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个案子讲的是一位78岁的深圳老人张三，在妻子生病卧床时认识了年轻女子柳如烟，后来有了私生子。九年间，他瞒着妻子陆续转给对方700多万元。妻子去世后，子女发现这笔钱，老人想把钱要回来，却两次败诉。
法院认为：钱是他自愿给的，不属于“被逼”；而且只有他妻子本人才有权讨回，老人自己没资格告自己。
这个案子提醒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不能随便动，婚外情的代价远超想象，法律只看证据不看过错。守住婚姻底线，才是最“值钱”的选择。
一、律所里的八旬老人：皱巴巴的流水单与700万的“糊涂账”
2023年深秋的深圳，福田区一家律所的会客室里，空调温度调得稍高，却仍挡不住78岁张三身上的落寞。他拄着那根用了二十年的红木拐杖，坐下时动作迟缓，得用手撑着扶手慢慢往下滑。怀里揣着一沓用塑料袋仔细裹着的银行流水单，纸页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毛，上面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每一笔都指向同一个名字——柳如烟。
“袁律师，您帮我看看，这钱……还能要回来不？”张三开口时，声音很轻，带着老人特有的颤音，浑浊的眼睛里没什么神采，只有提起“钱”时，才闪过一丝慌乱，“那700多万，哪是靠死工资能攒下的——我90年代初就来深圳了，一开始跟着老乡倒腾建材，后来自己注册了深圳恒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那时候深圳到处搞基建、盖楼盘，我咬牙拿下了几个市政工程和大型楼盘的建材供应合同，比如早年福田区的几个住宅小区，光这几笔生意就赚了近千万，算是攒下了真正的第一桶金。
2000年后建材生意稳定了，我没再亲力亲为，而是雇了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自己只持股拿分红，每年分红最少也有四五十万。买房也不是两套，是陆续在福田、南山买了4套住宅和1套商铺，最早买的福田那套才几千块一平方，现在市价都涨到八九万一平，光每月租金就有三万多；我是公司法人，从开公司起就一直交社保，后来到了年龄，每月能领近八千的退休工资。
另外，我还把部分闲钱投了信托和私募，早年买的几只蓝筹股这些年也涨了不少，算下来家里总资产差不多有2000多万，这700多万只是其中一部分。早些年家里的银行卡、股权证、理财合同全由我一人管，赵梅性子软，又不懂这些，从不过问。
直到近几年我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密码都记不住，子女才帮着打理部分账户，这才把这笔钱的事给翻了出来。赵梅生前总跟我说，‘这些钱是给儿女应急、给孙辈读书用的’，哪想到我一时糊涂，竟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了外人……”
袁诗芳律师接过流水单，指尖触到纸页上的潮气——老人手心总出汗，又怕流水单弄湿，才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原告张三，1945年生；若要起诉的被告柳如烟，1989年生，两人相差44岁，事儿的核心是这九年里张三给柳如烟的706.22万元。
“张叔，您先慢慢说，这些钱是怎么一笔笔给出去的？”袁律师递过一杯温茶水，尽量把语速放慢。
张三端着杯子，手微微晃了晃，茶水没洒出来，却也没喝几口。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2013年认识的她，那时候赵梅已经中风卧床快一年了，我每天在家擦身、喂饭，夜里总睡不着，就想出去遛遛。有天在小区门口，看见柳如烟扛着个大行李箱，累得直喘气，我就上前搭了把手，她那时候才二十多岁，说自己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没亲人，我就多了句嘴，后来就慢慢熟了。”
说到2015年柳如烟说怀孕，张三的头垂得更低了：“我第一反应是躲，怕赵梅知道了气坏身子，怕儿女骂我老不正经，更怕街坊邻居背后说闲话。柳如烟哭着说‘我不要名分，就想把孩子生下来，不麻烦您家里’，我心一软，就应了。”
“2015年她说要买房，说总不能让孩子生下来住出租屋，我就转了280万；2017年孩子上幼儿园，她说要存点钱给孩子读书，我又转了50万；2019年她说想开个小超市，不用总伸手跟我要，我又给了120万……剩下的都是零碎钱，有时候她微信说‘孩子要交兴趣班费’，有时候我去看孩子，觉得孩子穿得薄，就主动转点钱让她买衣服。”
张三说着，声音越来越小，“那时候总想着，只要她不闹到家里来，给点钱能稳住这事，等孩子再大些，我就慢慢断了联系。可去年赵梅走了，儿女整理银行卡时发现了这些流水，跟我谈了好几次，我这才慌了，这钱是我跟赵梅的共同财产，我哪有资格自己做主给外人？”
袁律师听完，没立刻说能不能要，而是耐心解释：“张叔，有几点得跟您说清楚。第一，这些钱是您和赵梅婚后攒的，不管是您做生意赚的，还是房租、理财收益，都算两人共有的，您一个人说了不算，不能随便给别人；
第二，要是想主张这钱给得无效，按规矩，原则上应该由赵梅阿姨本人来主张。现在赵梅阿姨不在了，您和子女作为继承人，需要先通过继承程序明确各自对这笔钱享有的份额，然后才能就赵梅阿姨的份额部分去主张权利；
第三，柳如烟要是说这钱是孩子的抚养费，法律也认，毕竟孩子是您的，您有养孩子的义务。”
张三愣了愣，好半天才明白：“意思是……赵梅不在了，我和儿女还得先分清楚她的遗产份额，才能去告？可这钱是我们俩的啊！”
“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得看证据，比如您能不能证明是柳如烟逼您给的钱，或者超出抚养费的部分，还是有争取的可能。”袁律师说。
张三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攥紧了拐杖：“袁律师，您帮我试试吧，就算要不回全部，也得给儿女一个交代，给赵梅一个交代。”
就这样，袁律师接受了委托，帮张三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赠与无效，让柳如烟返还706.22万元。可没过多久，一审判决下来了，法院驳回了张三的所有请求，理由是：张三不是主张赠与无效的适格主体，且没有证据证明是被胁迫给钱，反而流水记录和柳如烟提交的聊天记录，都能看出钱是张三自愿给的。张三拿着判决书，好几天没睡好，又找到袁律师，坚持要上诉。
袁律师心里清楚，此案翻盘希望渺茫。在法律战场上，张三先生“被逼”的感觉无法量化，而九年持续转账的银行流水和温情脉脉的聊天记录，却构成了铁证如山般的“自愿”。
她向张三解释道：“张叔，在司法实践中，要证明这种‘软刀子’式的胁迫极为困难。
法官更看重客观证据呈现的行为模式。您持续九年的主动关心和转账，在法庭上构成了几乎不可逆转的‘自愿’证明。您常说的‘心里害怕’与法律要求的‘证据充分’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为了上诉能有更多筹码，张三在家翻箱倒柜找证据，最后在衣柜最底层的旧木盒里，翻出了比银行流水更关键的东西——几张柳如烟写的收条，有的写着“今收到张叔给付孩子抚养费5万元”，有的写着“收到张叔资助超市款项20万元”，落款日期从2016年到2021年都有，字迹娟秀，每一张都叠得整整齐齐。
这些收条是当年柳如烟在几次大额转账后主动写的，当时她还笑着说“张叔，我写个条给您，您拿着放心，每一笔我都记着呢”，现在张三才明白，她哪是让自己放心，分明是提前留证据，证明这些钱是自己自愿给的“资助”和“抚养费”，不是借的，以后想往回要都难。
他把这些收条藏得这么深，就是怕赵梅发现，赵梅身体本来就不好，要是知道自己在外有孩子、还给了这么多钱，怕是能气出大病。
二、九年转账背后：从“偷偷补偿”到“家庭难安”
“您当初藏这些，是怕赵梅知道？”袁律师看着收条问。
张三点点头，声音有些沙哑：“赵梅身体不好，哪敢让她知道这些事？柳如烟起初确实表现得知情达理，但后来也曾说过‘孩子总不能一直没个名分’、‘你总不能让我们母子一直这么躲着’之类的话。
这些话像软刀子，让我既内疚又害怕，只能一次次用钱来换取暂时的安宁。我总想着，等孩子上小学了，我就跟柳如烟说清楚，以后只给孩子抚养费，别的钱不给了。可越拖越久，越陷越深，到最后自己都没法收场了。”
这事的爆发，是在2022年9月赵梅去世后。子女们帮着整理遗物，大儿子张军在书房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银行卡，去银行打流水时，看到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当场就懵了，他今年58岁，刚从国企退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往外流；小女儿张莉55岁，常年在家附近的社区做志愿者，平时最孝顺父母，看到流水单时，当场就抹起了眼泪。
家里没吵得鸡飞狗跳，却比吵架更让人难受。张军把流水单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坐在张三对面，半天没说话，最后只叹了口气：“爸，这700万里，有我妈省吃俭用存下的退休金，有我们小时候您答应留给孙子上学的钱……您让我们怎么跟小辈解释？这钱是您和我妈一辈子的心血，不是大风刮来的。”
张莉坐在旁边，一边给张三削苹果，一边轻声说：“爸，我不是怪您，就是心疼我妈，她走之前还跟我说，‘你爸年纪大了，手里得留着钱，别让人骗了’，您说您这……”
邻居们也隐约知道了这事，有时候张三在小区遛弯，能听见背后有人小声议论，他只能赶紧拄着拐杖往家走。夜里看着赵梅的遗像，他总觉得心里发慌，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还是决定找柳如烟谈谈，让她把钱还回来。
可柳如烟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那天张三去了柳如烟的出租屋，开门的是柳如烟，怀里抱着7岁的儿子小远——孩子眉眼间跟张三年轻时有几分像，怯生生地躲在柳如烟身后，不敢说话。
“张叔，您怎么来了？”柳如烟请他坐下，倒了一杯白开水。
“那钱……你得还给我。”张三没绕弯子，“那是我跟你阿姨的共同财产，我没资格给你。”
柳如烟愣了一下，随即红了眼睛：“张叔，您这话讲得没良心。这些年我没找过您家人，没跟您要过名分，就靠您给的钱养孩子。孩子感冒发烧，半夜都是我一个人抱去医院；他上幼儿园，别的小朋友有爸妈送，他只有我——您现在说要把钱要回去，孩子怎么办？他也是您的亲生儿子啊！”
“可那钱不是我一个人的！”张三急了，声音提高了些。
“您当初给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这是共同财产？”柳如烟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打印的微信聊天记录，递给他，“您看，2018年孩子生日，您说‘孩子生日，我转2万给你，带他买个蛋糕，再买身新衣服’；2021年我超市进货不够，您说‘别着急，我再给你打20万，不够再跟我说’——哪一句是我逼您的？”
张三看着聊天记录，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他发的，可他还是嘴硬：“我那是怕你闹到家里来，才不得不给的！”
“我什么时候闹过？”柳如烟的声音也高了，“您要是觉得我逼您，您当初怎么不报警？怎么还年年来看孩子？”
吵到最后，也没吵出个结果。张三摔门而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接着告，一定要把钱要回来。
三、庭审对峙：“被逼给钱”还是“自愿付出”？
二审开庭那天，深圳中院的法庭里很安静。张三坐在原告席上，由袁律师代理；柳如烟抱着小远坐在被告席上，身边也跟着律师——孩子穿着蓝色的校服，手里攥着个奥特曼玩具，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远处的张三，眼神里满是陌生。
庭审一开始，袁律师就直奔主题：“审判长，张三给柳如烟的700多万，是他和妻子赵梅的共同财产。夫妻婚后的财产是两人共有的，不管谁赚的，都得一起商量才能动，张三没跟赵梅说，就把钱给了柳如烟，既占了赵梅的财产份额，也不符合公序良俗，这钱应该要回来。”
柳如烟的律师立刻反驳：“首先，这里面有一大半钱不是‘白给’的——280万购房款是为了给孩子一个住处，50万是孩子的教育费，120万是孩子的生活费，这些都是张三作为父亲该给的。法律规定，非婚生的孩子和婚内的孩子一样，父亲有抚养义务，这部分钱是法定要给的，不能要回去。”
“其次，就算有部分钱是额外给的，也该是赵梅来要，不是张三。”柳如烟的律师拿出一沓证据材料，包括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件、孩子的学费单、医疗费票据，“按规矩，只有夫妻里的另一方——也就是赵梅，才有资格说这钱给得不对。现在赵梅不在了，张三自己是给出去钱的人，没资格告自己当初给错了。”
这话让张三坐不住了，他想站起来说话，被袁律师轻轻按了按胳膊。他还是忍不住开口，声音有些急：“我是被逼的！2020年中秋节前，她给我发短信说‘孩子想爷爷，要不我带他去家里看看阿姨？’，我当时魂都吓没了，赶紧转了五万块钱让她带孩子去旅游……这难道不是胁迫吗？”
“审判长，我没有！”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哭腔，她的律师立刻递上之前准备好的证据，“这些是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件，上面每一条都能证明，张三是主动给的钱——2016年孩子住院，张三转了10万，还说‘多给孩子买点营养的’；2020年张三生日，还主动转了1万给我，说‘辛苦你带孩子了’——这些都不是逼的。”
法官仔细对比了转账时间与聊天记录，发现几次大额转账都发生在家庭重要节点前后，如赵梅病情加重或子女回家探亲时。法官当庭询问张三：“为什么在这些时间点频繁转账？”张三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
法官翻看了证据材料，问张三：“你说柳如烟逼你，有什么证据吗？比如有人能证明，或者有录音、录像？”
张三愣住了，支支吾吾半天：“没有……那时候她都是口头说的，我没录下来，可我真的是被逼的！”
休庭时，袁律师递过一杯温水给张三，轻声说：“张叔，法律上的‘胁迫’需要具备严重的威胁性，且证据要充分。柳如烟这些‘软刀子’式的话，法官很难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胁迫。而您持续九年的主动关心和转账，在法庭上构成了强大的‘自愿’证据。就算您真的觉得被逼，没证据的话，法院也没法认。”
张三接过水杯，手还是在晃，他看着法庭外的阳光，突然说：“袁律师，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四、终审判决与尾声：700万要不回，丢了的“晚节”更难寻
半个月后，二审判决下来了。法官在法庭上宣读判决时，张三的手一直攥着拐杖，指节都泛白了，却没再像之前那样急着说话，只是静静听着。
“本院认为，张三在与赵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系与柳如烟的婚外情及抚养非婚生子女小远，向柳如烟支付案涉款项，这一点有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件、孩子的抚养费支出凭证和当事人陈述能证明。”
“关于张三说自己有资格要回钱的问题：只有夫妻中的另一方，也就是赵梅，才有资格主张这种赠与无效。现在赵梅已经去世，虽张三主张其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但鉴于其本人系处分行为的实施者，在配偶去世后，其再以自身行为损害配偶财产权益为由主张无效，于法理逻辑上存在矛盾，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三说‘被胁迫给钱’的问题：张三没提供证据证明柳如烟胁迫他，反而九年里持续转账、主动关心孩子生活的行为，能看出他是自愿的。一审法院驳回他的请求，没什么问题。”
最后，法官敲下法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235元，由张三负担。”
走出法院时，柳如烟抱着小远，跟张三说了句：“张叔，我不是要占您的钱，就是想让孩子能好好生活。以后您想来看孩子，随时跟我说。”
张三没说话，只是看着小远挥着奥特曼玩具的背影，慢慢转过身，拄着拐杖往前走。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孤单——700万没要回来，他更怕的是，儿女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层说不清的隔阂。大孙子考研需要钱，女儿婉转地说“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不敢再动爸的老本了”。一句话，让张三彻夜难眠。赵梅的遗像摆在客厅，他每次路过，都不敢多看一眼。
这个案子结束后，袁律师跟所里的年轻律师聊起时，总说：“这个案子里，张三先生试图用金钱来平衡婚内婚外两个家庭，最终却失去了两个家庭的安宁。法律可以判断财产的归属，却无法修复情感的裂痕。”
他花700万想掩盖婚外情的秘密，却在妻子去世后，被儿女发现真相；他想通过讨回钱来弥补对家庭的亏欠，却忘了法律认的是“证据”和“规矩”，不是“后悔”。而柳如烟，虽然赢了官司，保住了钱，但并未感到轻松。她带着小远搬了家，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问起“为什么没有爸爸”，她不知如何回答。这笔钱，注定要伴随着一生的议论和孩子的身份困惑——这场纠纷里，没有真正的赢家。
其实，张三的悲剧本可以避免。如果他在妻子卧床时，把“孤单”化成多陪妻子说说话的耐心，而不是找外人排解；如果他第一次想给柳如烟钱时，就明白“婚外情没有回头路”；如果他能早点跟儿女坦诚自己的过错，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世上没有后悔药，700万买不来赵梅的原谅，也换不回儿女曾经的信任。
对普通人来说，这个案子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提醒：
一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能随便动。要是发现配偶偷偷给“第三者”转账、买房，务必第一时间收集证据：立即对配偶名下所有银行卡进行流水取证，重点筛查备注为“抚养费”“购房款”等敏感字眼的转账；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录屏公证，以固定完整对话上下文，防止对方删除。
因为只有您作为配偶，才有资格起诉要回钱，而且必须在您首次发现转账后的三年内主张权利，为防止对方提出时效抗辩，在发送律师函等主张权利时，务必使用可留存凭证的方式（如公证送达）。别等对方不在了，才想起要维权，到时候可能就晚了。
二是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有明确标准，但并非固定公式。不管孩子是否婚生，父母均有抚养义务。抚养费数额优先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诉至法院的，法院将根据子女实际需要、父母负担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判决。
实践中，对于有固定收入者，常参考月总收入的20%～30%确定一个子女的抚养费，但此比例非绝对上限。对于收入过高者，可能低于此比例；对于低收入者，可能参考当地人均消费支出。
如支付方对已付或未来应付金额有异议，可另行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请求法院重新核定。务必留存学费、医疗费等支出凭证，以防与“赠与”混淆。
最后想说的是：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存款有多少，而是彼此的忠诚；家庭里最难得的，不是财富有多厚，而是相互的信任。一时的冲动，可能要付出一辈子的代价。与其在事后想“补救”，不如在一开始就守住底线——对婚姻忠诚，对家庭负责，这才是最“值钱”的人生选择。
【风险提示】
本案基于真实司法案例改编，人物姓名、转账时间等细节已做文学化处理，仅供法律科普参考，不构成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
若发现配偶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如大额转账、购房赠“第三者”等），务必第一时间固化证据：立即对配偶名下所有银行卡进行流水取证，重点筛查敏感转账；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录屏公证；对易灭失的证据（如口头承诺录音）可申请公证处保全。
主张“擅自赠与无效”的适格主体仅限配偶本人：若配偶已去世，其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父母、子女）需达成一致意见或通过继承诉讼明确份额后，方可共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如果继承人之间能商量好，就可以去办继承公证；
要是商量不拢，就得打官司走继承诉讼，确认份额后再主张权利；而且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3年内”起诉，为防止对方提出时效抗辩，在发送律师函等主张权利时，务必使用可留存凭证的方式（如公证送达）。
区分“抚养费”与“赠与”：非婚生子女抚养费优先由父母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根据子女需要、父母负担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判决。超出合理部分若没明确说是“抚养费”，可主张为“擅自处分共同财产”；如支付方对抚养费金额有异议，可另行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请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核定。需留存抚养费支出凭证（如学费单、医疗费票据），避免被认定为“赠与”。
遇到此类纠纷，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婚姻家事律师：当婚姻的信任基石出现裂痕，法律是最后的防线。在您犹豫是否要摊牌前，请先完成三件事：
1. 不动声色地完成核心证据固定；
2. 冷静评估家庭资产总况；
3. 寻找一位值得信赖的婚姻家事律师进行秘密咨询，制定全盘策略。明确诉讼主体、证据效力、赔偿范围等关键问题，避免因不懂法律程序或证据不足，导致自身权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