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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临终前一道密诏,为何让赵高李斯连夜改掉?

公元前210年七月,沙丘平台。盛夏的闷热笼罩着这座远离咸阳的离宫,而比天气更令人窒息的,是车内那具已经无法开口的躯体——千古一帝秦始皇,驾崩了。
他死前留下了什么?一道赐给长子扶苏的密诏。诏书上只有短短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是让远在上郡监军的扶苏赶回咸阳,主持自己的丧事。在那个时代,这七个字的分量,群臣都读得懂——让谁主持葬礼,就是让谁继承帝位。
然而,这道决定帝国命运的诏书,被一个人扣在了手里。

这个人叫赵高,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说白了,皇帝的玉玺和诏书都经他的手,所有正式诏令必须经他盖印才能发出。秦始皇“书已封”,但“未授使者”——诏书封好了,还没来得及派人送出,皇帝就死了。于是,这道密诏落在了赵高手中。
赵高没有犹豫太久。他找到了第一个人: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此时随行在侧。赵高曾教他书法和律令,两人关系亲近。赵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皇帝单独赐书给扶苏,就是要立他为帝。你若不争,将来扶苏登基,你什么都不是。胡亥默许了。
但赵高清楚,光有胡亥不够。要完成这场篡改,必须有一个人点头——丞相李斯。
李斯是什么人?他是秦朝制度的缔造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重臣。没有他的配合,仅凭一个中车府令和一个皇子,根本压不住随行百官和各地郡守。赵高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找到李斯时,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击中了李斯最致命的软肋。
赵高对李斯说了什么?核心只有一层意思:你的丞相之位,全靠秦始皇的信任。但扶苏信任的是蒙恬,不是李斯。扶苏一旦即位,蒙恬必然取代你的位置。你当初因《谏逐客书》被重用,但你在朝中树敌众多,扶苏身边的蒙氏兄弟早就视你为眼中钉。如今皇帝已死,诏书在我手中,扶苏尚不知情。你我联手,拥立胡亥,富贵可保;不联手,你自己掂量。
李斯沉默了很久。他后来同意了。
于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沙丘之谋”就此展开。三个人关起门来,做出了两个关键动作:第一,“破去”秦始皇赐扶苏的原诏,也就是销毁那道密诏;第二,“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意思是,伪造一份由丞相李斯“接受”的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注意这个细节的巧妙之处:原诏是秦始皇给扶苏的私人诏书,而伪造的诏书则变成秦始皇在沙丘当着李斯的面“口授”的遗命。前者是父子私信,后者是朝廷正式遗诏。前者只有赵高知道内容,后者有丞相背书。
更狠的是,他们不仅改了继承人的名字,还给扶苏发了一道“赐死诏”。诏书以秦始皇的口吻,指责扶苏“为人子不孝”,命其自杀;指责蒙恬“为人臣不忠”,同样赐死。使者带着伪诏赶到上郡,扶苏看完,当即就要拔剑自尽。蒙恬拦住他,说这诏书来得蹊跷,应该先向皇帝确认。扶苏摇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父亲赐儿子死,还有什么好请示的?然后自杀了。

扶苏至死都没有想到,那道决定他命运的诏书,根本不存在。
而此时的沙丘,秦始皇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为了掩盖尸臭,赵高让人在车上装了一石鲍鱼,“以乱其臭”。整支车队照常行进,百官照常奏事,宦官照常在车中“批准”奏章,一切都像皇帝还活着一样。一直走到咸阳,他们才正式发丧。
胡亥登基,是为秦二世。赵高被任命为郎中令,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人。而李斯呢?他以为自己保住了相位,但仅仅一年多后,赵高就设计将他下狱,以谋反罪处死。李斯被腰斩于咸阳,临死前想和儿子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打猎,再也不能够了。
回头看这场篡改,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它的“可行性”之高。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突然病倒,死时只有胡亥、赵高和几个贴身宦官在场。李斯当时就守在旁边,是现场唯一的政府高官。密诏封好后,尚未发出。赵高掌控着符玺,李斯掌握着行政权,两人合谋,等于同时控制了诏书的“内容”和“发布渠道”。这道密诏从存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发不出去。
但李斯为什么同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贪生怕死能解释的问题。从制度上看,秦朝的权力交接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太子制度。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始终没有正式册立太子。扶苏作为长子被派去上郡监军,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秦始皇“恶言死”,不愿面对继承问题。李斯作为丞相,面对的是一个权力真空:皇帝死了,没有太子,谁来继位?按照什么规则继位?这种制度上的不确定性,给了赵高钻空子的空间。

两千年后,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书《赵正书》被整理公布。这部比《史记》更早的文献,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秦始皇临终前主动召见李斯,商议立嗣之事,李斯推荐了胡亥,秦始皇说“可”。按照这个版本,胡亥继位完全是合法的,根本没有“篡改密诏”这回事。
两个版本,孰真孰假?学界至今争论不休。但无论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有一点是确定的:那道被赵高截留的密诏,以及它被“破去”的那个夜晚,成了中国帝制时代第一次成功的宫廷政变模板。从此以后,每一个没有明确继承规则的皇权交接,都会重演“沙丘”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