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如星火燎原，孟德斯鸠以《论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法治与政体理论的根基，成为当之无愧的启蒙巨匠。

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提出，“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气候相匹配，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从未踏足东方的思想家，仅凭手中的二手文献，就基于法律、国民性格与政治制度等层面，对日本给出了尖锐到近乎苛刻的评价。

那么问题来了，孟德斯鸠眼中的日本，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指出，“专制政体下，法律的本质是君主意志的延伸，而非维护社会公平，这样的法律，只会让民众陷入恐惧，而非敬畏。”

因此，他毫不留情地给日本的法律下了定论：

在这个国家极端残暴，几乎所有罪行都以死刑论处，惩罚无关公平正义，核心只是为君主复仇。这里几乎所有罪行都被判处死刑，因为违抗像日本天皇这样伟大的君主（注：其实是以幕府将军为首的统治阶层）本身就是滔天大罪。

Geoffrin夫人的沙龙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在图中

坦诚说，孟德斯鸠的批判绝非空穴来风。

因为在德国医生恩格尔伯特·肯普弗（1651—1716）的《日本志》中记载的真实案例，便是其得出这一结论的核心依据。

1668年，德川幕府发布了《武家诸法度》《町人诸法度》，显著强化了等级秩序与刑罚严苛性。

据日本史料记载，江户町的一名平民，街头赶路时不慎触碰了幕府将军德川家纲的轿子，随行侍卫未等其辩解便当场将其斩杀，随后抄家，将其妻子、子女共5人株连流放至北海道荒岛，终身不得返回。

当然更令人震撼的，当属1673年京都的“家纹案”。

一名布料商人因为疏忽，误将印有德川幕府家纹“三叶葵”的布料卖给了平民。被邻居举报后，幕府町奉行所当即判处其全家火刑，店铺被焚烧殆尽，就连隔壁知情未报的邻居也被杖责30大板、流放到了四国岛。

除此之外，肯普弗还在书中指出，当时日本连偷窃一文钱、辱骂上级、擅自佩戴武士刀具等轻微罪行，均会被判死刑，其残酷程度远超同时期的欧洲各国。

要知道，孟德斯鸠所处的18世纪上半叶，欧洲虽然叶保留着死刑，却仅适用于谋杀、叛国等重罪，大多数轻罪多以罚金、监禁论处，这种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

江户时代的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鸠还敏锐地指出了日本法律的“无力性”：

残暴的刑罚无法约束人性，反而会让民众对死亡习以为常，甚至通过自杀、仇杀反抗，最终形成‘越残暴越无序’的恶性循环。

这一论断，在1689年江户“町人仇杀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两名町人因生意纠纷结怨，其中一人被辱骂后，持刀将对方杀死再自杀；按照当时的法律，凶手已死无需追责，受害者家属不满判决，便联合亲友杀死凶手家人，最终引发连锁仇杀，造成12人死亡，幕府出动兵力才得以平息。

1634年的“键屋之辻决斗事件”，更是“无力性”的绝佳佐证。

冈山藩藩士河合又五郎因求爱被拒，杀死了藩主宠爱的小姓渡边源太夫后脱藩逃亡；渡边的哥哥渡边数马为复仇，联合姐夫在伊贺国键屋之辻埋伏，刺杀了河合又五郎。

这场复仇持续了5个小时、死伤惨重，而幕府的处置却十分矛盾——既未严惩复仇者，也未追究事件根源，反而默认了“私刑复仇”的合理性。

江户时代的日本

以上种种，完美印证了孟德斯鸠的判断——严苛的法律不仅无法约束民众，反而让“私仇”取代了“律法”，让整个社会陷入无序暴力的泥潭。

法律的残暴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背后是整个日本国民性格的扭曲与异化。对此，孟德斯鸠看得比任何人都透彻，他始终认为，“国民性格本质上是环境与制度的产物，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必然会被扭曲，形成矛盾的人格。”

在论述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时，孟德斯鸠用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词——“变态”。当然，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贬义，而是指一种“异化”的矛盾：

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既轻生重死，动辄以自杀践行“荣誉”，又充斥着无意义的仇杀与暴力，将死亡美学化、暴力制度化。

在《论法的精神》中，他进一步描述这种性格：

他们固执、任性、怪异，敢于直面一切危险与不幸，却又在压迫中逐渐丧失了正常的人性。他们将“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却又将残暴当作“正义”，这种矛盾，正是专制压迫的直接结果。

江户时代的日本

坦诚说，这种矛盾性格并非孟德斯鸠的主观评判，两个有据可查的真实案例，能清晰勾勒出当时日本社会的精神底色。

第一个是1638年岛原起义结束后，德川幕府对基督徒的迫害，这一事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长崎商馆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在《日本旅行记》中。

当时，德川幕府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严禁基督教传播。于是，岛原地区的信徒们旋即发动了反抗迫害的武装起义。

起义失败后，幕府展开疯狂报复——不仅处死所有起义者，还在全国范围内搜查信徒，拒绝放弃信仰者，均被处以“钉十字架”“火烤”等酷刑。

据荷兰商馆记载，仅半年时间就有超过2万人被处决，其中不乏老人、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信徒被当众投入火山口，而幕府却将这种残暴视为“维护秩序的必要手段”。

坦诚说，这正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残暴性”的直接体现。

岛原起义形势图

第二个案例便是1703年的“47浪士事件”，这也是江户时代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

当时，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因不堪德川幕府高家肝煎吉良上野介的羞辱，冲动之下拔剑伤人，而幕府法律明确规定“幕府内拔剑是死罪”，浅野被迫剖腹自杀。

他手下的47名武士为了给主公复仇，隐姓埋名两年，最终攻入吉良上野介的宅院，砍下其人头祭拜浅野，随后集体剖腹自杀，以践行“忠义”与“荣誉”。

更令人震撼的是，剖腹在当时的日本被视为“体面的死亡”，有着严格的仪式感——若无“介错人”（帮忙斩首减少痛苦的人），剖腹者最快需要6小时、最长可达72小时才能毙命，但仍有无数武士主动选择这种极端方式。

资料显示，切腹的47名武士当中，12人因介错人失手，忍受数小时痛苦才死去，却始终未发一声怨言。

这种“为荣誉赴死”的执着，正是孟德斯鸠所定义的“性格异化”的产物——在长期的专制压迫下，民众无法通过合理途径宣泄情绪，只能以极端方式表达反抗或顺从。

电影《忠臣藏》剧照

除此之外，江户时代武士的“辻斩”习俗，同样能凸显这种性格的矛盾——武士为测试新刀锋利度，会在十字路口埋伏，随意斩杀流浪者、贱民，美其名曰“试刀”，即便被官府发现，也能以“对方无礼”为由免于处罚。

据肯普弗《日本志》中的记载，仅1670年一年，江户街头就有超过30名平民死于“辻斩”——这种无意义的暴力，与对上级的绝对顺从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印证了孟德斯鸠对日本国民性格的精准判断。

法律的残暴、性格的异化，根源都指向了日本的政治体制与封闭政策，二者相互裹挟、彼此强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腐朽。

孟德斯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政体的核心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封闭则会让这种权威走向腐朽，最终拖垮整个国家。”

在他的政体分类中，日本被明确归为“专制政体”——社会秩序完全依赖君主的绝对权威与严苛刑罚，而非法律与道德的约束。

同时，他还强烈批判日本推行的锁国政策，认为这种封闭性加剧了专制的腐朽，让日本与世界脱节，无法实现真正的进步。

江户时代的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锁国政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德川幕府初期以后逐步走向了极端。

1612年，幕府首次发布禁教令，禁止传教士在直辖领地传教；1613年，禁教令扩大至全国，驱逐传教士、关闭教堂。

在1633—1639年间，德川幕府先后发布五次锁国令，最终确立彻底的锁国体制：

禁止所有日本船只驶往海外，禁止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严禁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商人来到日本，仅保留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的商馆，作为唯一的对外交流渠道。

孟德斯鸠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旅行记，摸清了日本锁国政策的具体脉络与细节，从而进一步批判道：

封闭会让一个国家丧失进步的动力，民众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思想僵化，最终沦为专制君主的附庸。

事实上，锁国确实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专制困局。幕府为维护统治，不仅禁止对外交流，还严格控制国内思想，严禁任何可能威胁统治的言论与行为，甚至平民的出行、职业选择，都被严格限制。

1641年，幕府下令“町人不得擅自离开所在藩国，出行需提前向藩主申请批准”，这一规定被严格执行，一名大阪町人因私自前往江户探亲，被发现后判处流放，终身不得返回故乡。

《坤舆万国全图》里的中国和日本

锁国政策下，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被严格禁止，这一案例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长崎商馆医师详细记录在日记中。

1720年，幕府虽放宽部分禁书限制，却仍严禁涉及政治、宗教的西方书籍；一名京都学者因为私下收藏西方天文书籍以及研究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定为“异端”，判处流放至北海道，其收藏的书籍全部被焚烧。

更严苛的是，幕府禁止平民使用西方传入的望远镜、钟表等物品，认为这些“异域器物”会动摇民众对幕府的忠诚。

这种封闭保守的做法，让日本逐渐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完美印证了孟德斯鸠“封闭加剧腐朽”的判断。

而讽刺的是，幕府试图通过禁教和锁国消除外来威胁，却事与愿违。

基督教信徒并未被彻底消灭，反而转入地下形成秘密组织，不断反抗幕府统治。1651年，长崎地区发生了地下基督教信徒起义。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也让幕府意识到，严苛的专制统治无法彻底消除反抗。

更加严峻的是，长期的锁国政策，让日本错过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科技、经济逐渐落后于欧洲。直到明治维新后，这一困局才得以缓解。

日本开国后，抵达横滨的各国商船

孟德斯鸠对比了欧洲君主立宪制与日本专制政体，指出了日本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制衡机制”——“君主（德川幕府）独断专行，法律沦为统治工具，民众失去自由与权利，这样的国家，无论如何严苛，都无法长治久安。”

这一判断，在德川幕府统治后期得到了充分印证：严苛的专制与封闭环境，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引发倒幕运动。

1868年，德川幕府统治彻底崩塌，日本正式进入明治维新时期。

孟德斯鸠对日本的评价，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对日本的认知。

在他之前，欧洲人对日本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东方神秘岛国”的模糊印象；而孟德斯鸠通过《论法的精神》，将日本塑造成了“专制、残暴、矛盾”的形象，使其成为启蒙思想家探讨“专制政体弊端”的核心范本。

孟德斯鸠曾说：“评价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是看它如何标榜，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民众，看法律是否真正保障自由。”

由此可见，他对日本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专制政体的批判，是对“法律应顺应人性”的坚守。

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发生于日本的案例，相继提出了“法律应顺应人性”“政体需有制衡机制”“封闭必然走向腐朽”等观点，进一步推动了启蒙运动的深化与蔓延，为近代西方法治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法国1989年孟德斯鸠诞辰300年精制纪念币

如今再回望孟德斯鸠跨越时空的评价，我们不必纠结于其是否存在西方偏见，更应看到其背后的核心启示：

任何一个国家，若失去制衡、陷入封闭、漠视人性，即便依靠严苛的手段维持一时的秩序，最终也会走向衰败。

这或许就是这位启蒙巨匠跨越百年，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