拆去外壳,藏在电视线路插口处,何磊并不知情。

此后三个多月,吴女士称摄像头记录下不同女性登门80余次及搂抱、亲吻等画面,并自行整理表格提交法庭,主张丈夫存在婚姻过错。2025年8月,吴女士提起离婚诉讼。2026年7月9日,一审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并分割财产,但对监控视频不予采信,也未据此认定何磊存在婚姻过错。吴女士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定于11月下旬开庭。

家用监控摄像头与手机端监控画面(资料图)(来源:腾讯新闻)

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集中在取证方式上。判决书援引民法典关于隐私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该条规定,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法院认为,夫妻关系不意味着一方的隐私权可被概括性剥夺或限制。

吴女士在卧室电视线路插口处隐蔽安装摄像头,对丈夫在卧室的起居行为进行全天候、无差别录制,这种主动、刻意、秘密性的拍摄,与其所称担心丈夫饮酒摔倒的目的明显不符,已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并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法院同时指出,不能根据取证结果反推取证行为合法;若不排除这类证据,可能反向鼓励不顾手段和场合拍摄他人活动,破坏公众对私人生活安宁的预期。

一审判决书关于夫妻隐私权与取证方式的说理内容(资料图)(来源:新浪新闻)

这一认定触及婚姻忠诚义务与个人隐私权的边界。吴女士在上诉中提出,监控安装在夫妻共同住宅内,属于其享有合法管控权的空间;自己没有对外传播影像,取证只为固定丈夫婚内不忠的事实;所用设备是普通民用摄像头,并非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认为,家庭监控能否作为证据,关键在于安装目的、方式以及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夫妻因照看老人、孩子或保姆安装监控,即使一方不知情,影像也不必然被排除;但以取证为目的针对配偶私自安装并藏匿设备,性质有所不同。她同时提出,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与严重违背公序良俗需要分别审查,法院如以侵害隐私权为由排除证据,应说明具体侵害行为及其严重程度。

监控设备拍摄的室内画面截图(资料图)(来源:新浪新闻)

证据资格与事实本身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吴女士还向警方反映了视频中可能存在的嫖娼线索。厦门警方曾回复媒体,2025年9月下旬,何磊及视频中部分按摩女被传唤到案调查,何磊不承认嫖娼,但有按摩女指认曾在何磊家中卖淫,警方已成立专班调查。律师介绍,嫖娼属于治安违法,追究时效为六个月,是否超过时效仍在研判。

即使超过时效,公安机关仍可查明事实,只是不能作出拘留、罚款等处罚;如果警方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这意味着,证明婚内过错并非只有自行取证一条路径,公权力调查同样可以固定事实。

吴女士自行整理的监控记录表(资料图)(来源:澎湃新闻)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婚内出轨是否应当受到否定评价,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取得证据。一审法院排除的是取证手段,并未否认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同样,隐私权也不能成为掩盖婚内过错的理由。婚姻关系使双方可以合法接近彼此,但不等于一方可以任意侵入对方的私密空间。维权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可以在公共场所拍摄,可以保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合法取得的材料,也可以及时报警,由公安机关依法调查。

在卧室等高度私密空间秘密安装摄像头,即便拍到真实内容,也可能因手段越界而失去证据资格,并被认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审即将开庭,期待法院对取证合法性、比例原则以及证据被排除后如何回应事实作出更充分说明。这既关系个案当事人权益,也关系公众对婚内取证边界的预期。

监控记录表中2025年3月的部分记录(资料图)(来源: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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