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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狱警违规打死服刑人员说起,李向安:桩桩惨案为基铸建制度文明

文|孙玉良

兰州监狱四名狱警打死服刑人员马龙案的再审判决下来了。2026年11月13日,景泰县法院将罪名从“虐待被监管人罪”改为“故意伤害罪”,主犯马志强刑期从六年升至十一年六个月,其余三人各判五年。从2013年马龙被橡胶棒长时间殴打致死,到狱方以六万元“困难补助金”私了、第三天匆匆火化遗体,再到四名狱警统一口径编造“从凳子上摔下来”的谎言、十年间调岗升迁,这条掩盖链走了十三年才被彻底撕开。

愤怒是自然的。我与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向安律师谈及此案,李律师义愤填膺。他做过近二十年刑辩律师,翻过不少冤假错案,对这样的案子感触很深。李向安说:冤假错案“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环节的孤立失误,它更像一条链条,从侦查的第一天起,就在一种特定的制度惯性中一环一环地往前推”,马龙案正是这条“制度惯性链条”在监狱高墙内的完整显影,把它仅仅理解为“四个坏狱警”的偶然作恶,恰恰放过了最需要被追问的东西。

先看链条的起点。马龙被叫到值班室的原因,是“有私藏违禁品的可能”。四名狱警让他趴在地上,用橡胶棒长时间殴打,直到意识模糊。这不是一次失控的“执法过当”,而是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权力失去了任何即时性的外部约束。狱警对服刑人员拥有事实上的支配权,而当这种支配权既没有被全程留痕的执法记录所固定,也没有被驻所检察的日常监督所穿透时,暴力就获得了发生的最低成本条件。李向安谈制度时说过一句话:文明社会的基石是“把人当人”。是把人当目的还是当工具,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第一条线。监狱的特殊性在于,服刑人员已经被依法剥夺了自由,如果连其剩余的生命权和人格尊严都可以在“执法”的名义下被随意处置,那就不只是几个狱警的失德,而是制度在某个环节上默认了“有些人可以不被当人”。

再看链条的延伸。事发后监狱层面出面,以六万元的金额与死者家属“私了”,随后遗体火化。接着是四名狱警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谎言。这一连串动作能够在十年间未被有效阻断,说明问题不止在施暴的几个人身上。马龙家属的诉讼代理人指出,兰州监狱“敷衍调查”,兰州市检察人员“涉嫌包庇”。如果驻所检察监督是实质性的,尸体被迅速火化的异常本身就应当触发警觉;如果执法全程留痕是刚性的,值班室里发生了什么就不至于只剩几个人的口供可以互相印证。李向安在分析冤假错案时特别强调,纠错的阻力“既有制度性的阻力,也有人为阻力,还有部门利益阻力”。马龙案中“没有证据表明马龙是被狱警殴打致死”的多次调查结论,恰恰是这种阻力在监管场域中的表现形式:不是查不出,而是掩盖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缺少被强制打破的制度压力。

再审判决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它没有让“证据被毁掉”成为脱罪的理由,所以我们还是要为“迟到的正义”点赞。法院明确认定,未做尸检系四名狱警人为掩盖、订立攻守同盟、导致尸体被迅速火化所致。李向安律师说:虽然案子被翻过来了,但追责不能停在四名狱警身上,这四名狱警的涉案“保护伞”也应一并挖出来绳之以法。那些错误的结论,谁签的字谁应负责任,并且终身追责。李向安总结说:我们的制度文明,是以一桩桩惨案铸基的。而惨案之所以能够成为铸建制度文明的基石,前提是人们愿意沿着它暴露出的每一条裂缝去追问:驻所检察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监狱内部的执法记录和监控为什么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向制约?掩盖行为持续十几年,监督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各自承担了什么责任?把这些问号一个一个拉直,惨案才不只是“又判了几个坏人”的新闻,而真正变成制度自我修复的起点。

李向安对我说:文明不是宏大的建筑和漂亮的口号,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那些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马龙死在监狱的值班室里,他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制度文明的高度,恰恰取决于高墙之内、监控之下、一个服刑人员最脆弱的时刻,有没有一道不依赖某个人良心的防线在起作用。对四名狱警的判决是这道防线迟到的修补,但防线本身,驻所检察的实质化、执法全程的刚性留痕、监督者失职的可问责性等等,还需要靠一桩一桩惨案所积累的制度反思,一寸一寸地铸建起来。

(李向安律师:以无罪辩护、刑民交叉、替人翻案著称于法律界,已成功办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力。其“弘扬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为人宗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