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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俄罗斯大龄剩女,来山东泰山散心,居然遇上我毕生的挚爱

泰山脚下,我的俄罗斯新娘
我,三十五岁,俄罗斯大龄剩女,被亲妈逼婚逼到逃来泰山散心。
在山顶,我撞翻了一个山东男人的煎饼摊。
他长得像头熊,说话像座山,抠门得像葛朗台。
可就是这个抠门熊,给我买了一万八的羽绒服,就因为我打了个喷嚏。
我妈追来中国要带我回去嫁老头子那天,他扛着两袋面站在我妈面前:
“阿姨,俺家刚杀了两头猪,要不您先住下尝尝?”
后来,全村人都喊我“那个洋媳妇”,只有他天天喊我——
“卡佳,锅糊了!快来!”
我叫卡捷琳娜,三十五岁,莫斯科人。这名字太拗口,后来在泰山上,那个卖煎饼的山东男人给我起了个中文名,叫卡佳。他说这名字好记,跟“咔嚓”似的,听着就脆生。
我来中国,纯属被我妈逼的。
在莫斯科,我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单证员,朝九晚五,工资够我自己花,还能剩点儿买口红。可我妈不这么看。在她眼里,三十五岁还没嫁出去的女儿,就跟超市里过了保质期还没卖出去的酸奶一样,打折都没人要。
“卡捷琳娜,你看看你表妹,孩子都两个了!”我妈每天打电话,翻来覆去就这几句,“隔壁单元的娜塔莎,比你还大三岁,人家去年嫁了个工程师,现在过得可好了!”
“妈,娜塔莎嫁的是个六十岁的工程师,退休金比她工资都高。”
“那怎么了?人家有退休金!你呢?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我承认,我妈说得有道理。三十五岁,在俄罗斯确实不算年轻了。谈过几个男朋友,都黄了。第一个嫌我工作太忙,第二个嫌我做饭难吃,第三个倒是挺好的,就是喝多了爱打人。分手那天,我把他的东西全从六楼扔了下去,包括他那双沾了啤酒味的臭球鞋。
可我不想将就。我妈说我不切实际,说爱情不能当饭吃。我知道她说得对,但我就是不想嫁给一个我看着就反胃的男人,哪怕他有十套房子。
我妈给我安排了一次相亲,对方是个五十八岁的退役军官,秃顶,啤酒肚,说话的时候满嘴酒气。他看了我一眼,说:“还行,就是有点老。”
我差点把茶泼他脸上。
那天晚上,我妈又打电话来骂我,说我不识好歹,说人家军官条件多好,退休金高,还有两套房子。我说:“妈,您要是觉得他好,您自己嫁!”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钟,然后我妈开始哭。她一哭我就没辙,从小到大都这样。
第二天,我请了年假,买了张机票,飞到了中国。
选中国是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泰山的日出,云海翻腾,跟仙境似的。我当时就想,这辈子要是能去那儿看一次日出,也算没白活。再说了,中国离俄罗斯近,我妈想骂我也得打国际长途,贵,她舍不得。
飞机落地济南的时候是凌晨四点。我拖着行李箱出了机场,一脸懵。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就手机上下了个翻译软件,磕磕绊绊地问路。出租车司机是个热心大叔,看我金发碧眼的一个姑娘,硬是多绕了二十公里,多收了我八十块钱。后来我才知道,从机场到泰安,正常也就一百来块。
到了泰山脚下,我找了家民宿住下,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姓王,人都叫她王嫂。她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中文,我俩就靠比划和手机翻译,居然也聊得热火朝天。她问我为啥一个人来爬山,我翻译了半天,意思是“心情不好”。她看了看我的脸色,二话没说,给我煮了碗面,还卧了两个荷包蛋。
那碗面真香。我后来才知道那叫阳春面,葱花酱油猪油一冲,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可那口热汤喝下去,我鼻子一酸,差点儿掉眼泪。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包开始爬山。十月份,泰山上的叶子红了,层林尽染,跟油画似的。我走走停停,拍了不少照片,心情也好了不少。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饿了,看见路边有个煎饼摊,一个男人正弯腰摊煎饼。
他个子很高,肩宽背厚,穿件蓝布褂子,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脸上胡子拉碴的,看着四十出头,眼睛不大,但是特别亮,跟山里那种清泉似的,亮得能照见人影。
我当时光顾着看他了,脚底下没注意,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前一扑,正好撞在他那个摊子上。煎饼鏊子翻了,面糊糊溅了他一身,旁边的酱料罐子也倒了,甜面酱流了他一裤子。
“哎呀妈呀!”他蹦起来,一边抖裤子一边喊,“你这人咋走路的!”
我赶紧道歉,可我说的俄语他听不懂,他说的山东话我也听不懂。我俩大眼瞪小眼,跟两只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不同物种似的,谁也弄不明白对方在说啥。
最后他叹了口气,摆了摆手,意思是算了。然后他蹲下来收拾东西,我赶紧帮忙捡。捡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煎饼摊特别简陋,一个三轮车,上面架个鏊子,旁边几个塑料桶装面糊和酱料,连个遮阳棚都没有。旁边立着块纸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来:煎饼果子,五块一个。
他看我盯着牌子看,指了指煎饼,又指了指我,比划着问我要不要吃。我点点头。他重新和面糊,摊了个煎饼,打了两个鸡蛋,撒了葱花芝麻,刷了甜面酱和辣椒酱,放了两片薄脆,卷起来递给我。
我掏钱包,他摆摆手,意思是不要钱。我过意不去,硬塞了十块钱给他,他又找了我五块。我指了指裤子上的酱,意思是赔他裤子。他低头看了看,乐了,说了句什么,我翻译软件翻出来是“这条裤子十块钱,穿了三年了,早该换了”。
这人,有意思。
我坐在旁边的石头上吃煎饼。说实话,比我在莫斯科吃的那些所谓“中国煎饼”好吃一万倍。面糊是杂粮的,有股粮食的香味,薄脆又酥又脆,甜面酱咸甜适口,辣椒酱不算太辣,但是特别香。我三下五除二吃完一个,又看着他。
他乐了,又给我摊了一个,这回没收钱,还多给我加了个鸡蛋。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连说带比划。他指了指自己,说了两个字:“大柱。”
“大柱?”我重复了一遍。
他点点头,又指了指我,意思是问我叫啥。我说:“卡捷琳娜。”
他试着念了一遍,舌头打了结:“卡……卡什么玩意儿?”
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念不对。最后他摆了摆手,说:“得了,就叫你卡佳吧。好听,好记。”
卡佳。行吧,入乡随俗。
吃完煎饼,我继续爬山。他冲我喊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也没在意。
爬到山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找了个旅馆住下,一晚上没睡好,因为隔壁住了一群大学生,打牌打到半夜,还唱《团结就是力量》。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爬起来看日出。山顶上已经站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找了个位置,冻得直哆嗦。十月份的泰山顶,温度接近零度,我就穿了个薄羽绒服,根本扛不住。正哆嗦呢,旁边有人捅了捅我胳膊。
我一扭头,看见大柱正冲我乐,手里端着一杯热豆浆。
“你咋也上来了?”他问。
我翻译软件翻出来,意思是“你怎么也在这”。
我指了指山顶,意思是我来看日出。他点点头,把豆浆塞我手里,又指了指我身上,意思是穿得太少了。然后他从三轮车里翻出一件军大衣,绿色的,又厚又重,那味儿,怎么说呢,混合着汗味、烟味和煎饼味,但是特别暖和。
我裹着军大衣,捧着热豆浆,站在山顶看日出。太阳从云海里跳出来的时候,金光万丈,整片云海都烧起来了,跟金子熔了似的。我眼泪唰就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哭,可能是冻的,可能是美的,也可能是憋了太久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
大柱站在旁边,没说话,递给我一张纸巾。那纸巾粗糙得跟砂纸似的,一看就是地摊上论斤称的那种。
“哭啥?”他问,“想家了?”
我摇摇头。
“失恋了?”
我还是摇头。
“那就是工作不顺心。”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这人还挺会猜。他看我不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儿,多大点事儿。上山一趟,啥愁事儿都搁山底下啦。你看这日头,天天升天天落,它不着急,你急啥?”
这段话翻译软件翻得乱七八糟,但我大概听明白了。我看着他被太阳照得发红的脸,突然觉得这糙汉子说话还挺有道理。
下山的时候,他非要帮我背包。我那包死沉死沉的,他扛肩上跟没事人似的,还一边走一边哼歌,哼的是《纤夫的爱》,调都跑姥姥家去了。
到了山脚下,他问我住哪儿,我说了民宿的名字。他“哦”了一声,说:“王嫂那啊,认识,她男人跟我一块儿喝过酒。”
他把我送到民宿门口,我正要进去,他又喊住我,从三轮车里翻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硬塞给我:“拿着,山上买的,甜。”
我接过苹果,想说声谢谢,可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他看出来了,摆了摆手:“谢啥,走了啊!”
说完蹬着三轮车就走了,车链子哗啦哗啦响,车斗里的煎饼鏊子颠得叮当乱响。我站在民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手里攥着那袋苹果,心里突然觉得,这趟中国没白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天天去他摊上吃煎饼。一来二去,我俩也熟了。他教我中文,我教他俄语。他学得特别认真,就是口音太吓人,把“спасибо”(谢谢)念成了“死吧死吧”,把“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你好)念成了“这拉屎特味”,我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他呢,天天笑话我中文差,说我管“包子”叫“报子”,管“水饺”叫“睡觉”。有一次我想说“我要吃水饺”,张嘴说成了“我要睡觉”,旁边排队的大爷大妈全乐了,我臊得脸通红,恨不得钻地缝里去。
他倒好,一边乐一边给我解围:“人家外国人,说错了正常!你们一个个的,普通话就标准了?老张头,你上次说‘吃换’是啥意思?那不叫‘吃饭’?”
老张头臊眉耷眼地走了,我冲他竖起大拇指。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大白牙,牙缝里还塞着片韭菜叶子。
熟了之后我才知道,他叫赵大柱,四十二岁,泰安本地人,以前在建筑队干,后来腰伤了,干不了重活,就支了个煎饼摊。他爹死得早,他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他挣的钱一半儿给他妈买药了。没结过婚,用他自己的话说,“穷得叮当响,谁跟我啊”。
我说:“我看你挺好啊,勤快,实在,还会摊煎饼。”
他摆摆手:“拉倒吧,现在姑娘多现实啊,没房没车谁跟你?我这样的,也就找个二婚带孩子的。”
我说:“那你咋不找?”
他翻了个白眼:“我倒是想找,人家看不上我啊!去年相了一个,人家问我一个月挣多少,我说三四千,人家扭头就走了,连煎饼都没吃。”
我乐了:“那你请我吃煎饼,我吃了。”
他看了我一眼,嘿嘿笑了两声,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回民宿,王嫂拉着我聊天。她问我:“小卡,你觉得大柱这人咋样?”
我用翻译软件翻:“挺好的啊,实在。”
王嫂一拍大腿:“那你俩处对象呗!”
我吓了一跳:“啥?”
王嫂说:“你别看大柱长得糙,人心眼儿好。他那个煎饼摊,看着不起眼,一个月也能挣个五六千。他妈那病,慢性病,报销完了自己花不了多少。你要是愿意,我给你俩撮合撮合。”
我赶紧摆手:“不行不行,我过几天就回俄罗斯了。”
王嫂“啧”了一声:“回啥回啊,俄罗斯有啥好的?嫁到我们这儿来,天天吃煎饼,管够!”
我笑得不行,没把这话当回事。
可老天爷好像不打算让我走。
那天下午,我正跟大柱在摊上聊天,我妈的电话打过来了。我接起来,我妈在那头扯着嗓子喊:“卡捷琳娜!你跑哪儿去了?你们公司说你请了年假!你是不是又瞎跑?”
我说:“妈,我在中国,泰山。”
我妈炸了:“你去中国干啥?你疯了吗?你赶紧给我回来!我给你安排了相亲,这次这个特别好,是个开超市的,虽然离过婚,但是没孩子,人家说了,不嫌弃你年纪大!”
我说:“妈,我不回去。”
我妈又开始哭:“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死给你看!”
挂了电话,我蹲在路边,抱着膝盖,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大柱走过来,蹲在我旁边,也没说话,就递给我一张纸巾,还是那种砂纸一样的劣质纸巾。
我擦了擦眼泪,说:“我妈让我回去结婚。”
他“哦”了一声。
“我不想回去。”
他又“哦”了一声。
我急了:“你倒是说句话啊!”
他挠了挠头,说:“那就不回去呗。”
“说得轻巧!”我瞪他,“我不回去,我妈就来抓我!她说到做到!”
大柱想了想,说:“那你妈来了,我跟她说。”
我愣了:“你说啥?”
“我说,我跟她说。”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你就说,你在这儿找着对象了。”
“谁?你?”
他脸红了,耳朵根子都红了,但是嘴还挺硬:“咋了?我不行啊?我虽然没钱,但是我勤快啊!我虽然没房,但是我家有三间大瓦房,院子可大了,能种菜!我虽然长得不咋地,但是……”
他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但是我能给你摊一辈子煎饼!”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噗嗤一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我说:“赵大柱,你这表白,是我听过最寒碜的。”
他嘿嘿笑了:“寒碜是寒碜了点儿,但是管饱。”
我以为他说着玩的,结果第二天,我妈真来了。
她不知道怎么查到我买的机票信息,从莫斯科飞到济南,又从济南打车到了泰安,找到民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她一进门就开始嚷嚷:“卡捷琳娜!你给我出来!你丢不丢人!跑这么远来会野男人!”
我吓得躲在被子里不敢出来。王嫂挡在门口:“大姐,你消消气,有话好好说……”
我妈一把推开她:“你是谁?你把我女儿藏哪儿了?”
正闹着呢,大柱来了。
他穿着一身干净衣服,头发也梳了,胡子也刮了,看着比平时精神不少。但是再怎么收拾,也就是个糙汉子,往我妈面前一站,跟头熊似的。
我妈上下打量他一眼,冷笑一声:“就这?卡捷琳娜,你眼睛瞎了?”
大柱没生气,笑呵呵地说:“阿姨,您先消消气,坐,我给您倒杯水。”
我妈不坐,也不喝水,指着大柱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你配得上我女儿吗?你有钱吗?你有房吗?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够我女儿买化妆品的吗?”
大柱不紧不慢地说:“阿姨,我一个月挣不了多少,但是够花。房子不大,但是能住。我虽然没有大钱,但是我有一把子力气,不会让卡佳饿着。”
我妈嗤笑一声:“就凭你?一个卖煎饼的?”
大柱说:“对,我就是个卖煎饼的。但是我卖的煎饼,卡佳爱吃。”
我妈还要骂,大柱又说:“阿姨,您大老远来的,肯定累了。我家刚杀了两头猪,要不您先住下,尝尝我妈做的红烧肉?我妈做的红烧肉,村里办席都找她掌勺。”
我妈愣了。
我也愣了。
后来我才知道,大柱他妈根本没杀猪。那两头猪是他找隔壁老刘家借的,说好了演完这出戏就还回去,条件是帮老刘家摊三天煎饼。
我妈本来死活不吃,但是架不住王嫂在旁边劝,又闻着大柱他妈端来的红烧肉实在太香,就坐下来尝了一块。尝了一块就停不下来了,连吃了三块,还问:“这肉咋做的?咋这么香?”
大柱他妈是个干瘦的小老太太,说话慢声细语的:“大妹子,喜欢就多吃点儿,锅里还有。”
我妈吃了人家的肉,嘴就软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躺在我旁边,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捅了捅我:“那个大柱……人咋样?”
我说:“挺好的。”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我再观察观察。”
第二天,她观察了一天。观察的结果是,大柱这人虽然长得磕碜,但是干活利索,对人有礼貌,摊煎饼的时候遇到流浪狗还扔半根火腿肠。我妈又观察了一天,第三天跟我说:“还行,就是太穷了。”
我说:“妈,我自己有钱,我不图他的钱。”
我妈瞪我:“那图啥?图他长得像熊?”
我说:“图他对我好。”
我妈又不说话了。
后来我妈在泰安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大柱天天变着法儿给她做好吃的,今天炒鸡,明天炖鱼,后天包饺子。我妈爱吃饺子,他就专门学了包饺子,一开始包得跟猪耳朵似的,后来包得跟元宝似的。我妈嘴上嫌弃,吃得比谁都多。
临走那天,我妈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卡捷琳娜,妈不是非要逼你结婚,妈是怕你一个人老了没人照顾。”
我说:“妈,我现在有人照顾了。”
我妈看了看大柱,叹了口气:“行吧,你乐意就行。但是有一条,你得答应我,每年回莫斯科住俩月。”
我说:“行。”
我妈又看了看大柱:“你也去。”
大柱挠头:“我去俄罗斯能干啥?摊煎饼?”
我妈说:“对,就去那儿摊煎饼!让俄罗斯人也尝尝咱山东煎饼!”
大柱乐了:“那感情好,我还没出过国呢!”
我和我妈都笑了。
现在,我已经在泰安住了两年了。我跟大柱领了证,没办婚礼,就在村里摆了几桌,请亲戚朋友吃了顿饭。大柱他妈高兴得不行,天天拉着我的手叫“闺女”。
我在附近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找了份工作,教小孩英语和俄语。大柱还是摊煎饼,不过现在不只在山脚下摊了,他注册了个商标,叫“卡佳煎饼”,在山脚下租了个小门面,还雇了两个人。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好几百个。
我还是不太会说中文,经常闹笑话。前几天我去菜市场买“土豆”,说成了“偷肚”,卖菜的大爷愣了半天,问我:“闺女,你偷谁肚了?”
大柱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回家笑了我一晚上。
不过他也没好到哪儿去。前几天他学俄语,想说“我爱你”,对着手机学了半天,张嘴来了句“呀,尿尿你”。我笑得肚子疼,他臊得三天没跟我说话。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的,有时候也吵架。我嫌他袜子乱扔,他嫌我做饭太咸。吵完了,他就去摊两个煎饼,一个加辣一个不加辣,往我面前一放:“吃不吃?不吃我喂狗了啊。”
我就抢过来吃。
他蹲在旁边看我吃,嘿嘿傻笑。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那天在泰山上绊了一跤,撞翻了他的煎饼摊,我现在会在哪儿呢?大概还在莫斯科,被我妈逼着相亲,见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男人,一边抱怨一边将就。
现在呢,我每天早上被他妈做的疙瘩汤香醒,晚上跟他一块儿数当天的营业额,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数得手指头都黑了。
前阵子我妈又打电话来,说想我了,让我回去住俩月。我说行,大柱也跟着去。
我妈在电话那头乐:“来吧来吧,我给你们腌好酸黄瓜了!”
大柱在旁边喊:“妈!能带点煎饼过去不?我怕俄罗斯没卖的!”
我妈骂他:“你就知道吃!”
挂了电话,大柱搂着我肩膀,说:“卡佳,你说咱这日子,是不是有点儿像做梦?”
我说:“像。但是做梦挺好,别醒。”
他说:“醒啥醒,我好不容易娶个媳妇,打死我也不醒。”
说完他又去摊煎饼了,一边摊一边哼歌,这回哼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调还是跑得姥姥家去了。
我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晒着太阳,嗑着瓜子,看着他忙活。
山顶的日出好看,可山脚下的日子,也挺好。
日子过得快,转眼又到了秋天。泰山上的叶子红得跟火似的,山脚下那条街也热闹起来了,卖糖葫芦的、卖烤地瓜的、卖手工姜糖的,一家挨一家,吆喝声能从天亮喊到天黑。大柱的门面房就在街中间,两间小平房,外间摊煎饼,里间堆杂物,门口支了块黑板,上面用白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卡佳煎饼,五块一个,加蛋六块,加肠八块”,旁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给大柱他妈熬药,然后骑电动车去培训机构上课。下午回来帮大柱看店,主要是收钱。他这人算账不行,五块加六块他能给你算成十二,加肠加蛋他脑子就乱了,恨不得掰手指头。我来了之后买了台二手收银机,他死活不用,说那玩意儿麻烦,不如直接扔钱盒子里省事。结果钱盒子里乱七八糟,钢镚儿纸币团成一堆,晚上数钱的时候光分拣就得半小时。
我说:“赵大柱,你能不能把五块的放一格,十块的放一格?”
他挠头:“那万一有人给七块呢?”
“谁会给你七块?”
“万一呢?”
我气得不想跟他说话。后来我想了个招儿,在钱盒子里分了四个格,贴上标签,画了图案,五块画个圈,十块画个棍,二十块画朵花。他这才勉强照着放。放了两天又乱了,因为有个大爷给了他一张二十的,他非说是十块,非找人家十块,人家说“你找错了”,他说“没错没错,十块的”,人家拿过来一看,上面明明白白印着“20”,他愣了半天,说:“这数儿咋长这么像?”
大爷乐了:“大柱,你这眼神儿,摊煎饼能看清火候不?”
大柱还挺有理:“摊煎饼看啥火候?凭感觉!”
这事儿被隔壁卖糖葫芦的老孙笑话了半个月。老孙是个精瘦的老头,嘴损,天天拿大柱开涮。大柱也不恼,俩人斗嘴跟说相声似的,一个捧一个逗,街坊邻居都爱看。
这天中午,我正帮大柱收摊,来了个姑娘,二十出头,长头发,大眼睛,背着个双肩包,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大柱抬头一看,乐了:“哟,小周,你咋来了?”
姑娘叫周小曼,是隔壁街奶茶店的老板,前阵子大柱帮她修过水管,一来二去就熟了。小曼笑嘻嘻地走进来,说:“柱哥,我来给我姐们儿要个煎饼,她昨儿吃了你家的,说香得不行。”
大柱一边摊煎饼一边问:“你姐们儿哪儿的?”
“济南的,来这儿旅游。”小曼趴在柜台上看大柱摊煎饼,眼睛亮晶晶的,“柱哥,你这手艺真是绝了,我姐们儿说比济南那些大店都好吃。”
大柱嘿嘿笑:“那是,咱这酱料是祖传的。”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有点儿不得劲儿。也说不上为啥,就是觉得小曼看大柱那眼神儿,太亮了,亮得有点儿过。
小曼拿了煎饼走了之后,我假装不经意地问:“这姑娘常来?”
大柱说:“还行吧,隔三差五的。她那人挺逗,老跟我斗嘴,说我摊的煎饼不够脆。”
“那你怎么说?”
“我说你懂啥,这叫软糯!”
我“哦”了一声,没再问。可心里那根刺儿,扎上了。
接下来几天,小曼来得更勤了。有时候买煎饼,有时候不买,就站在门口跟大柱聊天。聊啥呢?聊抖音上那些段子,聊哪家店的烤鱼好吃,聊最近上映的电影。我在旁边插不上嘴,我中文说快了就秃噜,而且她说的那些网红店、明星、综艺节目,我压根儿没听过。我只能闷头收钱,钱盒子里的钢镚儿被我码得整整齐齐,五块的摞一沓,十块的摞一沓,跟银行柜台似的。
大柱也没觉出不对劲,他还跟以前一样,该说说该笑笑,小曼走了他还跟我说:“这丫头,嘴贫得很,跟老孙有一拼。”
我说:“我看她对你挺有意思。”
大柱愣了:“啥意思?”
“你说啥意思?她对你有意思!”
大柱乐了:“拉倒吧!人家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能看上我?她管我叫叔!”
“她可没叫你叔,她叫你柱哥。”
大柱挠了挠头,不笑了,看着我:“卡佳,你吃醋了?”
我扭过头:“没有。”
他凑过来:“真没有?”
“真没有!”
他嘿嘿笑了两声,回去继续摊煎饼,一边摊一边哼歌,这回哼的是《好汉歌》,调儿倒是没跑,就是词儿全是他自己编的:“大河向东流哇,卡佳吃醋真好看哇,嘿嘿嘿嘿真好看哇……”
我抄起个鸡蛋就砸了过去。他脑门上顶着蛋液,还乐:“你看你看,急了吧!”
我气得三天没搭理他。他呢,天天晚上给我端洗脚水,一边端一边贫:“卡佳同志,今天想吃啥?红烧肉?糖醋鱼?你说,我明天去买!”
我不理他,他就蹲旁边给我捏脚,劲儿大得跟揉面似的,捏得我嗷嗷叫。他妈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说:“大柱,你轻点儿!那是脚,不是猪蹄子!”
第四天,小曼又来了。这回我没给好脸,她跟我打招呼我装没听见,转身去里间收拾东西。她站了一会儿,自觉没趣,买了两个煎饼走了。
大柱追进来问我:“你咋不理人家?”
我说:“我凭什么理她?”
大柱叹了口气:“卡佳,我跟你说实话吧。小曼这姑娘,确实对我有那么点儿意思。她前阵子跟我提过,说她爸妈催她找对象,她看着我还行,问我愿不愿意处处。我当时就回绝了,我说我有对象了,就是卡佳。她说那算了吧,就是跟我开个玩笑。”
我瞪他:“你咋不早跟我说?”
“我寻思这有啥好说的?她又没咋地,就是小姑娘闹着玩。再说了,我赵大柱是那种人吗?我要是那种人,我能四十多还打光棍?”
我想想也是。这人虽然嘴贫,但心里有数。我气消了大半,但还是绷着脸:“那你以后少跟她贫。”
“行行行,不贫了。”他凑过来,“那今晚能吃红烧肉不?”
“吃啥红烧肉!吃煎饼!”
“得嘞!加俩蛋!”
我噗嗤一声笑了。
这事儿过去之后,我多了个心眼。我寻思着,我在泰安虽然扎了根,但说到底是个外国人,中国话说不利索,本地话更听不懂,街坊邻居跟我聊天,十句我能听懂三句就不错了。以前觉得没啥,反正有大柱在。可现在一想,万一哪天大柱不在呢?我总不能靠他一个人跟全世界打交道吧?
我跟大柱商量,我想去上个中文培训班,好好学学。大柱说:“你天天跟我练不就得了?”
我说:“跟你练?你教我的全是你摊煎饼那套,什么‘加肠不加’‘辣子多放’‘五块找零’,我考试考这个?”
大柱乐了:“那也行啊,考煎饼果子八级,你准过。”
我气得拧他耳朵。
后来我还是报了个班,每周二四六晚上去学中文。老师是个退休的语文老师,姓李,特别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平舌翘舌分得门儿清。班里有七八个学生,有韩国的、越南的、俄罗斯的,还有个法国的。法国那哥们儿叫路易,学中文是为了追一个中国姑娘,天天捧着束玫瑰花来上课,把李老师气得够呛:“路易!这是课堂!不是相亲角!”
我在班上算学得快的,因为我有语言环境。大柱天天在我耳边叨叨,我不想学都不行。学了一个月,我能跟街坊邻居简单聊天了。隔壁卖糖葫芦的老孙看见我,问:“小卡,今儿吃了吗?”
我说:“吃了,煎饼。”
老孙竖大拇指:“好家伙,这中文,地道!”
我美得不行,回家跟大柱显摆。大柱正在揉面,头都没抬:“那是,我媳妇,能差了?”
我正美着呢,大柱他妈的腰扭了。
那天早上他妈去院子里喂鸡,脚底下绊了一下,当时就站不起来了。大柱吓得脸都白了,背着老太太就往医院跑。我在后头跟着跑,鞋都跑掉了一只。到了医院一检查,腰椎间盘突出,得卧床休息,不能下地干活,至少一个月。
老太太心疼钱,说不住院,回家躺着。大柱拗不过她,开了药带回家了。可问题来了,老太太不能下地,谁做饭?谁喂鸡?谁收拾院子?
大柱说:“我呗。”
我说:“你摊煎饼咋办?”
大柱挠头:“那就不摊了呗,伺候我妈要紧。”
我想了想,说:“你摊你的,家里我来。”
大柱看我,眼神跟看外星人似的:“你?你会啥?”
“我会学!”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学。先学喂鸡。大柱他妈躺床上指挥:“那鸡食,麸子拌菜叶子,菜叶子得剁碎了,麸子得用温水拌,不能太稀,稀了鸡吃了拉稀。”
我剁菜叶子剁得案板咣咣响,麸子拌得满手黏糊糊。鸡倒是给面子,呼啦啦围上来抢着吃。老太太在床上喊:“小卡,你看那只芦花鸡!它老抢别人的!你把它撵远点儿!”
我冲着芦花鸡喊:“你!走!远!点!”
芦花鸡压根不理我。我连喊带比划,芦花鸡歪着脑袋看我,一副“你谁啊”的表情。大柱在旁边笑得直拍大腿:“卡佳,你跟鸡讲啥外语?它听不懂!”
后来我学精了,拿根小棍儿,看谁抢就扒拉谁。鸡不抢了,我自己倒是摔了个跟头,鸡食洒了一身。大柱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他妈也笑,笑得腰疼,哎哟哎哟直叫唤。
再学做饭。大柱他妈口述,我实操。第一顿做疙瘩汤,老太太说:“面得一点点加水,搅成小疙瘩,别搅成大面团。”我加水加猛了,搅出一盆面糊糊。老太太说:“得,摊煎饼吧。”我说:“我不会啊!”老太太说:“让大柱摊。”
第二顿学炒土豆丝。老太太说:“先切片,再切丝,丝要细,匀溜。”我切出来的土豆丝,粗的粗,细的细,有的像筷子,有的像牙签。大柱下工回来一看,说:“哟,这土豆丝好,有创意,粗的是薯条,细的是粉丝,一举两得。”
我拿锅铲敲他脑门。
不过我这人有个好处,学东西快。折腾了一个礼拜,疙瘩汤能搅出均匀的小疙瘩了,土豆丝能切得跟火柴棍儿差不多了,炒出来虽然卖相一般,但味道还行。大柱他妈吃了两天,跟我说:“小卡,你炒的菜,比你大柱哥炒的好吃。”
我美得不行。大柱不乐意了:“妈!您胳膊肘往外拐!”
老太太说:“拐咋了?人小卡天天伺候我,你干啥了?你就知道回来吃现成的!”
大柱没话说了,闷头扒饭。
月底的时候,老太太能下地了。她拄着拐棍儿在院子里遛弯,看看鸡,看看菜地,看看晾衣绳上的衣服,跟我说:“小卡,你刚来那会儿,我寻思着,这洋媳妇能待住吗?肯定得跑。现在我知道了,你跑不了。”
我问为啥。
老太太乐了:“因为你傻。你傻得实在,跟我家大柱一个样。”
我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是夸我还是骂我。晚上跟大柱学,大柱说:“夸你呢!我妈夸人就这样,说你傻,那就是把你当自家人了。”
我说:“那她夸你啥?”
大柱说:“她夸我二。”
我笑得不行。
日子就这么过,乱七八糟的,热热闹闹的。煎饼摊一天能卖二三百个,我教课一个月能挣四千多,大柱他妈身体也硬朗了,天天去村口跟老太太们打牌,赢了就买斤猪头肉回来加菜,输了就骂人家出老千。
我以为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了,结果又出了档子事儿。
那天下午,大柱接了个电话,脸色变了。我问他咋了,他不说,闷头抽烟。他平时不抽烟的,只有遇上难事儿才抽。我抢了他的烟掐了,逼问他。
他憋了半天,说:“我爸那边的老宅子,要拆了。”
大柱他爸死得早,留下一处老宅子,在村东头,三间破瓦房,好些年没人住了。大柱他妈改嫁之后,宅子就一直空着。现在镇上搞开发,要征那块地,给补偿款。
我说:“拆就拆呗,给钱还不好?”
大柱说:“钱倒是不少,给四十多万。但是我叔我大爷他们都蹦出来了,说那宅子有我爷爷的份儿,得平分。”
“你爷爷不是早没了吗?”
“没了归没了,宅基地的证上写的是我爷爷的名儿。我叔说,我爷爷的遗产,儿子们都有份儿,我爸没了,他那份儿得我来继承,但是我得把爷爷那部分拿出来跟叔伯们分。”
“那得多少?”
“我叔算的,说四十万里面,我得拿出来二十万给几个叔伯分。”
我脑子嗡了一下:“凭啥?那宅子是你爸的,你爸没了就是你的,跟你叔有啥关系?”
大柱挠头:“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农村的事儿,不能光讲理,还得讲情。我叔我大爷都六十多了,在村里辈分高,我要是不给,他们能天天堵门骂我不孝。”
“那就给?”
“我不想给。”大柱闷声说,“那钱我想留着,给你在城里买套小房子,付个首付。你总不能跟我一辈子住这三间瓦房吧?”
我愣了。这人,平时抠门抠得要死,袜子破了洞都舍不得扔,补补接着穿。现在居然想着给我买房?
我说:“我不稀罕城里的房子,我就稀罕你这三间瓦房。”
大柱看了我一眼,眼圈红了。他这人轻易不掉泪,但是那会儿,他眼眶子红了。他赶紧扭过头,假装擤鼻涕,嘴里嘟囔着:“这破天气,风大,迷眼了。”
最后这事儿咋解决的呢?大柱他妈出马了。老太太拄着拐棍儿,把大柱他叔他大爷叫到家里,炖了一锅鸡,炒了四个菜,摆了一桌子。酒过三巡,老太太说话了:“他叔,他大爷,那宅子的事儿,咱们掰扯掰扯。当年大柱他爸走的时候,你们哥儿几个谁管过我们孤儿寡母?大柱他爸的医药费,是我卖了两头牛凑的。大柱上学交不起学费,我挨家挨户借,你们谁借给我一分了?”
叔伯们不说话了。
老太太接着说:“现在要拆了,你们想起那是老爷子的宅子了。行,要分也行,咱先把旧账算算。大柱他爸那会儿看病欠的钱,你们谁替他还过?没有吧?那好,这四十万,先还当年的饥荒,剩下的咱再分。”
叔伯们面面相觑。最后大柱他叔先开口了:“嫂子,别说了,那宅子我们不要了,你们自己留着吧。”
大柱他大爷也跟着点头:“对,不要了不要了,当年是我们不对,对不住你们孤儿寡母。”
老太太没松口:“不要可不行。该咋分咋分,咱按规矩来。你们一人拿两万,剩下的归大柱。多了我不要,少了你们也别闹。”
最后叔伯们一人拿了两万,大柱落了三十多万。拿到钱那天,大柱非拉着我去看房。我说不看,有那钱不如把煎饼店扩大一下。大柱说不行,媳妇得住好房子。
我俩犟了半天,最后各退一步。钱分了三份,一份存着给老太太养老,一份扩了煎饼店,还剩一份,大柱死活要给我买了个金镯子。
我说:“你傻啊?金镯子能戴出去吗?我天天帮你看店,沾一身面糊糊,戴个金镯子像话吗?”
大柱说:“那咋不像话?我媳妇,就得戴金的!”
我拧不过他,买了。戴了三天,嫌碍事,撸下来放抽屉里了。大柱发现了,不乐意,非要我戴上。我戴上了,他乐了,说:“好看。”
我说:“哪儿好看了?跟暴发户似的。”
他说:“暴发户咋了?我就暴发户,我乐意。”
行吧,戴就戴着。后来有一回我和面的时候,金镯子掉面盆里了,我捞出来洗了半天,镯子缝里全是面。大柱看见了,又乐:“你看,这镯子多实在,还能当擀面杖使。”
我拿擀面杖追了他三条街。
注: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