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攻进北京，不等于坐稳天下。
李自成用数年时间从陕北起兵，纵横中原，终于打到明朝首都。可大顺政权从建立到退出北京，前后只有四十多天。后世常说，李自成败给了清军，败给了吴三桂。这个判断不能算错，却只说到了结果，没有说透原因。
真正致命的地方，在于大顺军进入北京后，连续做错了两件事：一是没有约束部队对百姓的掳掠，二是用严刑逼迫明朝官员交出财产。军事上的强势，迅速被政治上的失误抵消。
一、北京城为何如此容易被攻破
1644年的北京，并不是一座正常运转的都城。
明朝后期的财政困难，早已不是短期欠收那么简单。辽东战事长期消耗军费，陕西、山西等地连年灾荒，漕运和税收又受到战乱影响。朝廷需要银子发饷、赈灾、守边，可地方能够交上来的钱粮越来越少。
为了维持战争，朝廷不断加派赋税。对普通百姓来说，田赋之外还有各种临时摊派。收成不好时，税并不会自动消失；官府催征、地方盘剥，往往比公文规定更加沉重。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便很难重新回到原有秩序之中。
明朝宗室制度也在长期侵蚀财政。朱元璋的后代不断繁衍，藩王、郡王及其宗族享有相应的俸禄和待遇。制度设计本意是拱卫朱明江山，到了末期却成为中央财政难以承受的固定负担。朝廷缺钱养兵，却不能轻易削减宗室供给，矛盾越积越深。
崇祯帝朱由检并非没有整顿之意。他即位后铲除魏忠贤集团，试图重新掌握朝政，但明末问题已经牵涉财政、军队、地方和官僚体系。皇帝频繁更换内阁和重臣，既反映出局势紧张，也造成决策连续性不足。
有大臣曾向朝廷诉说边饷无着，地方官却也有自己的难处。国库无银，百姓无粮，军队无饷，任何一个环节都在向另一个环节施压。朝廷的命令仍能发出去，真正能够执行的力量却越来越弱。
所以，李自成能够迅速逼近北京，并不只是因为大顺军善战，更因为明朝地方控制已经出现了大片空隙。一个王朝失去的，往往先是征税能力，随后是组织能力，最后才是都城。
二、从流动作战到接管天下
李自成早年的军队，长处在于行动迅速、目标明确。部队以战养战，在流动中扩大规模，依靠连续胜利维持士气。这样的组织适合攻城略地，却未必适合治理一座人口密集、机构复杂的首都。
1644年初，大顺军由陕西一路东进，沿途明军纷纷瓦解。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方起义首领，而是开始以新王朝的姿态发布政令、任命官员、筹集军粮。
问题也随之出现。
过去部队打到一处，缴获物资便能补充军需；如今占领京师，面对的却是户籍、仓储、钱粮、治安和官员任用。军队必须从掠夺性的战争机器，转变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武装。这个转变，恰恰是大顺政权没有完成的功课。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曾试图建立规矩，对军队约法，也要求不得随意扰民。从制度上看，大顺并非完全没有治理意识。可是命令能否落地，取决于统帅是否愿意牺牲部下的眼前利益，取决于将领是否接受约束，更取决于军队有没有稳定的粮饷来源。
大顺军长期在战乱中行进，士兵和将领普遍把缴获视为功劳的一部分。进入北京后，城中财富集中，宫室、官宅、商铺和达官显贵的家产摆在面前，旧有习惯很难在几天之内改变。
一条军令写在纸上，只能算制度的开始。真正的军纪，要靠持续监督和明确惩处。遗憾的是，大顺军在北京的执行力度远没有达到要求。
三、第一件失策：军队失去约束
北京百姓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新政权带来的安定，而是兵马入城后的不确定。
部分大顺军士兵抢夺财物、强掳妇女，甚至侵扰普通居民。史料对具体规模和个别情节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军队扰民这一现象，并非毫无根据。对百姓而言，家产被拿走，家人受到骚扰，已经足以改变他们对新政权的态度。
将领层面的行为，更容易造成示范效应。刘宗敏是大顺军的重要将领，入京后负责处理降官和财物等事务。他权势极重，部下也多有骄纵表现。李自成本人在攻入北京后接收宫中人员、安排后宫事务，这些举动未必是失败的直接原因，却显示出统治集团很快把注意力从安抚社会转向享受胜利成果。
一名士兵若看到将领可以任意取用财物，便很难相信自己必须严格守规。一个将领若认为战功足以抵消一切过错，也不会真正把百姓安危放在心上。
大顺军中并非没有人提出警告。据相关记载，李自成曾对扰民行为作出禁止，甚至对违令者设置惩罚。可在新旧秩序交替之际，惩处若不能持续，禁令就会迅速失去威信。
“城中百姓不安，军队再多也难以守住。”
“等局势稳定下来，再整顿不迟。”
这类想法，正是大顺政权最危险的误判。北京不是一座刚刚占领的普通城池，而是全国政治、经济和信息的中心。任何一次军纪松弛，都会迅速传到城外；任何一桩侵扰百姓的事情，都会被地方官绅视为新王朝的信号。
军事占领靠刀枪，长期统治靠秩序。大顺军没有及时完成角色转换，百姓对它的观望很快变成了防备。
四、第二件失策：以酷刑逼财，断掉合作可能
大顺政权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军队人数增加，钱粮却不足。明朝国库早已空虚，宫廷和官府能够立即调动的银钱有限。李自成需要军饷，也需要迅速筹集物资，于是把目光转向了原明朝官员和富户。
向旧官员征收财物，本身并非完全无法理解。新政权接管旧政权，清查库藏、核实财产、追缴贪墨，历史上并不少见。问题在于，大顺军采取的不是有秩序的财政接管，而是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的拷掠。
不少明朝官员被拘押、审讯，甚至遭受酷刑，家属和家产也被牵连。大顺军要求他们交出银两，交不出来便继续逼问。相关记载中，刑罚方式十分严厉，个别官员因此死亡。虽然史料对人数和细节存在差异，但这一政策造成的恐惧是真实的。
刘宗敏等人主持追赃助饷，使京城官僚阶层几乎人人自危。过去在明朝任职的官员，有的确实贪腐，有的掌握财产，也有不少人只是因为身处旧体制而被一概看待。新政权没有把“清查贪官”和“逼迫所有旧官交银”区分开来，结果便是把潜在的合作者推向了沉默甚至敌对。
“只要交出银子，便可保全家人。”
“家中实无这等数目，还请宽限。”
“拿不出来，就继续审。”
这样的对话未必对应某一件单独事件，却概括了当时官员面对的处境。对大顺军来说，这是筹款；对被审者来说，却是没有边界的威胁。
一个新政权接管都城，最需要的是熟悉行政事务的人。户部如何征粮，仓场如何运转，刑名如何处理，地方官如何联络，都不是单靠军令可以完成的。大顺军如果能够宽待一部分旧官，分清忠于明朝与有行政才能的区别，便可能迅速补足治理人才。
然而，追赃政策让大批官员只求自保，不愿主动合作。即使有人表面归顺，内心也很难把大顺视为可以长期依靠的政权。更严重的是，官员的恐惧又传导到地方，使各地对大顺政权的态度更加摇摆。
五、吴三桂为何没有成为大顺的援军
大顺军占领北京后，真正的军事危险并不在城内，而在山海关方向。
吴三桂当时担任宁远总兵，驻守山海关一线。明朝覆亡后，他面临两种选择：接受大顺政权安排，或者继续保持独立观望。大顺方面曾派人招降，也曾接收吴三桂家属及其财产，但双方最终没有形成稳定合作。
吴三桂的决定当然有复杂动因，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私人因素。山海关将领拥有自己的部队、地盘和利益，大顺军在北京的追赃与接管方式，使他对新政权缺乏信任。同时，清军在关外长期经营，正等待中原出现裂口。
1644年四月，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向山海关方向推进。五月，吴三桂在山海关与大顺军交战，随后向清军求援并引其入关。五月二十七日，山海关之战爆发，清军骑兵投入战场，大顺军遭到重创。
这场战役并不是单纯的两军较量。吴三桂的关宁军熟悉山海关地形，大顺军远道而来，内部又缺乏稳固的后方。清军则以逸待劳，借助吴三桂部队打开关口。多重因素叠加后，大顺军在战场上的优势迅速消失。
李自成亲自率军迎战，失败后退回北京。此时的大顺军已经不是刚刚攻入京师时的锐利之师，连续作战、军心变化和后方不稳同时出现。清军入关，成为压垮大顺政权的外部力量；而北京城内的失民心，则让这场外部冲击变得格外致命。
六、四十二天不是偶然，而是治理能力的暴露
1644年四月二十五日，李自成正式进入北京。五月二十七日山海关大战，六月初，大顺军撤离北京。若从入城到退出计算，李自成在北京实际掌握政权的时间只有四十二天左右。
这四十二天里，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完成，却足以暴露一个政权的根本状况。
大顺军有进攻能力，却没有建立稳定税收的时间；有严厉军规，却没有形成有效执行；有接管旧官府的需要，却用拷掠方式处理官员；有机会争取山海关将领，却没有建立足够的政治信任。
明朝的崩溃，为李自成打开了北京城门；李自成在北京的处置方式，却没有为自己守住这座城。
有人把大顺失败全部归结为清军强大，也有人把责任全推给吴三桂。实际上，清军和吴三桂确实改变了战局，但他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发挥作用，是因为大顺政权内部缺乏稳固的支持网络。百姓不愿为它守城，官员不愿替它办事，将领之间又各有盘算，外部压力一来，裂缝很快变成了缺口。
六月五日前后，李自成撤出北京，随后一路向西。大顺政权仍在若干地区活动，但已失去首都和战略主动权。明朝至此覆亡，清军则从山海关进入关内，新的王朝竞争由此进入下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