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连斯基，乌克兰的国家元首，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深陷战火，国土遭战火蹂躏，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国家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场冲突爆发之后，很多人回过头审视近代中国走过的道路，重新理解建国前后毛泽东在国家安全、独立自主、国防建设上做出的一系列抉择。近代中国和曾经的乌克兰，在外部环境上存在不少可以对照的地方，弱国身处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想要保全自身主权，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想象。

近代百年，旧中国就是典型处在列强博弈夹缝里的国家。晚清到民国，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国防力量残破，国内派系林立，外部各大国家轮番插手我国内部事务。很多势力幻想依附某一个外国列强，依靠外部援助实现国家富强，最后全部落空。列强的援助永远附带政治条件，拿别人的物资，就要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大量依靠美国的物资与军事援助，在很多外交事务上被迫迎合美国的诉求，国家的自主选择权受到极大限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毛泽东面前的现实十分严峻。历经百年战乱，国内工业几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当时国际上两大阵营尖锐对峙，新中国可以选择的外交空间非常有限。有不少声音认为，新中国可以走依附某一方的路线，完全倒向外部，换取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快速恢复国力。毛泽东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在坚持阵营合作的同时，始终把独立自主放在第一位。

建国初期，我们一边争取苏联援助，同时绝不接受损害主权的附加条件。1950年谈判中苏新条约，废除旧时代不平等条约，收回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的权益，这件事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毕竟我们急需苏联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在毛泽东看来，经济援助可以要，但是国家主权一寸都不能让。就算会得罪盟友，也要把属于本国的权益拿回来。后来中苏关系出现波折，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撕毁合作协议，国民经济承受巨大压力，但是也没有在主权问题上做出退让。

与此同时，面对外部军事威胁，哪怕国内经济十分困难，也要咬牙搞国防建设。朝鲜战争打完之后，国内依旧坚持投入资源建设现代化军队，之后勒紧裤腰带发展两弹一星。当时国内民生还有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日子过得这么苦，还要把大量财力砸到核武器、重工业上面。毛泽东清楚，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防自卫能力，经济再繁荣，工业再好看，在大国博弈面前依旧没有话语权。没有手里的硬实力，所谓中立、依附，都只是一厢情愿。

再回看乌克兰的遭遇。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继承了规模庞大的核武硬件以及完整的重工业军工体系，不过这批核武器的发射、运维核心权限当时并不完全掌握在乌克兰手中。在外部许诺经济援助的背景下，乌克兰选择销毁境内核武，裁撤大量军工力量，希望依靠西方的扶持，快速完成经济转型。双方相关约定写进《布达佩斯备忘录》，这份文件只是安全保障类备忘录，并不是具备强制效力的正式军事同盟条约。可核威慑不复存在之后，西方不少经济承诺没有兑现。地缘位置夹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乌克兰想要融入西方阵营，又会触碰俄罗斯的安全底线，两头很难兼顾。冲突爆发之后，国土沦为战场，大量基础设施被毁，想要获得外部援助，就要接受外部的各种条件，国家的外交自主空间被持续压缩。

乌克兰曾经拥有核相关硬件，却选择放弃战略威慑力量，寄希望外部给出的安全承诺。而新中国当年，面对同样复杂的国际棋局，没有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国的保证之上。外援可以争取，但不能依赖别人给自己安全。别人给出的承诺，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随时改变，唯有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保障。

新中国一路走来，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幻想依附强国。争取外部的资金、技术、贸易合作，但前提是不牺牲主权，不接受别国干涉内政。这一套选择，在当时要承受巨大压力，要忍受经济上的阵痛，放到今天，再对照其他国家的境遇，就能看清当年抉择背后的现实考量。

一个国家想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首先要守住主权完整，拥有能够自保的国防力量，不能把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在他国的善意之上，这是近代中国无数苦难经历总结出来的现实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