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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另一种写法:10后与20后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中国?

“80后羡慕90后,现在所有人都该羡慕10后和20后了。”这句话在几年前听起来像是调侃,如今却获得了数据层面的某种支撑。

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有关失业率给出的数据是,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在17.2%,25-29岁7.3%,30-59岁3.9%。

如果把当前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到2100年,一项基于队列成分法的人口学预测给出的数字是:总人口降至约4.6亿。

这几乎是一场在几代人生命周期内完成的结构性翻转,那时候的失业率将是怎样的数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0后和20后将迎来人口红利期”的说法才值得认真对待,也值得认真拆解。

这里的“红利”不是1980年代那种劳动力无限供给、抚养比极低、经济只要放开就能起飞的人口红利。

而是一种反向的、结构性的松绑:当同龄人变少,一部分过去需要激烈争抢的东西,会变得不那么拥挤。

但松绑从来不是均匀发生的,它有清晰的受益者,也有沉默的代价承担者。10后和20后拿到的,不是一张可以躺赢的支票,而是一份条件苛刻的合约。

教育:门在变宽,但好门仍然窄

人口下降最直观的“红利感”,首先出现在教育赛道,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时,全国出生了1883万个孩子;2025年只有792万,不到前者的一半。

这批“缩水”的队列正一级一级往上走:先让幼儿园空出来。

2025年全国幼儿园从25.33万所降至23.19万所,一年净减少2.14万所,在园幼儿少了358万;小学紧随其后,2025年招生比上年少约155万人,普通小学一年减少约8000所。

乡镇小学开学时一个班十来个孩子、校长扫一眼就能数全的场景,已经从新闻变成了日常,这对于10后和20后来说,“有学上”这件事正在从焦虑清单上被划掉。

生育高峰时学位紧到排队摇号的焦灼,确实在退潮;义务教育阶段的兜底保障会变得更稳,生均校舍、图书、实验室资源有改善的空间。

学校也有余力去做那些在“人多”时代被挤掉的东西:社团、劳动教育、心理辅导。这是真实的、可感知的改善,不应该被轻易否定。

但如果把“教育红利”理解为“升学竞争自动消失”,那就是把结构性问题误读成了总量问题。

竞争的本质从来不只取决于考生总数,还取决于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以及家庭在单个孩子身上的投入强度。

北京海淀的妈妈不会因为全国出生人口下降就少报一个补习班;好学校拼的是好老师、管理经验、一届一届攒下来的学风,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学生少了一半就自动扩散到每一所学校。

所以,10后和20后在教育上真正拿到的“红利”,是平均资源的改善和兜底确定性的上升,而不是头部竞争的消失。

普通学校的学位会变得不那么紧张,但好学校、好老师的争夺仍然会以更精细、更昂贵的方式延续。门槛降低不等于梯子变短。

就业:岗位比人多,但“好岗位”的逻辑没有改变

就业端的“人口红利”在逻辑上更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多于新进入的人,找工作的空间就会扩大。

2024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683万,而新进入市场的青年劳动力在数量上并不足以填补这个缺口。

日本的今天常被拿来作为参照:2025年春季日本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0%,官方解释无非就是人口在减少、在变老,岗位比求职者多。

但“岗位比求职者多”这句话需要加一个限定语:多出来的是哪些岗位。

人口减少是一把双刃剑,它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减少了消费者和客户。岗位跟着人走,哪个行业的客户在流失,哪个行业就不会再招人。

与此相对,客户在增加的行业正在吸收从收缩行业溢出的人力,养老、护理、康复、社区服务这些过去“没人抢、也不太有人愿意干”的领域,正在成为就业的增量所在。

这对10后和20后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择业逻辑转变:“好找的工作”和“好工作”之间的重合度,可能比他们的父辈想象的要低。

人口下降会让他们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不会自动把他们送进那些收入高、稳定性强、社会评价好的位置。

那些位置仍然要抢,而且竞争者是在一个更小的同龄人池子里被筛选出来的、家庭投入更密集的一批人。

人工智能的介入让这个图景更加复杂:程序化、标准化岗位面临替代压力,而需要情感交互、现场应变和复杂判断的岗位反而获得了技术难以替代的韧性。

因此10后和20后的就业红利,大概率不在“回到过去那种好工作”的意义上,而在“一个收缩的劳动力市场里,人的相对议价能力在部分领域上升”的意义上。

住房与资产:学区房溢价的坍塌,是红利还是清算

如果说教育和就业的红利是“松绑”,那么住房领域的“人口红利”则更接近一场资产逻辑的清算。

学区房过去二十年暴涨的底层公式极其简单:孩子多、学位少、家长肯砸钱,生育高峰年代,北京海淀万柳一套44平方米的“老破小”可以卖到985万,单价22.4万/平方米。

这些数字不是房子本身的价值,而是“学位稀缺性”的证券化定价,而当出生人口在不到十年间腰斩,这个公式的分子端开始松动。

深圳八卦岭的部分房源成交单价跌破4万,跌幅超过60%,多校划片和教师轮岗进一步拆解了“买房=上名校”的确定性,学区房的“溢价清零”不再是一个预测,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定价过程。

对于10后和20后来说,他们成年后面对的住房市场,将是一个“居住本质”回归的市场。

三四线城市和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房产,面临的不只是价格调整,而是流动性本身的枯竭,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来承接存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轻松拥有住房,人口向核心城市和都市圈集聚的趋势不会因为总量下降而逆转,恰恰相反,收缩时代的资源集中效应往往更剧烈。

少数核心城市的优质地段仍然有支撑,而多数普通城市的房产将褪去投资属性,变成纯粹的消费品。

10后和20后的“住房红利”,不在于房子变得多便宜,而在于他们不必再在一个被人口峰值推高的资产泡沫顶部入场,不必用三十年的负债去购买一个附着在学位上的稀缺性幻觉。

谁的红利,谁的账单

把以上几条线索放在一起,10后和20后所面对的“人口红利期”的真实面貌就清楚了:它是一种结构性松绑与结构性负担并存的局面。

同龄人变少,意味着在教育和入门级就业上,拥挤程度下降、兜底确定性上升、部分资产的泡沫被挤出,但与此同时,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抚养比最沉重的一代人之一。

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3亿,占总人口23%;预计到2030年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

据分析估算,2024年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已降至39.2%,交钱的人相对变少、领钱的人持续变多,这个等式不会因为10后人数少就自动平衡。

所以,与其说“所有人都该羡慕10后和20后”,不如说他们拿到了一张条件截然不同的牌。

他们不必再像80后、90后那样,在一个人口峰值构筑的拥挤赛道上,用最高的杠杆去争夺被稀缺性定价的资源。

但他们也必须在一个人口结构头重脚轻的社会里,承担起赡养上一代人、维持经济运转、并在一个总量收缩的环境中重新定义“好生活”的责任。

红利不是自动兑现的礼物,它需要教育系统真正从“有没有学上”转向“上的学好不好”;需要劳动力市场在数量松绑的同时完成技能和产业的重新匹配;

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在抚养比恶化之前找到可持续的均衡点,也需要每一个家庭放弃“孩子少了就自动轻松”的幻觉,把资源从无效内卷中抽出来,投向真正不可替代的能力和关系。

10后和20后的有生之年,将见证中国人口从14亿向一个远低于此的均衡水平滑落。

而这个过程里,拥挤会减少,稀缺会转移,泡沫会清算,负担会重新分配。

所谓“羡慕”,如果指的是他们不必再挤同一扇门,那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指的是他们可以因此走一条更轻松的路,那大概是把一代人的结构性处境,误读成了一张个人彩票。

人口变化给不了任何一代人一条更轻松的路,它能给的,只是一个提醒:别在一条正在变窄的路上,花最多的力气。

参考资料: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统计微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