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少年：苦读求道的 “儒门弟子”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年），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南丰）的一个儒学世家，曾巩降生。曾家世代研习儒学，祖父曾致尧曾任尚书户部郎中，以 “清廉刚正” 闻名；父亲曾易占历任太常博士、知袁州，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作为家中长子，曾巩自幼便在浓郁的儒学氛围中成长，三岁时便由母亲吴氏教读《论语》，五岁能诵《诗经》，八岁已能撰写千字短文，被邻里称为 “南丰神童”。
少年曾巩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严格教导。曾易占不仅要求他精读儒家经典，更注重培养他 “经世致用” 的理念。有次曾巩读《孟子・梁惠王上》，对 “五十步笑百步” 的典故产生疑惑，曾易占没有直接解答，而是带他到田间观察农夫劳作，指着因 “耕作方法不同” 导致的 “丰歉差异” 说：“治理百姓如耕种田地，方法不当则民生困苦，看似努力实则无用，这便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 这番话让曾巩恍然大悟，也让他从此明白：“读书不是为了科举功名，而是为了造福百姓。”
南丰地处赣东山区，文风虽盛却资源有限，曾巩为求学问，常常步行数十里向当地宿儒请教。十二岁时，他听闻邻县有位隐居的老学者藏有《昌黎先生文集》（韩愈文集），便带着自己撰写的《六论》登门求见。老学者见他年幼却谈吐不凡，又读了他文中 “以韩柳为宗，重道轻文” 的观点，深受感动，不仅将文集借给他，还亲自为他讲解韩愈 “文以载道” 的文学主张。这次经历，让曾巩确立了 “以古文为载体，传承儒家道义” 的文学追求。
庆历元年（1041 年），二十三岁的曾巩赴京应试，却因 “文风不符合当时科举浮华的审美” 而落第。好友欧阳修安慰他：“你的文章重道崇实，只是时机未到。” 曾巩却并未气馁，他回到南丰后，更加潜心研究古文，还创办了 “兴鲁书院”，教授乡邻子弟研读儒家经典与韩柳古文。在书院里，他提出 “读书先明义理，作文必求务实” 的教学理念，反对学生追求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文风。几年间，兴鲁书院培养出数十名学子，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北宋的官员与学者，曾巩也因此在江南地区赢得了 “南丰先生” 的美誉。
汴京识贤：古文运动的 “笃实追随者”
庆历六年（1046 年），曾巩再次赴京应试，这次他带着自己多年撰写的古文作品，专程拜访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完他的《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被文中 “推崇韩柳、主张文以载道” 的观点深深打动，不禁感叹：“此人可谓‘韩柳之亚’，若能加入古文运动，必能为其注入新的力量！” 欧阳修当即邀请曾巩加入自己倡导的古文运动，还将他推荐给王安石、苏轼等文人，曾巩由此正式踏入北宋核心文坛。
在欧阳修的指导下，曾巩的古文创作日益成熟。他主张 “文以明道，道以济民”，认为文章的价值在于 “传递儒家道义，解决现实问题”，反对当时文坛上 “辞藻堆砌、内容空洞” 的骈文风气。他的《怀友一首寄介甫》《与孙司封书》等作品，语言质朴却逻辑严谨，既阐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建议，很快在文坛上产生影响。王安石曾评价他的文章：“南丰之文，如苍松劲柏，看似朴素却风骨凛然，读之能让人明辨道义、不忘民生。”
然而，曾巩的科举之路依然坎坷。庆历六年、皇祐元年（1049 年）两次应试，他均因 “文风过于质朴，不符合考官审美” 而落第。面对挫折，曾巩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作文不为科举，而为明道济民。若为功名而改变文风，纵得高官，亦失本心。” 直到嘉祐二年（1057 年），欧阳修担任科举主考官，大力推崇古文，曾巩才终于考中进士，此时他已三十九岁，比同期考中的苏轼、苏辙兄弟年长近二十岁。
中进士后，曾巩被授予太平州司法参军，负责审理案件。在任上，他坚持 “以儒家道义为准则，以民生疾苦为考量” 的断案原则。有次审理一桩 “盗牛案”，盗贼因家境贫寒，为给母亲治病而盗窃耕牛，按律当判重刑。曾巩调查后，不仅为盗贼减免刑罚，还自掏腰包帮助其母亲治病，并安排盗贼到官署做工偿还牛主损失。他在《太平州司法参军厅记》中写道：“断案非为惩罚，而为教化；为官非为权势，而为安民。” 这番话，成为他一生为官的准则。
地方理政：务实为民的 “父母官”
嘉祐五年（1060 年），曾巩调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当时越州遭遇严重旱灾，农田龟裂，百姓颗粒无收，甚至出现 “人相食” 的惨状。曾巩到任后，没有急于向上级请功，而是第一时间深入乡村调研，发现当地不仅缺乏粮食，还存在 “豪强囤积居奇、官吏贪腐赈灾款” 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曾巩制定了三项紧急措施：其一，开仓放粮，但要求 “按人口定量发放，禁止豪强多领”，他亲自到粮仓监督，确保每一粒粮食都发放到贫民手中；其二，打击囤积居奇，规定 “商人粮食售价不得超过市场价的三成，违者没收全部粮食”，同时组织商人从外地运粮，缓解粮荒；其三，兴修水利，组织百姓开挖沟渠，引鉴湖水灌溉农田，为来年春耕做准备。在他的努力下，越州的灾情得到有效控制，仅用三个月便让百姓恢复正常生活。离任时，越州百姓自发在鉴湖边为他立 “曾公碑”，刻下 “曾公治越，救民于水火” 的字样。
熙宁二年（1069 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齐州当时治安混乱，“盗贼横行，百姓夜不敢出”，前任知州多次治理却毫无成效。曾巩到任后，没有采取 “严刑峻法” 的方式，而是先深入盗贼聚集的山区，了解他们为盗的原因 —— 大多是因 “赋税繁重、失去土地” 而被迫为盗。
为此，曾巩采取 “剿抚并用” 的策略：一方面，加强治安巡逻，逮捕 “屡教不改的惯犯”，依法惩处；另一方面，为贫困盗贼提供土地，教授他们耕作技术，让他们 “靠劳动谋生”。他还改革齐州的赋税制度，减免贫民的赋税，严惩贪污赋税的官员。不到一年，齐州的治安便焕然一新，“盗贼绝迹，百姓夜不闭户”。他在《齐州杂诗序》中写道：“治盗之本，在于治贫；安民之本，在于减税。若百姓有田种、有饭吃，谁愿为盗？”
在齐州任上，曾巩还注重文化建设。他重修济南名士轩，收集整理历代济南名士的诗文，编撰《齐州名士集》；他疏浚大明湖，修建 “北渚亭”，邀请苏轼、苏辙等文人前来饮酒赋诗，留下了 “济南山水甲齐鲁，明湖秀色甲济南” 的名句。在他的治理下，齐州不仅成为 “治安模范州”，还成为北宋的文化胜地。
编校史书：严谨治学的 “儒者学者”
熙宁五年（1072 年），曾巩因 “治政有方、学识渊博”，被召回汴京，任馆阁校勘，负责编校皇家藏书。当时北宋皇家藏书因 “年代久远、保管不善”，存在 “篇章错乱、文字讹误” 的问题，尤其是《战国策》《说苑》等史书，错误百出，严重影响学者研究。
曾巩上任后，制定了严格的编校流程：第一步，广泛搜集不同版本的史书，包括民间藏本、地方进献本，进行对比；第二步，对书中的疑难字词、历史典故进行考证，查阅《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确保准确性；第三步，对错乱的篇章进行整理，按照 “时间顺序、内容逻辑” 重新编排；第四步，撰写 “校勘记”，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与依据。
在编校《战国策》时，曾巩发现书中 “苏秦合纵” 的记载与《史记》不符，且不同版本的《战国策》记载也存在差异。为了考证真相，他不仅查阅了《竹书纪年》《战国纵横家书》等典籍，还专程到洛阳拜访史学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终于厘清 “苏秦合纵” 的真实时间与过程，修正了《战国策》中的错误。他编校的《战国策》，成为后世最权威的版本，直到今天仍被学者广泛使用。
熙宁十年（1077 年），曾巩升任史馆修撰，负责编纂《五朝国史》（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历史）。编纂过程中，他坚持 “实事求是” 的原则，不美化统治者，不隐瞒历史真相。例如，在记载宋太宗 “烛影斧声” 事件时，他既收录了 “太宗弑兄夺位” 的说法，也收录了 “太宗合法继位” 的说法，并注明 “此事尚无定论，留待后人考证”，展现出严谨的史学态度。
在馆阁任职的十年里，曾巩编校了《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十余部典籍，撰写了《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校勘记，这些著作不仅为后世研究古代典籍提供了权威版本，还提出了 “校勘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成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重要理论，对后世的文献编校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轼评价他的治学：“南丰先生编校史书，如农夫耕地，深耕细作，不遗漏一寸土地；如匠人琢玉，精雕细琢，不留下一丝瑕疵。”
晚年著述：儒道传承的 “南丰先生”
元丰三年（1080 年），曾巩因 “年老体弱”，请求外放，任洪州知州。洪州当时遭遇瘟疫，百姓深受其苦。曾巩到任后，立即设立 “惠民药局”，聘请名医为百姓诊治，免费提供药物；他还组织百姓清理街道、疏通沟渠，改善卫生条件，防止瘟疫蔓延。同时，他继续推行 “减税、兴修水利” 的政策，让洪州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
在洪州的三年里，曾巩利用政务之余，整理自己一生的诗文与著述，编撰《元丰类稿》。这部著作收录了他的古文、诗歌、奏疏等作品共五十卷，其中大部分是他对 “儒家道义、民生治理、文学创作” 的思考。在《元丰类稿序》中，他写道：“吾一生著述，非为扬名，而为传承儒道、惠及后人。若后人读吾之文，能明道义、知民生，则吾愿足矣。”
元丰六年（1083 年），曾巩因病情加重，请求退休，得到朝廷批准。他回到南丰后，隐居在 “南丰书院”，一边养病，一边教授子弟研读儒家经典与古文。他在书院里写下《论语集解》《孟子集注》，用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解读儒家经典中的民本思想与道义理念。他教导子弟：“读书当以‘仁义’为根本，作文当以‘务实’为准则，为官当以‘安民’为己任。”
元祐元年（1086 年），曾巩在南丰书院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临终前，他将《元丰类稿》的手稿交给儿子曾肇，嘱咐他：“将此书流传后世，让更多人了解儒家道义，重视民生疾苦。” 他的死讯传开后，文坛与政坛都为之悲痛，苏轼写下《祭曾巩文》，称他 “文追韩柳，政比龚黄（汉代循吏龚遂、黄霸），可谓北宋儒者之典范”；王安石也在《哭曾巩》诗中写道：“南丰先生去不还，江湖寂寞少知音。”
千年回响：儒道务实的 “精神传承”
曾巩的一生，在北宋文坛与政坛上，或许不如苏轼、王安石那般耀眼，却有着独特的价值。在文学上，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以 “文以载道、务实崇真” 的文风，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并称 “唐宋八大家”。他的文章虽语言质朴，却蕴含着深厚的儒家道义与民生关怀，《墨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作品，成为后世古文创作的典范，被收录进《古文观止》等经典选本。
在政治上，曾巩是北宋 “循吏” 的代表，他每到一处，都以 “为民造福” 为己任，无论是越州赈灾、齐州治盗，还是洪州防疫，都展现出 “务实、爱民、清廉” 的为官品格。他的治政理念 “治盗先治贫、安民先减税”，对后世官员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海瑞、清代的于成龙等清官，都将他的治政经验作为借鉴。
在学术上，曾巩是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编校的典籍与提出的 “校勘四法”，为古代文献的传承与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今天，他编校的《战国策》《说苑》仍是学者研究战国史、汉代史的重要资料，他的校勘理论仍被文献学研究者广泛应用。
如今，在江西南丰的曾巩故里，“南丰先生祠” 依然保存完好，祠堂内的 “文以载道，政以安民” 匾额，熠熠生辉；在山东济南的大明湖畔，“北渚亭” 遗址旁，仍有游客驻足，吟诵曾巩的诗句；在浙江绍兴的鉴湖边，“曾公碑” 虽历经千年风雨，却仍能清晰看到百姓对他的赞誉。这些遗迹，不仅是对曾巩的纪念，更是对他 “儒道务实” 精神的传承。
曾巩的一生，如同一杯醇厚的米酒，初品看似平淡，细品却能感受到其中的深厚底蕴。他没有追求 “惊世骇俗的才华”，却以 “笃实坚守” 践行了儒家的 “仁义之道”；他没有留下 “流传千古的名句”，却以 “务实为民” 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正如他在《墨池记》中所写：“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他的一生，便是对 “精力自致、笃实坚守” 的最好诠释 —— 这种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 “儒者务实” 的生动注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 “传承道义、造福民生” 而努力奋斗。