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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合作,能否应对地区挑战?

​本文仅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今日头条平台立场会谈结束后,两人共同会见记者2026年5月19日下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庆尚北

本文仅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今日头条平台立场

会谈结束后,两人共同会见记者

2026年5月19日下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庆尚北道安东市一家酒店迎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两人进行了约105分钟的大小范围会谈。

这是近七个月内两人的第四次会面。更引人注目的是,四个月前李在明刚访问过高市的故乡日本奈良,而这次高市回访的是李在明的故乡安东——李在明在开场白中说,“短短四个月内互访彼此故乡,这在韩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即便在世界上也难寻先例”。

从2025年10月底庆州APEC期间首次正式会面,到今天在安东再度握手,李在明已先后与日本两任首相累计会面七次。

这一幕在几年前几乎不可想象。彼时韩日关系因强征劳工赔偿争端和贸易战跌至冰点,而李在明本人更是以“反日斗士”形象活跃于政坛。他当选总统后对日态度的转向之大,令不少观察者侧目。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基于现实利益做出的务实妥协”。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翰九曾在东京一场研讨会上坦言,中东局势、美中战略竞争、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使韩日两国共同面临挑战,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韩日合作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课题”。这番话大约道出了李在明政府转向的深层逻辑——不是韩国忽然忘记了历史,而是现实压力已经大到顾不上计较姿态。

在此背景之下,韩日合作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又会在哪里碰壁?

过去一年多,韩日之间取得了不少实质性成果。防务领域走在了最前面。

2025年底签署的《美日韩导弹预警数据共享备忘录》在2026年上半年迅速落地,三国雷达与卫星数据实现了近乎无缝对接。

今年4月19日朝鲜从咸镜南道新浦海军基地向东部海域发射5枚“火星炮-11丁”短程弹道导弹后——这是朝鲜2026年第7次试射——韩美日立刻进入密切共享情报状态。

这种反应速度在此前不可想象,毕竟2019年韩国一度决定废除《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让华盛顿和东京同时捏了一把汗。

更值得警惕的是,朝鲜此次试射验证了集束战斗部的杀伤性能,136公里射程足以覆盖韩国主要军事基地和驻韩美军平泽基地。与此同时,驻韩美军部分“萨德”系统被调往中东,半岛上空出现了罕见的防空裂隙。双重压力下,韩国在预警和反导层面对美日三边协作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经济合作同样在提速。今年3月韩日签署“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后,5月又正式启动了联合半导体材料储备机制,被媒体称为“自2019年以来最深度的双边经济安全协议”。

同期韩国从日本Techsend Photomask引进了约1200亿韩元的光罩技术投资,用于14纳米以下先进制程。液化天然气和原油领域的合作也趁势铺开,韩国加入了日本主导的总额约100亿美元的亚洲原油稳定金融支援机制。

此外,1942年日本长煤矿事故遇难者——包括136名朝鲜半岛劳工在内共183人——遗骸的DNA鉴定工作即将启动,李在明称之为“韩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从人道主义议题展开合作的一小步”。

不过,这些被精心包装的“务实成果”,能否真正应对东北亚面临的地区挑战,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韩日合作最有效的领域,本质上是最低限度的抱团取暖。朝鲜导弹来袭时共享数据、芯片短缺时稳住供应链、中东局势动荡时协调能源储备——这些都属于双方利益高度重合、容易达成共识的“技术性问题”,用不着触碰真正的分歧。

一旦问题升级,合作的天花板就变得清晰可见。

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新版高中教科书,将独岛(日方称“竹岛”)描述为“日本固有领土”,并淡化强征劳工和“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严重性,韩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强烈抗议。

紧接着4月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再次重申相同立场,还宣称强征劳工问题已通过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完全且最终解决”,韩国外交部随即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提出严正抗议。

再往前推,高市早苗在4月21日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遭到中韩两国严厉谴责。

历史教科书、岛屿主权、靖国神社——这些周期性发作的“定时炸弹”从未被拆除,只是暂时被搁置在“未来合作”的外交辞令之下,任何一个都足以在民意引爆后将此前的合作成果瞬间清零。

更深层的矛盾还在于战略取向的根本分歧。在5月19日会谈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主张“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强调韩日应加强在朝核问题上的应对;而李在明则避开了这些提法,仅强调“无需战争”“实现南北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更明确提出“为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日韩三国相互尊重、开展合作并谋求共同利益至关重要”。两人发言中的温差肉眼可见——东京想把韩日合作拉入对华战略竞争的轨道,首尔则在小心翼翼地拒绝被绑上战车。

事实上,有报道称李在明政府已拒绝加入美日韩三边空中演习,并拒绝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反映出韩国在深化对日合作时是有明确的限度的。

这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韩日合作能否应对地区挑战?

答案恐怕是部分能、大部分不能。

能应对的,是那些技术上可切割、利益上高度一致的“功能性挑战”——导弹预警、供应链备份、能源安全。

不能应对的,恰恰是真正定义东北亚安全格局的“结构性挑战”——历史和解的缺位让合作始终缺乏民意根基,日本修宪扩军与韩国战略自主之间的目标背离让同盟缺乏凝聚力,而朝鲜越是面临紧密的军事围堵就越加速核导开发的恶性循环,更不用说中美博弈这个最大的外部变量随时可能把韩日关系的“议程”彻底吞没。

这种合作本质上治的是症,不是病。症是表象,能缓解燃眉之急;病在深处,需要全然不同的药方。李在明的对日外交转向,毫无疑问是一手务实的活棋,为韩国在当前险峻的地缘环境中赢得了一些喘息空间。

但它也只是一手活棋,绝不是制胜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