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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花俊生逝世:医院最难的七年是他撑过来的,新院项目却成遗憾

前言

在我看来,一个单位里,冲在前头的人容易被看见,可真正让机器转起来的,往往是那个站在后面的人。

2026年11月13日晚上8点35分,中山医院,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党委书记,卫生管理研究员花俊生因病离世,享年91岁。

相信上海人熟悉“红房子医院”在九十年代那道坎如果没迈过去,今天的一切可能是另一个故事。

一个流行病学出身的党务干部,在年近退休的年纪,把一家百年老院从泥里拽了出来,但他走的时候心里还是揣着一件遗憾。

一

资料显示,花俊生是1935年生人,安徽无为县走出来的农村孩子。

他从小就是村里的“孩子王”,别的孩子都听他招呼。

祖父嫌他年纪太小不让念书,他硬是坚持,上了八年私塾。

解放后插班读六年级,一路考进无为中学,数理化名列前茅,奖状挂满一屋子。

高考原本想报理工科,体检时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突然改了主意,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

家里供不起,国家负担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后来反复念叨这件事,说毕业之后要报效祖国。

大学里他当班干部,同学们到今天还叫他“老班长”。

他当班干部的想法也特别朴素,希望把班级的同学们能够带动起来。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他用了一辈子去践行。

二

1991年3月,他调到红房子。

彼时的医院建筑老化,设备陈旧,病房破旧拥挤,医院缩在老城区,地域狭小分散,扩建几乎无从下手。

改革开放后医疗市场剧烈转变,这家底子厚但跑不动的老店“水土不服”得厉害。

他和时任院长周剑萍坐下来谈,谈出了一条后来被反复提起的方针:“软件硬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硬件的事他跑外头,一趟一趟往市政府和卫生部跑,磨了三年多,项目终于立项。

软件的事他抓里头,自1994年起,妇科、产科、中西医结合科三个临床实验室和脐血干细胞实验室陆续建起来,住院医师只在硕士博士里选留,考核不过就淘汰。

他用的招法不花哨,“派出去,学到手,带回来”,把年轻医生送到美国和日本学腹腔镜、生殖免疫,回来就重金配设备推广。

1995年,华东地区第一例试管婴儿在红房子落地。

同一年,医院正式被批准为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自1991年起连续五年,红房子被评为上海市卫生系统文明单位。

但有一件事,很多报道不会专门去写。

三

1991年他刚到红房子,就办了一份院刊,叫《上妇之声》。

编辑部一开始只有他一个人,稿子看完,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

他后来回忆,拿到第一份报纸时特别兴奋,爱不释手,虽然稚气,但也还像模像样。

一个党委书记,亲自盯一份黑白小报的排版和校对,图什么?

他自己的解释是,要改革,首先要改变职工的精神风貌;求发展,首先要抓好医院精神文明建设。

这话放在今天听,容易滑过去。

但在1991年,一家医院连病房都拥挤不堪的时候,把精力分给一张内部小报,需要的是一种不太一样的判断力。

人不是靠口号拧成一股绳的,是靠共同看见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才慢慢拢到一起的。

我们今天谈论一个机构的变化,习惯去找“关键决策”“战略拐点”,好像历史是由几个清晰的节点串起来的。

但花俊生在红房子的七年,做的是节点与节点之间那些不容易被标亮的事。

他把住院医师的选留门槛从本科生抬到硕博,建立淘汰制。

把中青年骨干推到科室主任的位置上。

给年轻人让出出国考察的机会,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

这些动作单拎出来都不“炸”,但它们叠加在一起,改变的是一个组织筛选人、培养人、留住人的底层逻辑。

试管婴儿的成功是一个结果,结果背后是一套已经转起来的机制。

毕竟一个管理者真正留下的东西,往往不是他任内做成了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他走了之后,那个机构里的人还在按照他参与塑造的方式做事。

1996年3月,因为年龄关系,他退居二线,当了调研员。

但他没有停下来。

新院的项目是他执笔起草、跑下来的,退下来之后,他又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继续扑在开工前的各项准备上。

可那座凝聚了他几年心血的新院,最终因为多种原因没能按原规划启用,这也成为他毕生最大的遗憾。

结语

花俊生不是那种站在聚光灯下的人。

他干的活是铺路、搭架子、把后来的人扶上马。

红房子今天的光鲜里,埋着他七年蹲在底下的功夫。

但他在意的不是自己在任时有没有留下一个以他命名的地标,而那件对医院长远有利的事,有没有真的落下来。

如今也愿老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