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道德经》所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痛，损不足而奉有余”，这句话在权力场尤其适用。

在中国互联网上，一直有人有这样一种认知，太监作为皇权的延续，专打地方豪强，经常被拿来举例子的是明朝的魏忠贤死，明朝亡，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凛然被看做江南士绅的克星，但真实的历史残酷得多，相比于啃硬骨头，权力在更多的时候都会拿软柿子开刀。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努尔哈赤的毕生成就，可能就是“建州人参商会会长”兼“建州女真联盟荣誉盟主”，当人参生意能给努尔哈赤带来的收益见顶，他将面对的，就是集团内部成员对存量利益的争夺。

一旦走到这一步，努尔哈赤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了，第一是在力量尚不够的情况下强行劫掠辽东，第二是暴力镇压内部有意见的建州女真部落，无论哪一种，都是死局。

但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却给了努尔哈赤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他的一系列操作，不但让努尔哈赤的死局被盘活了，还帮助了努尔哈赤集团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蜕变：建州女真，这个地处边陲人员稀少的民族，开始学会吸纳汉人加入自己集团了。

如果没有学会吸纳汉人，满清集团入关定鼎天下就是痴人说梦，那个帮助满清集团完成这一关键跨越的人，叫高淮，是个收矿税的太监。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人参在努尔哈赤“创业路”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如果没有人参贸易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利益，努尔哈赤的“十三副遗甲”，断不可能变成日后的八旗铁骑。

很多人说努尔哈赤能站住脚是因为辽东总兵李成梁扶持，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李成梁到底是怎么扶持的努尔哈赤，今天，必要先把这个话题讲明白。

大家能看到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扶持体现在军事层面的“十三副遗甲”，但这并不是李成梁对努尔哈赤扶持的关键，李成梁对努尔哈赤最主要的扶持其实是体现在经济上，默许努尔哈赤可以超敕书范围在辽东马市上进行贸易。

当时，明廷规定关外女真各部，需按照敕书规定额度，在抚顺、开原马市上进行贸易，当然，也不是说关外女真各部想与关内贸易只有这一条路，但除开马市的贸易就只能是走私，风险高，利润低。

本来，努尔哈赤部落只有敕书20张，这是很少的份额（建州女真部一共500张，女真部落一共1500张）。

但渐渐地，李成梁对于努尔哈赤超敕书份额贸易这件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抛开那些脑洞大开的阴谋论，其实更朴素原因非常简单，努尔哈赤能给李成梁分钱呗。

当时东北地区最能拿的出手的硬通货就是人参了，努尔哈赤少年时期曾因家庭贫困与弟弟一同采人参为生，可以说，他是能跑通整个人参“产业链”的人。

有了这个优势，努尔哈赤给李成梁当小弟就很容易了，因为他们在一条“产业链”上，努尔哈赤负责人参的种植、采集、加工，然后卖给李成梁，李成梁再高价卖往关内，没有哪一个军阀会跟钱过不去，李成梁和努尔哈赤就这样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在人参贸易上赚到钱后，努尔哈赤兼并建州女真各部的过程也会变得容易，因为只要加入努尔哈赤的这条“人参贸易链”，就能分利益，这不比劫掠辽东那种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刀口舔血搞钱的性价比高多了？

因为有人参贸易能带来持续而稳定的利益，努尔哈赤得以持续壮大。

但当李成梁、努尔哈赤和建州女真各部都在为人参贸易带来的那点收益而喜笑颜开时，一场规模大几十倍的贸易，正在东南沿海上演，而围绕那份“大钱”的争斗，却意外影响了这群在关外赚小钱的人的生活。

隆庆开关以来，江南士绅在海上贸易中赚到了数不清的银子，积累了海量财富。

万历年间，明廷因为三大征而陷入了财政困境，急于找钱的皇帝自然将目光对准了富庶的江南，于是大名鼎鼎的江南矿税事件爆发。

万历皇帝派太监到江南征收所谓矿税，征税太监指田为矿，肆意摊派，搞得江南地区民怨沸腾，甚至激起民变，最终在多名收税太监被活活打死后，此番江南征税行动虎头蛇尾。

江南的士绅、商户、百姓，在抗税问题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商户组织百姓抗税，甚至直接打死收税官员，而后在朝廷的江南士绅官员们再利用舆论武器，放大收税太监的贪婪、残暴，让替万历皇帝在江南收税的太监不但肉体上被消灭，还得在精神上被羞辱。

江南士绅这套组合拳打得万历皇帝没有太多办法，但是税还是得收，本着蚊子腿也是肉的原则，一些太监将目光对准了辽东。

辽东本是明帝国的边防重镇，虽然辽河平原还算肥沃，但富庶程度远远比不上江南，只靠辽东一地财税根本无法承担繁重的边防开支，正常逻辑下，朝廷应该从内地转移支付来维持辽东的防务。

但想钱想疯了的太监却想从这里搞出钱来。

太监是皇权的延续，其所有行为的唯一的准则就是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所以不要幻想太监做事会有底线。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太监高淮以矿税使的身份来到辽东，为了能多弄些钱，高淮无所不用其极，商贾、店户、茶酒，无税不收，所有辽东人丁，不问贫富一概收三两银子丁税，富户更是反复摊派，催收。

高淮不仅对民间敲骨吸髓，甚至把手伸向了军队，高淮甚至强行征收了军中战马，再强迫将士花钱把自己的马买回来。

高淮的横征暴敛让本就不发达的辽东经济雪上加霜，一开始辽东军民也试图通过正规途径弹劾高淮，但一方面高淮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因为高淮确实为万历皇帝弄到了钱，对于这些弹劾，万历皇帝选择性忽略。

万历皇帝的纵容让高淮更加肆无忌惮，他借着为皇帝收税的名义在辽东大肆敛财，搞得辽东经济彻底崩溃，中产之家大量破产，本就不多的富户被逼举家搬迁。

高淮的残酷剥削最终引发了大规模兵变，万历皇帝不得已召回了高淮，此事才告一段落。

高淮虽然离开了辽东，但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却再难恢复，很多时候，你的灾难反而是别人的机会，被高淮搞乱的辽东帮助努尔哈赤完成了关键的蜕变。

高淮来到辽东前，努尔哈赤已经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整合，关于这一切李成梁整体上是默许的，因为当时的海西女真整体实力强于建州女真，即便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也还远没到能够威胁明廷在辽东统治的程度。

而后，李成梁被调走，手上已经有些筹码的努尔哈赤开始对海西女真各部发起军事行动。

本来，辽东的明军对女真各部是保有军事优势的，此时的辽东，即便没有李成梁坐镇，明军的整体实力也在努尔哈赤之上，当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开始对海西女真下手时，辽东明军就该有所行动了。

但此时的辽东明军被高淮搞得死去活来，将士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欠响的问题，而是连马匹、军械等得拿去换钱来交高淮的税，这样的明军，哪还有精力去管什么努尔哈赤做大，努尔哈赤做大后的威胁是以后的事，如今的辽东明军连明天怎么过都不知道。

高淮来到辽东前，虽然努尔哈赤已经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但其影响力还局限在辽东边缘地区，核心区的辽河平原，还掌握在汉人手中，汉人的富户、生员和军户依旧能维持一套系统，这套系统所能爆发出的战斗力在努尔哈赤刚刚建立的建州女真部落联盟之上。

原本的努尔哈赤对辽东汉人统治区的影响力是不大的，但自高淮乱辽以来，大量活不下去的辽东百姓，投奔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则给出三年免税的优待政策。

努尔哈赤因此吸纳了大量人口资源，投奔努尔哈赤的辽东汉人，带去了大量的生产技术，帮助努尔哈赤集团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更要命的是，不少辽东军户也因为活不下去而投奔努尔哈赤，这样一来，努尔哈赤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

建州女真作为一个边陲小族，人口规模是其永远的硬伤，本来民族界限清晰，出身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所能折腾的上限也就那么大了。

但高淮的“神助攻”，让努尔哈赤打通了民族界限，从此刻开始，努尔哈赤政权开始摸索与汉人合作的方式。

如何让汉人百姓给自己耕种，如何让汉人武装为自己打仗，靠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满清政权最终得以横扫天下。

东汉开国不久，一向以宽仁著称的光武帝刘秀因为“度田”一事连杀十多位朝廷要员。

“度田案”的原委不复杂，地方豪族与朝廷官员勾结，少报土地，少交税，光武帝刘秀本就出身豪族，他承认豪族已经成为当时天下最重要社会势力的事实，所以他没像书呆子王莽一样试图通过收回天下土地这种“大手笔”一次性消灭豪族，他给豪族定下的规矩是：当豪族不是罪，豪族可以有钱，但是得多交税。

让有钱人多交税，是一个社会的理想模式，享受了最多社会红利的群体，承担最大社会责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实社会情况却往往正好相反，享受最大社会红利的群体，往往有办法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少交税，甚至不交税，而权力的铁拳又往往欺软怕硬，能够通过权力真正让最有钱的一群人乖乖交税的情况，古今中外，皆是少数，更常见的结果是，没能享受到社会红利的群体，因为没有社会资源去斡旋而不得不承受更大的代价。

高淮乱辽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万历皇帝向江南和辽东都派了收税的太监。但是由于江南士绅势力大，敢组织百姓直接打死收税的太监，打死收税太监后，朝中东林党官员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太监死了白死，不但白死，还能背负恶名。

而辽东军民在朝中势力小，所以一路被太监压制，只能乖乖交税，最后忍无可忍反抗，还得背上“反贼”的骂名。

而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享受红利的人长期拒绝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运行的基座早晚会崩塌，明廷的资源错配，一次又一次给满清送去意想不到的的惊喜，那套畸形的体制，最终拖垮了大明，却养肥了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