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秋的一天，在延安的黄土高原，18岁的黎琳站在延安兵站的土路上，身上穿着褪了色的粗布军装。她的丈夫李清就站在身旁，两个人没有说太多话。这时他们结婚才一个星期。

一辆卡车停在兵站外面，引擎没有熄火，黎琳接到的是紧急调令，调令上没有写具体任务，只通知她马上动身前往重庆报到。李清把她送到车旁，看着这个刚刚成为自己妻子的姑娘爬上了卡车后厢。卡车开动了，扬起的尘土很快遮住了车身。李清站在原地，一直看到那股尘土完全散去，才转身回去。

没人想到两人今日一别就是永远。四十五年之后，李清才确切知道妻子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样牺牲的。

黎琳的原名叫余家英，1921年出生在四川崇庆县。她的父亲余安民在川军担任师长，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余家英从小在富足的环境中长大，她读过书，见过世面，不是那种被养在深闺里的大小姐。

抗战爆发之后，形势起了变化。余安民为女儿的婚事做了安排，对象是重庆市长的儿子。这门亲事如果成了，对余安民在官场上的前途是有好处的。但余家英不答应这门亲事。她和父亲闹翻后改了名字叫黎琳，一路去了延安。

1938年，黎琳17岁。到了延安之后，她先在陕北公学学习，接着又进了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她在延安入党。在抗大，每次集会她总是站出来指挥大家唱歌，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时间一长，同志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干一场”。

从抗大出来，黎琳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继续学习。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李清。两个年轻人相爱，结了婚。婚后一个礼拜，调令就到了。

黎琳到了重庆，向南方局报到。她接到的原定任务是回四川，利用父亲余安民的关系做川军部队的统战工作。这项工作她做起来有天然的条件，她是川军师长的女儿，进出川军防区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中央南方局常委、军事部长叶剑英见到黎琳之后，改了主意。叶剑英和南方局军事组副组长曾希圣商量过这件事。南方局此前已经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内部发展了两个人，张蔚林和冯传庆。这两个人都已经入党，潜伏在军统的核心机要部门。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张蔚林和冯传庆出入南方局驻地传递情报，次数多了容易暴露。

他们需要一个联络人。这个人不能有过地下工作的经历，还必须是生面孔，而且要有合理的身份做掩护。叶剑英看了黎琳的档案，也了解了她的情况，认为她合适。随后叶剑英把黎琳找来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但谈话的结果很清楚，黎琳接受了任务。她的身份从统战工作者变为潜伏人员，名字也从黎琳改成了张露萍。对外，她的身份是地下党人张蔚林的“妹妹”，从老家来重庆投靠哥哥。

随后这个18岁的姑娘脱下了粗布军装，换上旗袍，穿上高跟鞋，烫了头发。她以一个“阔小姐”的模样出现在重庆的街头。她的新住处就在牛角沱，那个地方成了军统电台特支的秘密联络点。

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进入了军统电讯总台。她在军统电讯总台没有正式职务，仅以张蔚林家属身份作为掩护。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罗家湾，隶属军统局本部，是军统在全国电讯网络的指挥中枢。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三人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支部书记由张露萍担任。

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这个支部又秘密发展了四个人入党，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一共七个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军统电台案”的七人小组。

从1939年秋天到1940年春天，这七个人把军统电讯总台的机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这些情报包括军统电台的人员编制、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等等。情报到了南方局，有的直发延安。

军统电讯总台是戴笠情报系统的神经中枢，这个台控制着军统在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电台、上千名电讯人员的调动和秘密任务。张露萍支部送出的情报，等于在这条神经上单独接了一根线。在这段时间里，戴笠亲自挑选了特务，携带美制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准备建立秘密情报站。这批特务刚踏进边区地界就被抓获了。这件事对戴笠的打击不小，当时他还没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在重庆执行潜伏任务期间，张露萍有一次挽着“哥哥”张蔚林的胳膊走在街上。这个场景被一个从抗大来重庆治病的女学生看到了。这个女学生认得黎琳，也知道黎琳在抗大时的表现。她现在看到黎琳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手臂，穿着打扮完全变了样，心中起了怀疑。

消息传回了延安。“黎琳叛变了”的说法在一些同志之间流传开来。李清也听到了这个流言，他不相信。他去组织上打听妻子的情况，可什么也问不出来。隐蔽战线的工作是单线联系，知道的人本来就极少，即使是丈夫也不能透露。

不久之后，李清收到一个从重庆寄来的包裹。包裹里面是一包糖果和一块手帕，没有信，没有只言片语。他认得这是妻子的东西，这包糖果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这包糖成了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李清把糖收了起来，在此后四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反复回想这包糖所表达的意思，可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1940年，张蔚林在操作收发报机的时候，不小心烧坏了设备上的一只真空管。这是发射功率放大的重要部件，价值较高，烧坏后按规定需要报损更换。军统电台把此事定性为事故，张蔚林被关了禁闭。张蔚林在禁闭期间找机会跑了出来，去了曾家岩周公馆。他这一跑，引起了军统的警觉。特务奉命去搜查他的住所，特务在张蔚林的住处发现了七人小组的名单和密码记录本。

当时张露萍正在成都探亲，不在重庆。特务查扣了这些材料之后，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写的是“病重，望妹速返渝”。张露萍接到电报，马上赶回重庆。她一到重庆就被逮捕了。

随后六人先后被捕。冯传庆在组织安排下撤离重庆，在赴延安途中经过青木关时被捕。这就是震动国民党上层的“军统电台案”。戴笠知道消息之后暴跳如雷，他苦心经营的电讯情报系统，核心部门居然被延安方面插进了一个秘密党支部。他一度要马上把七个人全部处决，但蒋介石压了下来，命令把人转押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

1941年3月，军统把七人提出监狱，以“暂时开释、派往外地工作”为名，企图诱使他们暴露其他联络关系。七人识破了圈套，没有配合。军统很快把他们重新关押，同年秋天转押至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息烽看守所”，隶属军统直接管辖，专门关押中共被捕人员和其他政治要犯。张露萍被关进去之后，囚室编号是253。军统用尽了手段，酷刑用过了，她不吐一个字。

在监狱里，张露萍始终以“大小姐”的面目示人。狱中有一位老党员叫车耀先，曾经在成都建国中学以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张露萍在那所学校读书时，和他有过师生关系。

两人在狱中相遇后，车耀先试探过她，她没有回应。不是不信任，是她必须守住这条线。她照顾狱中的难友和孩子，有些孩子的母亲被关在别的囚室，张露萍就帮着照看。后来狱中的人叫她“253妈妈”。

1945年7月14日上午，距离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个月。这一天，张露萍和六名战友被押出了息烽集中营，押到息烽城外一个叫快活岭的地方。张露萍走在最前面，她领着战友们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在岭上响起来的时候，身后押解的士兵有些发愣。枪声响了，张露萍身中六弹，倒在了岭上。这一年她24岁。

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张露萍的名字一直被组织归入“军统特务”“重大嫌疑分子”的档案之中。没有人知道她是叶剑英单线联系的潜伏人员，也没有人知道她领导的七人小组曾经做过什么。

时间来到1980年。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韩子栋写了一份报告，为当年军统电台案被捕的七个人作证。这份材料被送到了有关部门。1983年，叶剑英亲笔写下一份证明，确认张露萍等人是他在重庆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

这份证明把四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重新连接了起来。这一年，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他六名战友也一同得到正名。

1985年，已经卸任交通部部长职务的李清，从北京来到贵州烈士陵园。他站在妻子的墓碑前面，墓碑是新的，泥土还带着翻过的痕迹。李清看着碑上的字，写下了四句诗，苍山埋忠骨，正氣撼山川。梦随孤坟绕，犹忆延水边。

四十五年前延安兵站的那阵尘土，到这一刻才终于落了下来。那包没有只言片语的糖果，也有了答案。这个答案来得太迟，迟到最后只剩下一座墓碑，和墓碑前站着的白发苍苍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